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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的北大图书馆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毛泽东面临着如何解决生活费用的问题。据他回忆：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做。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关于毛泽东与李大钊相见一事，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8月下旬，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那么，毛泽东到北京后并任职北大图书馆与蔡元培有什么关系呢？
据萧子升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贯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李大钊顺从地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
萧子升的说法是否准确呢？无疑，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需要征得北大校长的同意。那时尚无人事管理机构，教职员工的任用与罢免，全由各机关、各学校的最高首长决定。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的许可，毛泽东是无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或许有过杨昌济请李大钊帮毛泽东在北京找工作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李大钊当时为了图书馆的迁移问题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解决毛泽东的工作问题。因此，如果说正式相见，毛泽东需要在蔡元培到校后并得其首肯，虽然并不一定需要面见蔡元培。当时几乎所有进入北大的推荐都需要先向校长请示并由其决定，既然杨昌济是经人推荐并由蔡元培邀请调入北大的，杨理所当然可以找蔡元培。蔡元培对青年才俊的培养与厚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方式也为杨昌济推荐毛泽东提供了可能，梁漱溟等人就是最好的例证。梁是一个未能考上北大的学生，但由于发表的文章很有见解，蔡元培就可以直接聘请他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杨昌济对于资质俊秀、为学勤奋的得意门生，肯定会自信地向蔡元培推荐，从杨昌济邀毛泽东来北京，并希望他进入北大读书的信件中即可推测其后续行为。
蒋梦麟的说法不确
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
蒋梦麟的说法存在明显的错误。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之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由于受五四学潮的影响，蔡元培离开北大。1919年7月23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全体集会欢迎蒋梦麟代理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直到9月20日，北大新的学期正式开学的时候，蔡元培才到校处理校务。而此前的两个月便为蒋梦麟第一次代替蔡元培出掌北大的校务。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10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梦麟是在1919年春就任北大教育系教授，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而是时毛泽东已离开北大，兩者毫不相关。据梁漱溟讲，毛泽东北来，即投住杨昌济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也许蒋梦麟为其他图书馆管理员批过类似的条子，但绝非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当时并不出名，作为一校之长，为推荐工作批示的条子，往往不会具有较深的记忆。即便是蔡元培的各种回忆、书信，也无记载为毛泽东批过条子的事情。
在图书馆工作具体情况
据考证，毛泽东在图书馆正式上班的时间为1918年10月22日到26日之间。当时北大图书馆由5个阅览室组成，毛泽东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
这15种报刊主要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中外文报纸。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解决了生计问题，也可以留在北大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因为当时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招收一批旁听生。而毛泽东离开北大的时间当为1919年3月12日之前。是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14日，达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回湖南。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却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级工薪。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
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毛泽东对过去的抱怨不假，但当时在杨、蔡、李等人的帮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却基本解决了生活难题。毛泽东也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积极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
在北大，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这对其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逐步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一步。
（据《新文化史料》）
相关资料
毛泽东为什么不考北大？
能够跨入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学府无疑是最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事。但当年毛泽东却断然拒绝报考北大。1918年秋，毛泽东为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与萧瑜、罗章龙等由长沙来到北京，其时他在“湖南一师”的恩师杨昌济已受聘在北大任教，毛泽东就住到杨昌济家里。经由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北大教授李大钊，并经李大钊推荐，谋得北大图书馆书记员一职，负责报刊书籍的借阅登记和归类整理等事务，月薪八元。工作之余，毛泽东还报名成为北大社会哲学系的一名注册旁听生，并加入北大新闻研究会等团体。
这段时间，与他同行的同乡好友罗章龙经过考试，成为北大哲学系正式学生，但作为旁听生的毛泽东却不为所动。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好学深思才华横溢，一向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他为何不报考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北大呢？坊间有很多说法流传，据说时任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的胡适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胡素以谦谦君子自居，这段话被认为是他说过的最没有绅士风度的话。据曾与毛泽东有“管鲍之交”的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压根就没有报考北大的意愿，甚至对报考北大持一种不屑的态度，因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后，觉得北大课程太陈旧，太腐朽，不值得费事儿，考北大是浪费时间。因此他在北大呆了一段时间后，仍然回到湖南，组织创建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这些，才是他认为当时更值得做的事。
（据《羊城晚报》）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毛泽东面临着如何解决生活费用的问题。据他回忆：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做。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关于毛泽东与李大钊相见一事，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8月下旬，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那么，毛泽东到北京后并任职北大图书馆与蔡元培有什么关系呢？
据萧子升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贯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李大钊顺从地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
萧子升的说法是否准确呢？无疑，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需要征得北大校长的同意。那时尚无人事管理机构，教职员工的任用与罢免，全由各机关、各学校的最高首长决定。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的许可，毛泽东是无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或许有过杨昌济请李大钊帮毛泽东在北京找工作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李大钊当时为了图书馆的迁移问题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解决毛泽东的工作问题。因此，如果说正式相见，毛泽东需要在蔡元培到校后并得其首肯，虽然并不一定需要面见蔡元培。当时几乎所有进入北大的推荐都需要先向校长请示并由其决定，既然杨昌济是经人推荐并由蔡元培邀请调入北大的，杨理所当然可以找蔡元培。蔡元培对青年才俊的培养与厚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方式也为杨昌济推荐毛泽东提供了可能，梁漱溟等人就是最好的例证。梁是一个未能考上北大的学生，但由于发表的文章很有见解，蔡元培就可以直接聘请他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杨昌济对于资质俊秀、为学勤奋的得意门生，肯定会自信地向蔡元培推荐，从杨昌济邀毛泽东来北京，并希望他进入北大读书的信件中即可推测其后续行为。
蒋梦麟的说法不确
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
蒋梦麟的说法存在明显的错误。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之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由于受五四学潮的影响，蔡元培离开北大。1919年7月23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全体集会欢迎蒋梦麟代理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直到9月20日，北大新的学期正式开学的时候，蔡元培才到校处理校务。而此前的两个月便为蒋梦麟第一次代替蔡元培出掌北大的校务。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10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梦麟是在1919年春就任北大教育系教授，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而是时毛泽东已离开北大，兩者毫不相关。据梁漱溟讲，毛泽东北来，即投住杨昌济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也许蒋梦麟为其他图书馆管理员批过类似的条子，但绝非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当时并不出名，作为一校之长，为推荐工作批示的条子，往往不会具有较深的记忆。即便是蔡元培的各种回忆、书信，也无记载为毛泽东批过条子的事情。
在图书馆工作具体情况
据考证，毛泽东在图书馆正式上班的时间为1918年10月22日到26日之间。当时北大图书馆由5个阅览室组成，毛泽东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
这15种报刊主要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中外文报纸。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解决了生计问题，也可以留在北大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因为当时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招收一批旁听生。而毛泽东离开北大的时间当为1919年3月12日之前。是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14日，达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回湖南。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却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级工薪。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
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毛泽东对过去的抱怨不假，但当时在杨、蔡、李等人的帮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却基本解决了生活难题。毛泽东也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积极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
在北大，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这对其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逐步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一步。
（据《新文化史料》）
相关资料
毛泽东为什么不考北大？
能够跨入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学府无疑是最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事。但当年毛泽东却断然拒绝报考北大。1918年秋，毛泽东为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与萧瑜、罗章龙等由长沙来到北京，其时他在“湖南一师”的恩师杨昌济已受聘在北大任教，毛泽东就住到杨昌济家里。经由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北大教授李大钊，并经李大钊推荐，谋得北大图书馆书记员一职，负责报刊书籍的借阅登记和归类整理等事务，月薪八元。工作之余，毛泽东还报名成为北大社会哲学系的一名注册旁听生，并加入北大新闻研究会等团体。
这段时间，与他同行的同乡好友罗章龙经过考试，成为北大哲学系正式学生，但作为旁听生的毛泽东却不为所动。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好学深思才华横溢，一向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他为何不报考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北大呢？坊间有很多说法流传，据说时任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的胡适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胡素以谦谦君子自居，这段话被认为是他说过的最没有绅士风度的话。据曾与毛泽东有“管鲍之交”的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压根就没有报考北大的意愿，甚至对报考北大持一种不屑的态度，因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后，觉得北大课程太陈旧，太腐朽，不值得费事儿，考北大是浪费时间。因此他在北大呆了一段时间后，仍然回到湖南，组织创建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这些，才是他认为当时更值得做的事。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