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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阳春四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三届学术文化节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隆重举行。此届学术文化节以“传承?创新?笃行”为主题，内容丰富，品位高端，可谓一场学术文化的盛宴。本刊采撷其中一项学术文化活动——“锵锵三人行：学术?文化?创新”大家谈的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何谓学术？
石中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学术，抑或真理，乃天下之公器，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学术有许多门类，不论是哪一个领域的学术，都要有一种学术的精神。这种学术的精神就是探究真理的精神。学术就是对真理的一种探求，而真理不属于任何个人，是为人类所共享的。人类之所以从古到今对真理孜孜以求，愿意与真理为友，我想主要原因是，只有真理才能改进社会，造福人类。治学问者应当以此为毕生的信念。
袁振国（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我的心目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学术就是说真话。学术是干吗的呢？学术就是说真话。
说真话的第一个条件，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真话。不然，你以为你说的话是真的，其实并不是。所以，你要找到真话，就是要发现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的规律，这，就是寻求的过程，研究的过程，探索的过程。
说真话的第二个条件，是你要敢于说真话。当你发现了真话之后敢像哥白尼、伽利略一样说出真话吗？真理有时并不掌握在大众手中，所以你还要敢于说出真话。
说真话的第三个条件，是你还要会说真话。你发现真理了，也有说出来的勇气了，可是你能不能够表达得让大家明白，让大家乐于接受？这也是很有学问的。
杨东平（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真正能够以学术为兴趣，以学术为生命的人不多。现在很多人就是把做研究作为一个职业，作为一个工作，作为一个个人的前途。其实，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说，个人的兴趣可能是最重要的，爱好学术，这是没办法强求的。许多人当初可能不全是因兴趣而学教育的，但既然已经进来了，只能逐渐培养兴趣，就像谈恋爱一样。许多人当时是听从了老师的、家长的、别人的意见，对自己所学的学科专业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好。大学毕业了，还是一片迷茫，就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了，还是没有方向，就继续读博士。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能不能来读博，我大多“劝退”，因为我知道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出自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文凭。
教育的真谛，教育的真正功能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确地认识了。这就是促进人的自我发现，进而自我实现。教育是一种点燃、照亮、打开、顿悟、得道，就是一个人忽然认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事，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惜我们很多人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他不是不想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是内心没有声音，是空心的。这才是最大的教育失败。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要逐渐地补上这一课，使自己有一个充实的内心，内心有一个响亮的声音，然后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怎么做学术？
袁振国：回想我发表第一篇关于教育学的文章，是一篇关于孔子教育思想的短文，时间是1981年。当时我毕业于中文系，留校任教，看了关于国学方面的书，为了表达自己对教育学的感情，就想应该写一写。时值至今已有31年了。在这31年之中，我经历了一些变化，从高校到行政机关到现在的研究院，从一所高校到另一所高校，从一个司局到另一个司局。在这些经历中，我觉得做好学问，发挥好学术的作用，关键是要掌握好三种语言：学术性语言、政策性语言和实践性语言。
我先谈谈学术性语言。学术性语言是我们在座各位硕士生、博士生和我们学校的教授所娴熟掌握的。学术性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引经据典，表达自己对应然的理解和畅想。人们为了加强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发明了学科分类，继而发明了系列相应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可利于我们深究事物本质的内部，可以说是我们深入事物本质内部的必要条件。当一些学科建设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学术性语言就演变为一种自身的逻辑。鉴于现存的一些现象，在此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陷入盲目追求这种自身逻辑的“怪圈”里，切莫滥用学术性语言故弄玄虚，误以“把一个很明白的问题弄到大家都不明白”为学术。譬如，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到了一种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状态，写文章就是为了发表，为了评职称，为了年度考核，别无他意了。这样的学术研究是不大健康的，不可取的。
接着，谈谈政策性语言。做学术研究，能不能掌握政策性语言很关键。政策性语言不是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主要不是一种表达方式，而是思维方式。政策是干什么的？政策就是要拿出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与学术性语言不同，政策性语言不讲究完美，而讲究操作性。打个比方吧，制定政策就好比在所有的坏的方案当中，找到一个最不坏的方案。完美的政策是没有的，如果你要搞一个完美的政策的话，那就是学术理想了。事实上，所有的政策都牵涉不同的观点，都牵涉不同的利益，都牵涉不同的诉求。如果你的政策倾向了这一方，另一方就不高兴。所以，任何政策要让所有人都高兴，这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只能是尽量让最大多数的人受益，这就是制定政策的思维方法。所以，制定政策实则就是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资源之间进行选择，这样的过程往往非常强调操作性。比如，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过程中，人们曾热议过高中文理分科这个问题。你们可去查一查当时的媒体，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到底高中能不能取消文理分科。有人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高中文理分科，完全不符合现代学术发展规律，完全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绝对不能取消高中文理分科，若取消了就会大大增加学生的负担。网上进行意见调查，结果就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正反方为50.5%和49.5%。当这个数据摆在决策者的面前，怎么办？反对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赞成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道理都讲完了，各方面的利益都陈述完毕，余下的问题是你要作出决策。像这样的问题，在制定《纲要》时有成千上万。我可以告诉大家，在《纲要》的制成过程中，没有一个重大决策是完全能够达成一致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3个以上意见，而且这些意见都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决策。在决策时，最关键的是要进行判断，就是要有一种社会感觉，要有一种“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大家会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即判断能不能够操作。所以，当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都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写成一句话，这句话要各个方面都能接受，这就需要政策性语言。有的时候，为写这句话要磨上三天三夜。所以，在一次《纲要》专访中有人问我这么长时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说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在千差万别当中理出头绪，在千言万语当中寻求共识。所以，政策性语言是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对现实的把握和判断。 最后谈谈实践性语言。我们写了这么多东西，做了这么多的研究，最终是要干什么？我们表达我们的观点，当然是希望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抱负和理想。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纯粹是为了写文章，别人爱看不看是别人的事，那你写它干什么？你的生命价值又在哪里呢？所以做研究一定是要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实践性语言。倘若大家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那你怎么跟大家说？所以我们就要学会说话，要让我们的听众喜闻乐见。因此我多次推荐我最喜欢的书，也是我最经常看的书——《毛泽东选集》，建议大家也看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辉煌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深刻的道理，讲得那么生动那么明白。要让学生能够看明白，要让教师能够看明白，要让校长能够看明白，要让社会大众能够看明白，这就是我向大家提出的一个写文章的基本要求。我要告诉大家，要有实践性语言，要让人看得懂，它并不是一个表达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首先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你为谁而作，为谁而写，为谁而研究？你把立场转变过来，不要弄得曲高和寡。要发表这个意见，要用这个观点去改变世界，用这个看法去改变民生，你就要想办法，千方百计地把这个想法表达明白。这非常重要！
杨东平：如何深入地做学术研究？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个人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风格是不一样的。我只说我个人的。我认为今天我们碰到的中国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向可探寻答案。第一个方向是国际比较，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有共性，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经历了，如果我们善于借鉴，那么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方向就是实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老大难的问题在基层都有解决的方法。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原来的长治市委书记、著名的改革家吕日周所言。他说“中国所有的老大难的问题在基层都有解决的方法，关键是做领导的能不能去发现它，总结它，肯定它，推广它”。我非常赞同他这句话。像我们现在择校热等问题在许多地方就可以解决，做得很好，不是不治之症，不是没有办法。我认为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增加我们改革的信心。
石中英：如何做学术，是一个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的问题。有四点恐怕要引起关注：第一，了解所研究的对象。一门学问，不管研究什么，都要以对所研究的对象的认识为出发点。从大的方面来说，研究自然的不同于研究社会的，研究社会的也不同于研究人文的。研究对象大抵上可以分为三类，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存在特性，也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者的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第二，掌握研究的方法。方法是接近对象的手段，是获取有关对象存在和变化特征、趋势的工具，也是分析有关研究对象资料的框架。做学问的人，不管是哪一种学问，都要熟练地、准确地掌握本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并经常地使用它们、完善它们。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完美的，综合应用各种方法开展研究也是当前教育学研究的趋势之一。第三，提高方法论素养。方法论是对于方法的反思，是有关方法的理论，也是为各种方法提供辩护的理论工具。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及其适切性有自觉的理论认识和反思，以便为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创造思想条件。第四，恪守研究伦理。研究伦理是研究者在申报课题、研究问题、分析资料、得出结论、发表成果、参与学术讨论、学术评价等学术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伦理要求，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学术精神，反对各种弄虚作假、党同伐异的现象，以便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有最佳的研究方法吗？
杨东平：教育学科领域门类是比较宽的，所以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有点过于宏大，上课的话要上好几门呢。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至少要反对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要返璞归真，要恢复诚实，要说人话。这很重要。
石中英：我的学科是教育哲学，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就是哲学。哲学和教育哲学是弱方法的学科，它们的方法很难从哲学思想过程中分离出来单独地教授。当学生问我怎么做研究的时候，我建议他们去读那些哲学或教育哲学的经典作品。通过阅读来慢慢地理解哲学研究或教育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等等的不同。一般来说，每种研究，其研究过程都是非常类似的，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释问题，在这方面哲学和科学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具体到各个知识领域，所偏好的研究方法还是有不同。明显地，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学前教育等等会偏好不同的研究方法。至于哪一种研究方法是最合适的方法，不能笼统地断言，主要看哪种方法最适合你的研究问题。最适合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最优的方法。
袁振国：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本身没有好与不好这一说。根据研究的现象、研究的目标、研究的任务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匹配了，就是运用了好方法，不匹配，就是没有采用好方法。但是，在此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最最重要、最最根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讲一个故事。那是在20多年前，当时曾经有个很流行的观点，说我们国家的学制需要修改。为此，教育部组织一些学者专家成立了一个课题组，专题研究我国学制问题。课题组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所有公开发表希望修改学制的文章大概有90多篇，其中大概有40多篇是没有任何出处的，就是表达要修改学制这一个观点，至于为什么要修改学制，都是自己主观的想法。而余下的40多篇是有注释的，追溯发现，原来都是引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了当前国际教育的十大趋势，最后的一个趋势就是学制要缩短。然后课题组就找到该文的作者，想与其探讨一番，结果作者说，我写这篇文章时，是九大趋势，觉得不大好看啊，然后就凑够十大趋势吧，写什么呢，就写学制缩短吧。就写了这么一个人为的观点，结果以讹传讹，弄成这样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个丑闻，作为反面镜子，希望大家领悟做学问最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
（责任编辑：林静）
何谓学术？
石中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学术，抑或真理，乃天下之公器，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学术有许多门类，不论是哪一个领域的学术，都要有一种学术的精神。这种学术的精神就是探究真理的精神。学术就是对真理的一种探求，而真理不属于任何个人，是为人类所共享的。人类之所以从古到今对真理孜孜以求，愿意与真理为友，我想主要原因是，只有真理才能改进社会，造福人类。治学问者应当以此为毕生的信念。
袁振国（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我的心目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学术就是说真话。学术是干吗的呢？学术就是说真话。
说真话的第一个条件，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真话。不然，你以为你说的话是真的，其实并不是。所以，你要找到真话，就是要发现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的规律，这，就是寻求的过程，研究的过程，探索的过程。
说真话的第二个条件，是你要敢于说真话。当你发现了真话之后敢像哥白尼、伽利略一样说出真话吗？真理有时并不掌握在大众手中，所以你还要敢于说出真话。
说真话的第三个条件，是你还要会说真话。你发现真理了，也有说出来的勇气了，可是你能不能够表达得让大家明白，让大家乐于接受？这也是很有学问的。
杨东平（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真正能够以学术为兴趣，以学术为生命的人不多。现在很多人就是把做研究作为一个职业，作为一个工作，作为一个个人的前途。其实，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说，个人的兴趣可能是最重要的，爱好学术，这是没办法强求的。许多人当初可能不全是因兴趣而学教育的，但既然已经进来了，只能逐渐培养兴趣，就像谈恋爱一样。许多人当时是听从了老师的、家长的、别人的意见，对自己所学的学科专业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好。大学毕业了，还是一片迷茫，就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了，还是没有方向，就继续读博士。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能不能来读博，我大多“劝退”，因为我知道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出自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文凭。
教育的真谛，教育的真正功能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确地认识了。这就是促进人的自我发现，进而自我实现。教育是一种点燃、照亮、打开、顿悟、得道，就是一个人忽然认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事，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惜我们很多人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他不是不想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是内心没有声音，是空心的。这才是最大的教育失败。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要逐渐地补上这一课，使自己有一个充实的内心，内心有一个响亮的声音，然后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怎么做学术？
袁振国：回想我发表第一篇关于教育学的文章，是一篇关于孔子教育思想的短文，时间是1981年。当时我毕业于中文系，留校任教，看了关于国学方面的书，为了表达自己对教育学的感情，就想应该写一写。时值至今已有31年了。在这31年之中，我经历了一些变化，从高校到行政机关到现在的研究院，从一所高校到另一所高校，从一个司局到另一个司局。在这些经历中，我觉得做好学问，发挥好学术的作用，关键是要掌握好三种语言：学术性语言、政策性语言和实践性语言。
我先谈谈学术性语言。学术性语言是我们在座各位硕士生、博士生和我们学校的教授所娴熟掌握的。学术性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引经据典，表达自己对应然的理解和畅想。人们为了加强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发明了学科分类，继而发明了系列相应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可利于我们深究事物本质的内部，可以说是我们深入事物本质内部的必要条件。当一些学科建设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学术性语言就演变为一种自身的逻辑。鉴于现存的一些现象，在此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陷入盲目追求这种自身逻辑的“怪圈”里，切莫滥用学术性语言故弄玄虚，误以“把一个很明白的问题弄到大家都不明白”为学术。譬如，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到了一种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状态，写文章就是为了发表，为了评职称，为了年度考核，别无他意了。这样的学术研究是不大健康的，不可取的。
接着，谈谈政策性语言。做学术研究，能不能掌握政策性语言很关键。政策性语言不是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主要不是一种表达方式，而是思维方式。政策是干什么的？政策就是要拿出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与学术性语言不同，政策性语言不讲究完美，而讲究操作性。打个比方吧，制定政策就好比在所有的坏的方案当中，找到一个最不坏的方案。完美的政策是没有的，如果你要搞一个完美的政策的话，那就是学术理想了。事实上，所有的政策都牵涉不同的观点，都牵涉不同的利益，都牵涉不同的诉求。如果你的政策倾向了这一方，另一方就不高兴。所以，任何政策要让所有人都高兴，这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只能是尽量让最大多数的人受益，这就是制定政策的思维方法。所以，制定政策实则就是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资源之间进行选择，这样的过程往往非常强调操作性。比如，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过程中，人们曾热议过高中文理分科这个问题。你们可去查一查当时的媒体，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到底高中能不能取消文理分科。有人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高中文理分科，完全不符合现代学术发展规律，完全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绝对不能取消高中文理分科，若取消了就会大大增加学生的负担。网上进行意见调查，结果就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正反方为50.5%和49.5%。当这个数据摆在决策者的面前，怎么办？反对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赞成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道理都讲完了，各方面的利益都陈述完毕，余下的问题是你要作出决策。像这样的问题，在制定《纲要》时有成千上万。我可以告诉大家，在《纲要》的制成过程中，没有一个重大决策是完全能够达成一致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3个以上意见，而且这些意见都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决策。在决策时，最关键的是要进行判断，就是要有一种社会感觉，要有一种“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大家会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即判断能不能够操作。所以，当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都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写成一句话，这句话要各个方面都能接受，这就需要政策性语言。有的时候，为写这句话要磨上三天三夜。所以，在一次《纲要》专访中有人问我这么长时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说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在千差万别当中理出头绪，在千言万语当中寻求共识。所以，政策性语言是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对现实的把握和判断。 最后谈谈实践性语言。我们写了这么多东西，做了这么多的研究，最终是要干什么？我们表达我们的观点，当然是希望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抱负和理想。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纯粹是为了写文章，别人爱看不看是别人的事，那你写它干什么？你的生命价值又在哪里呢？所以做研究一定是要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实践性语言。倘若大家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那你怎么跟大家说？所以我们就要学会说话，要让我们的听众喜闻乐见。因此我多次推荐我最喜欢的书，也是我最经常看的书——《毛泽东选集》，建议大家也看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辉煌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深刻的道理，讲得那么生动那么明白。要让学生能够看明白，要让教师能够看明白，要让校长能够看明白，要让社会大众能够看明白，这就是我向大家提出的一个写文章的基本要求。我要告诉大家，要有实践性语言，要让人看得懂，它并不是一个表达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首先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你为谁而作，为谁而写，为谁而研究？你把立场转变过来，不要弄得曲高和寡。要发表这个意见，要用这个观点去改变世界，用这个看法去改变民生，你就要想办法，千方百计地把这个想法表达明白。这非常重要！
杨东平：如何深入地做学术研究？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个人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风格是不一样的。我只说我个人的。我认为今天我们碰到的中国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向可探寻答案。第一个方向是国际比较，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有共性，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经历了，如果我们善于借鉴，那么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方向就是实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老大难的问题在基层都有解决的方法。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原来的长治市委书记、著名的改革家吕日周所言。他说“中国所有的老大难的问题在基层都有解决的方法，关键是做领导的能不能去发现它，总结它，肯定它，推广它”。我非常赞同他这句话。像我们现在择校热等问题在许多地方就可以解决，做得很好，不是不治之症，不是没有办法。我认为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增加我们改革的信心。
石中英：如何做学术，是一个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的问题。有四点恐怕要引起关注：第一，了解所研究的对象。一门学问，不管研究什么，都要以对所研究的对象的认识为出发点。从大的方面来说，研究自然的不同于研究社会的，研究社会的也不同于研究人文的。研究对象大抵上可以分为三类，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存在特性，也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者的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第二，掌握研究的方法。方法是接近对象的手段，是获取有关对象存在和变化特征、趋势的工具，也是分析有关研究对象资料的框架。做学问的人，不管是哪一种学问，都要熟练地、准确地掌握本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并经常地使用它们、完善它们。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完美的，综合应用各种方法开展研究也是当前教育学研究的趋势之一。第三，提高方法论素养。方法论是对于方法的反思，是有关方法的理论，也是为各种方法提供辩护的理论工具。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及其适切性有自觉的理论认识和反思，以便为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创造思想条件。第四，恪守研究伦理。研究伦理是研究者在申报课题、研究问题、分析资料、得出结论、发表成果、参与学术讨论、学术评价等学术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伦理要求，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学术精神，反对各种弄虚作假、党同伐异的现象，以便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有最佳的研究方法吗？
杨东平：教育学科领域门类是比较宽的，所以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有点过于宏大，上课的话要上好几门呢。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至少要反对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要返璞归真，要恢复诚实，要说人话。这很重要。
石中英：我的学科是教育哲学，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就是哲学。哲学和教育哲学是弱方法的学科，它们的方法很难从哲学思想过程中分离出来单独地教授。当学生问我怎么做研究的时候，我建议他们去读那些哲学或教育哲学的经典作品。通过阅读来慢慢地理解哲学研究或教育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等等的不同。一般来说，每种研究，其研究过程都是非常类似的，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释问题，在这方面哲学和科学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具体到各个知识领域，所偏好的研究方法还是有不同。明显地，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学前教育等等会偏好不同的研究方法。至于哪一种研究方法是最合适的方法，不能笼统地断言，主要看哪种方法最适合你的研究问题。最适合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最优的方法。
袁振国：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本身没有好与不好这一说。根据研究的现象、研究的目标、研究的任务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匹配了，就是运用了好方法，不匹配，就是没有采用好方法。但是，在此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最最重要、最最根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讲一个故事。那是在20多年前，当时曾经有个很流行的观点，说我们国家的学制需要修改。为此，教育部组织一些学者专家成立了一个课题组，专题研究我国学制问题。课题组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所有公开发表希望修改学制的文章大概有90多篇，其中大概有40多篇是没有任何出处的，就是表达要修改学制这一个观点，至于为什么要修改学制，都是自己主观的想法。而余下的40多篇是有注释的，追溯发现，原来都是引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了当前国际教育的十大趋势，最后的一个趋势就是学制要缩短。然后课题组就找到该文的作者，想与其探讨一番，结果作者说，我写这篇文章时，是九大趋势，觉得不大好看啊，然后就凑够十大趋势吧，写什么呢，就写学制缩短吧。就写了这么一个人为的观点，结果以讹传讹，弄成这样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个丑闻，作为反面镜子，希望大家领悟做学问最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