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的喜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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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新兴的飞行汽车、飞行背包仍停留在试验阶段,普通人仍无法通过它们来感受到飞行的乐趣。然而,传统的飞行器已发展得颇为成熟,《经济》记者分别采访了三位有着30-50余年飞行经历的飞行员,粗浅地记录飞行带给他们的喜与悲。
  故事1:航空体育项目的开创者们
  “国内年过古稀仍在飞行的不超过10人。”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原副主任申海青笑道,沈阳79岁高龄的刘翼当属第一,77岁的刘连成位居其后。
  1959年,有冒险精神的刘连成在良乡机场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上崭露头角,后来进入国家体委工作。他是国内动力伞、热气球第一人,而后与申海青志同道合,从国外引进了很多小型航空器,并在国内推广。


  “滑翔员比飞行员的故事丰富多了!”申海青笑道。
  24岁的刘连成创下了国内的滑翔飞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飞行的乐趣很难和你说。”刘连成摇头道。“在空中遇到仙鹤、老鹰,它们不会躲着你,而是把你当朋友。这种与大自然的融合,没飞过的人很难体会。”
  “不如讲讲热气球飞韩国的经历。”申海青的提议让记者的兴趣更浓了。
  1991年,中国与韩国组织热气球飞行,从山东飞往韩国。“原本要飞3个热气球,中方、韩方和韩国某议员各飞一个球。”飞行当天,新做的热气球的球身做大了,封不上顶。“韩国人让给我们一个球,所以只飞了两个球。”
  原以为有了热气球就可以顺利飞行了,谁知飞到海上才发现它的顶部露了一条缝。这相当于热气球漏气啊!当时有人建议,重新调整顶部和球体的位置,立即被飞行员阻止了。飞行员马上联系在地面指挥的刘连成,他也捏了一把汗,“热气球是顺风飞的,没有动力,无法倒回来。当时已经飞到三分之一的距离,国内的直升机也无法出海跟踪救援。”好在燃料充足,只好硬挺着飞到韩国大陆。


  焦急万分的刘连成如今只淡淡地回忆了这段冒险经历。当时他和妻子说完此事,她也急了:“你怎么忍心让儿子去冒险!”
  “原本找了两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他们都因为特殊情况飞不了。”原定的飞行不能耽误,这时申海青提出了一个人选,便是刘连成之子。“我自然不愿意儿子涉险。但为了这个事业,也是有价值的。”
  2008年的一天,申海青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从法国购置了一架动力滑翔机,在地面滑跑时掌握不了方向,搁置了一段时间,请求申海青带着几个学员飞一下。申海青邀请刘连成和滑翔队长一同前往。“我们从机场出发,他驾驶,我压座,转了两趟,发动机有点问题,又飞回来调试它。”
  “等我们再飞起来。”申海青顿了一下,紧接着说:“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没有任何记忆。我算是幸运捡回一条命,滑翔队长却不幸身故。”
  “当时他们请我帮着处理滑翔队长的后事。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感情非常要好。还有一个同年的好友是在飞动力悬挂时不幸逝世的。”刘连成黯然地说。“任何航空体育新项目的引进都是用生命换来的。他们为我们开路,让后人总结经验、研究规章、加强安全措施,避免事故再次发生。”“国内因为引进新项目身故的已有二三十人了。”申海青回忆道。
  故事2:为蓝天飞“断”了腰
  飞行表演被称为“自扣魔鬼之门”,每次表演都是一个挑战,就拿两架飞机表演双飞对头来说,相对速度是1300公里/小時,平均一架飞机速度是650公里/小时,间隔要求不近于40米,两架飞机的相对交叉点还必须保持在观礼台正上方,控制难度非常大,双方除了技术过硬,还要相互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特级飞行员张信民介绍,驾驶单机就需要通过动作充分展示飞机性能。


  作为表演倒飞第一人,张信民打趣道:“像坐过山车一样,但是手上不能停,翻转180度要保持10秒。”在这10秒内,一旦操作不当产生负过载,发动机可能随时停止。
  张信民在一次训练中进入浓积云层,好似处在巨大的牛奶瓶中。由于看不到长机,张信民选择让先行部队先走,自行处理紧急情况。因为知道云层高度是700米,可以让飞机垂直下降脱离云层,但代价是4秒钟后就会亲吻大地,唯一的机会就是拉弹射拉环跳伞。可是张信民从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马上决定油门到底、抱杆,同时放了关键的减速板,整套动作一气呵成,飞机在离地面105米摆脱了危险,随后张信民又继续参加训练。
  其实张信民知道,下坠中巨大的冲击力和强行操控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结束后,腰疼难以忍受,他是让人抬着下了机。本着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张信民短暂休息后,第二天直到飞了5个架次,身体熬不住才入院治疗,那时大家才知道张信民的腰出现腰椎间盘膨出。
  中国空军八一表演队组建于1962年,这支队伍拥有鹰的翅膀,鸽子一样的使命。张信民参加过两次国庆阅兵,分别是1984年和1999年,虽然对观众来讲,只是那一晃而过的镜头,但里面包含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最惊险的要属1999年那次飞行任务了。
  按原定计划,先行的大飞机在南苑机场起飞,而战斗机在基地的本场起飞,双方都要飞到航线的起点,空中会有一个发现、汇合、编队的过程。恰恰在阅兵那天,夜间开始下雨,到早晨才停,空中云量很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机场跑道南头云的底层离地面200米,北头180米,当时指挥部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原计划行不通,只能进行第二方案。”张信民说。
  首先让大飞机从南苑机场飞到本场上空,右梯队的四架飞机先行,左梯队的张信民编队在云下与他们汇合。大概飞到机距140米时,整个飞机突然开始翻滚,就听到对讲机传来僚机(编队飞行中跟随长机执行任务的飞机)的声音——“我们控制不住了”。   “如果在颠簸中发生相撞,任务失败,会打乱阅兵进度,此时必须打起精神来。”据张信民回忆,他只好稳定好情绪,最终战机从尾流区侧出花了十几秒时间,这过程仿佛花了一个世纪。看到周围飞行员在悬窗内竖起大拇指,心才踏实下来。
  故事3:为梦想辞职
  2000年,北京搏奕通航飞行员教练杜国锋和朋友玩滑翔伞,偶然飞到昌平郊区的一片草场上。后来,杜国锋和朋友干脆把自己的通航公司搬到这里。
  上个世纪90年代,杜国锋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宝鸡市的宝鸡饭店当厨师。这与他之前在部队跳伞的工作有着天壤之别。“一闲下来,我就望着天空,想啥时候能再飞上去。”
  当他得知身在北京的张长义有动力伞后,1993年,便瞒着父母辞了职。同事得知后不解地问:“你辞职以后,生活怎么办?”
  “后来打听到一个动力伞要10万元人民币,着实吓了一跳。”杜国锋回忆,当年国外进口的铃木摩托车才2万多元,单位分一套房子才8000多元。自己买不起动力伞,便到处游说朋友。后来一个战友的哥哥出资买了一个动力伞,用它做广告,很快就回本了。“这个动力伞既圆了我的蓝天梦,也救活了他的公司!”
  后来杜国锋和朋友组建了最早民间滑翔伞俱乐部——华联航空俱乐部,在十三陵附近搞滑翔伞。2000年以后,杜国锋开始为特种部队培训飞行人才,成了大家口中的杜教。10年后,他开始飞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我一直在寻找商业飞行和娱乐飞行的平衡点,让自己一直保持飞行的乐趣,而不是纯粹的赚钱工具。”
  杜国锋在儿子小时候就带他飞过滑翔伞。“前不久,他在美国瞒着我,让教练带他到3000米高空跳伞。我要是知道了,肯定反对。人都是自私的吧!”杜国锋苦笑着说。
  当年他父母有多反对他飞行,如今他就有多反对自己的儿子飞行。“我只想他在美国学好发动机维修,以后当个机务就行。”对于父子间的争执,杜国锋只淡淡地说:“我更能理解当年我的执念让父母操了多少心。”
  “飞行会上瘾。”杜国锋笑着说。虽然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飞,但每次飞行体验都不同。人们生活在城市的高楼里,会变得浮躁,飞上天,是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个世界。“当你在高空俯瞰地面时,所有的尘世、俗事,都无影无痕。”
  不少朋友问他在空中遇到事故后怕吗?他说:“怕也没用。遇到不理想的天气、气流或涡流,要想着如何去处理它。”80%的航空事故是人为造成的,比如不细心没有检查到位,或盲目地进行超出自己水平的飞行。他至今记得瑞士教练曾告诉他:“知识使你消除恐惧。”当你了解为什么会出事故,会冷静地去解决,最可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出事故。
  “我们是飞行员,不是一群疯子。”杜国锋表示,很多人认为飞行是冒险,属于极限运动。但在任何时候都热爱生命和家庭,在可控的范围内飞行,不做冒险的事。
  在昌平基地,杜国锋还养了很多大雁雏鸟,将来他要训练大雁同他一起飞翔。就像电影《伴你高飞》中13岁的爱米和父親驾驶着飞机,带着雁群,飞过河流,飞过草地……在天空中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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