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茶，我把它作为“花草茶”的省称。之所以使用这样一个怪怪的词，一方面是为了与北京人常年必备的“花茶”，多仅指茉莉花茶而言，区分开来；再者也是因为“花草茶”中之“花”始终脱离不开“草”，茶之“花”从来都是作为“草”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当然，在这个定义中，那种高大乔木的花儿不在我的视野之中。席慕容笔下《一棵开花的树》，美则美矣，却与“茶”不甚相干，即便是如中国茶树（Camellia Sinensis）般的灌木，往往也难以成为草茶的主料。事实上，在西文中，“花草茶”（Herbal Tea）之原意乃专指“药草”（Herb）煮泡而言；而Herb在辞典中的解释是“所有非木质并含有芳香的草本植物”。可见，以“草茶”来称呼“花草茶”，自是求其本而言之，并无失却规范的地方。
　　以花草泡茶的民间医用手法，在中原和西土均无二异——中外历史上都不乏以保健治疾为目的的汤药茶水。草茶被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象征，尤其是有闲阶级的悠哉饮品，不过是近二三百年的事情。那时候，工业革命正在欧洲大陆推进，蒸汽机的轰鸣响彻四海。欧陆美术转入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思潮之中，唯独浪漫的法国人在与时代风尚紧密结合的审美主流外另辟蹊径，自然美学开始融入都市生活的侧影里，现代主义意味在“有闲阶级论”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得到了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草茶”的品饮可谓法国人对抗现代理性生活的一种人文姿态。这种姿态反映在人们对草茶的味蕾、视觉、嗅觉、听觉等媒介感兴上，则是药效功能的弱化与芳香、颜色、光泽等艺术效果的增强——试想，金色的报春花或紫色的锦葵起舞在透明的玻璃壶里，壶底点缀着摇曳的烛光，岂不类似一场艺术的小盛宴？“美”的草茶由法国发源，扩展至欧洲大陆，飘过大西洋而抵北美，经东洋而转入台湾。
　　历史的进步总是奇怪的轮回。在现代主义美学完成了对古典主义的初步否定，即将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之时，后现代主义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冒出头来。“花草茶”，这一天然带有审美意味的名字，正是20世纪下半叶台湾从业者极富生活美学的译法。于是，草茶作为浪漫、情调、品味的象征，开始进入久闭的中国人生活。我的中学时代是在闽北山区的小城里度过的。那时候正是20世纪最末若干年，韩剧和台湾剧裹挟着一种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美学体验横扫了那个年头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同龄人。“梵蒂冈下有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薰衣草，那是天使出入的地方”之类的句子肆意地流淌在诸如毕业纪念册的空白之处。代表草茶的植物元素，开始出现在中国山区的县级小城的饮品屋中。我清晰地记得一家名为“菁云果汁”的小店开在与中学校园一桥之隔的街边。隔断的、幽暗的，耳畔响着柔和旋律的氛围里，点上一壶薰衣草或是迷迭香，两人对面而坐、坐而倾听的感觉，要比窗口外卖一杯珍珠奶茶的感觉好上无数倍。
　　除了珠光宝气的洋甘菊或者典雅深沉的丽春花之流，多数草茶泡开是淡淡的颜色。玫瑰茶或松芽茶的那种浅色调，是草茶中常见的类型。但就其色泽而言，草茶仍可以组成一道赤、橙、红、绿、青、蓝、紫的谱系。这道光谱在自然中存在，在人文精神的塑造下升华，配合着或温和或清新或庄重或强烈的香气，激荡起味蕾上的酸甜、清爽、甘苦、醇厚等滋味，俨然一派审美化生活的表征。因此，在进入中国的短短几年中，草茶飞快地成为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并非那么重要的组成部分。且不说有钱人的家庭园丁在近郊别墅的后院种植着随采随泡的花草，弥散在中国县域城市大街小巷的饮品小屋、茶吧、奶茶坊，就是超市里的散称、袋装的干燥草茶原料或罐装的草茶成品也足以令人满目琳琅。在冲水清饮之外，运用牛奶、红酒来泡饮，或者加入蜂蜜、水果切片等等做法的介绍，更是占据着不小的媒体空间：DIY逐渐成为人们参与生活、体验审美的形式，草茶自然也不会例外。一句话，“美”的草茶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它承载着向既定“革命加恋爱”美学的宣战，颠覆家国天下等宏大美学的企图，当然地具有现代性的意味。
　　新兴美学元素一旦被生活固化，其原本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难免要打折扣。这大概也是后现代主义在今天遭遇学理瓶颈的根本原因。仍以草茶为例，随其进入百姓日用过程的是药理功能再次浮出水面——缓解压力、增强免疫、美容养颜、调节肝功等等，成为茶会所招徕客人的各种说辞。而由草茶派生而来的种种元素甚至成为独立的生活美学对象，在药理与审美方面慰藉着现代浪潮中的人们。譬如作为草茶芬芳主要来源的精油，就被单独提炼而成为颇受都市女子青睐的日常生活审美原料；连草茶与葡萄酒共享的鞣质单宁，也被认为具收敛、安神之功效，更遑论那些数不清的水溶性多元维生素种类，它们暗藏在草茶的品牌营销策划之中，扮演着改善肤色、降低色素沉淀、促进消化、抑制自由基等等近乎全面的角色。
　　新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截，中国人为养生、保健的重视日趋高峰。但就生活美学意味而言，却与生活审美元素的物化（thingified）密切相关。无论你是在茶吧里小憩慢饮，还是把原料买回来在家冲泡，草茶的审美都源自一种市场行为。而在山区小城的种种休闲会所中，动辄数十元一壶的价位和尚未被广泛认同的味觉，尤其是休闲经济在广大社会底层的局促，使得草茶的品饮完全是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表征——白领、商务、交际、应酬，捎带加上一点恋爱的成分，这些构成了草茶消费的主要标签；符号消费成为了草茶市场的题中之义。在此之外，“文化的物化”更重要的是指在米勒的意义上，“美”成为了一种“物”，“美”的精神力量必须转化为物质力量才能得到彰显。
　　在草茶药理功效的复兴中，色泽、芳香、味觉等美学意味则开始退场。这一点从草茶市场的分流中可以看出来。在各种茶会所等休闲场所中，草茶的美学功能仍有所存：在由五个心形玻璃小柱支撑着的透明茶壶中，橙黄的金盏花瓣在水里四处游荡、起伏，心形小柱间是一点微弱的烛光，玲珑的火舌缓缓地炙舔着玻璃的壶底；在会所有意营造的环境美态里，草茶的饮者会不自觉地放松心情，进入一个或长或短的审美境界。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在大众消费市场中，草茶或作为引车卖浆者流、或进入药膳食补的行当。我常见的草茶原料销售有两种，一是推车走街或生活超市的散装称重，二是抄个小方到药店按量抓取。这两种显然都与“审美”不那么搭界。进一步而言，即使是在会所、茶室里的草茶品饮，也往往由于饮者先入的功利心态而破坏“审美”的存在。试想，在静谧、柔美的斗室里，焚香、品茗，耳听茶涛而眼见花瓣起舞，草茶汤水色泽在烛光映衬下倍显艳美；而一旦饮者心中挂念即将与对饮者所要签订的大合同、商议的大项目，所有这些超功利的美学元素都将在瞬间消散。
　　从这个意义上说，草茶的生活美学正在被严重的“物化”。自然，法国人所开创的草茶美学传统中，未始不具“物”的特征——审美本身来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然而，一旦草茶在对抗古典主义美学的进程中获得了独立的审美意味，它就拥有了足以与“物”相对峙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的内涵及其所具有的精神超越倾向，当另文再述。可以说，当下的草茶消费，乃是一种生活美学物化的典型表征。
　　在最近的这个冬天，我重回故乡小城，当年的“菁云果汁”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沃特”（Voit）体育用品连锁店。在一家临水而开的名为“台北故事”的休闲吧里，我见到三种草茶列于食单之上：洋甘菊、玫瑰花与薰衣草，单价均为28元/壶。店中中年服务员的介绍多是围绕着草茶的食疗功效，对其色泽等则不置一词；当然，这种审美体验也非是言语所能及者。或是随行友人多是女生的缘故，服务员把三种草茶的功能都集中在美容养颜等方面，难免牵强。我纠正了她关于洋甘菊具有消炎祛痘的说法。这种在欧洲被广泛用于安神、助眠的草花，早期用以小儿“收惊”。在闽北山区中，“收惊”的相关民俗宗教仪式众多，却多不具有洋甘菊的审美意味。中西美学的生活意味之不同，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无论是“物”，还是物之上的“美”，都不能不专注于“人”。以人为本，是超越物质与精神的黄金律，生活美学更是如此。草茶的美学功能如果不纳入“物化”的维度，就难以全面考量其在今天的价值。但仅有“物化”的单元，审美的意味就无从谈起。如此两难处境，非是草茶独有，生活的美学元素皆然，不过倾向两极的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在当下的中国，化解这一困局的出路何在？我的意见是，不妨下回分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