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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在政治性“战歌”、“颂歌”之外存在着多种文学民间空间，以“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为代表的众多民间诗社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进行了各有个性的探索，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弥补了新诗的某些缺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好诗，使1950年代成为中国新诗并非歉收的年代。在这过程中，台湾诗人经历的艺术生命的“脱胎换骨”，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提供了战后中国文学政治压抑下“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经验，大大丰富了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