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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兰谱，又称“金兰簿”“金兰小谱”，简称“兰谱”，是传统社会民间结拜活动的见证文书。“义结金兰”民间俗称为“结拜”“换帖”“拜把子”，结拜时通常要书写和交换金兰谱。从汉代晚期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结义一直都是社会上下阶层的重要行为，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金兰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现象。通过对相关金兰谱的考察，我们看到结义习俗和金兰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现象。
传统结义的起源与发展
1.义结金兰的起源
“金兰”语出《易经·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讲的是心如金子一般纯真，坚固，彼此品性投合，似兰花一样馨香。南朝文学家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讲的是山涛与嵇康、阮籍三人一见面，就情投意合，成为最好的朋友。
2.金兰文化的发展
从文献上看，一般认为义结金兰的行为最早起源于汉代晚期，我们最熟知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说，刘、关、张结拜的誓言为：“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南北朝末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曾讲道：“四海之内，结为兄弟……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这段记载更加明确地表明，在南北朝末期结拜成为中国人相当流行的风俗。隋唐时期，沿袭魏晋南北朝风气，有异姓结义之俗，且结义时必焚香火。隋朝末年，李世民就曾与突厥人“焚香火”即结为兄弟。到了唐代，已经出现了金兰谱的早期雏形，被称为“金兰簿”。唐代文人冯贽所写《云仙杂记》卷五，引《宣武盛事》中的话：“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编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而且此时结拜的对象也扩展到了女性之间。崔令钦在《教坊记》中就曾这样记载：“坊中诸女气类相似，约为香火之兄弟。”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就曾记载梁山众好汉义结金兰的故事。明清时期，结拜时每人都要书写一份书面契约，通常用红纸折成信封大小，兰谱制作逐渐格式化。尤其要指出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就曾多次以法律的形式明令禁止结拜。顺治时规定：“凡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兄弟者，著即正法。”之后，相关条例被编入《大清律例》谋叛律文下，规定极为详尽：“凡异姓人，但有歃血定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为首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尽管如此，朝廷的禁令并未能阻止民间拉帮结派之风的弥漫。有学者甚至指出，正是因为清廷对结拜、帮会太过敏感，过度的打击政策反而使一般良善的帮会也被逼上梁山，酿成官逼民反。民国时期，结拜禁令被解禁，兄弟结义风气进一步盛行。一些商家出于满足民间结拜的需要，专门印制金兰谱，而且制作相当精美，填写时也非常方便，这样就便于民众的随时购买、交换和收藏。
传统结义的内容与形式
在结义的时候通常会采用共饮血酒、叩头换帖、对天盟誓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结拜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来对结义的双方进行一些约束。之后，结拜的双方（或多方）便以兄弟相称，以双方（或多方）的亲人为亲人。这些形式起初只是找个合适的时间与适当的地点进行口头上的宣誓承诺，最多也只不过是进行歃血为盟之类的仪式，但是随着后来的发展，人们对它越来越重视，因而这种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庄重与正式，出现了一些兰谱之类的文书，从道义和契约两个层面进行一些约束。从我们所熟知的早期义结金兰的典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没有书面仪式）到清朝民国时期的一般金兰谱（基本都具备书面仪式），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中明显的变化。对于兰谱上所写的内容，正如佟鸿举先生所说：“两人或数人结为异姓兄弟，商定好以后，按人数各用红纸写出每人姓名、生日、时辰、籍贯及父母、祖及曾祖三代姓名的谱帖，彼此互换谱帖以为凭证。”
在义结金兰的时候一般遵循的仪式有：第一，缔结兰谱，分别写出要结拜的人数、各自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结拜时间、誓言及祖上三代姓名等有关事项；第二，挑选良辰吉日，焚香祭祖祭神，之后互相换帖，宣读誓言；第三，结拜后共进酒食，将鸡血滴入酒中，结血盟以示郑重；第四，酒饭过后，再集体叩拜，撤香案，分金兰谱，各自拿一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后反目成仇，仍要举行断义仪式，一般为烧金兰谱，又称“断义”，也称“拔香头子”，之后双方便不再有结义关系。
洛阳民俗博物馆藏有一份清末偃师地方十四人结拜的金兰谱。该谱为毛笔小楷书于一块棉布之上，落款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初二日，谱长55厘米，宽29.5厘米。兰谱序言写道：“盖闻桃园弟兄三人三姓，结为手足之情义，共生死美情之方，古今称为圣人也。今有吾兄弟十四人，虽不及古人之相交，但愿结为同心之好；虽不及古人之殊殆，不啻若一家人耳，则异姓视之如同胞人焉。余不多叙，居住、姓名开列于后。”之后，从右至左依次写出十四人各自的居住地、姓名、年龄、出生日期，各附有本人曾祖、祖父、父三代清单。有意思的是，十四人三代多数只在祖父下列出姓氏而没有书其姓名。我们据此判断，这很有可能是张清末豫西土匪结拜入伙的兰谱。近代豫西地区土匪盛行，根据当地风俗，土匪结拜为不辱没祖宗，一般不在兰谱上书写三代姓名，也不在祖宗牌位前烧香焚表，而是要祭拜关公，以忠义相标榜。
金兰谱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1.社会生活中的弱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结拜
清代诗人东岭《岭南乐府·联袂轻生》卷四记载了女子结拜的故事：“顺德县少女多订为异姓姐妹，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或相约不嫁，或同日嫁，一女见梗，则众女皆自杀。”从这则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代顺德县的少女们结拜的具体原因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她们的结拜与她们的婚嫁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她们约定要么不嫁，要么同日嫁，一女遇到来自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阻碍，其他女性都去自杀的事例。结合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在当时的顺德县可能是由于出嫁的女性在嫁入夫家后或者在其他的情况下地位低下，为了防止自己受到委屈而通过结拜的方式团结在一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为了道德文化事业而走上结拜
民国17年（1928年）的一份金兰谱中写道：“盖闻朋友乃世界上之一大伟事，而为人人所不能少的。今吾等聚堂三月，貌虽异，而心则契；性虽殊，而志则同。为砥砺道德、研究科学计，所以虽不敢效桃园之结义，亦窃慕荆树之故事也……”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位是由于砥砺道德、研究科学而走上结拜。通过这份兰谱我们可以揣测一下，他们之所以立下这样的兰谱是不是因为当时世风日下、科技落后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通过此类的兰谱对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现状或许会有一些启迪。
3.为了经济利益而结拜
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商帮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经常在外地经商的商人，鉴于个人力量过弱，同时出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而在同族、同地域之外进行一些联合，组成商帮。他们中就不乏通过结拜的形式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的结拜有些就不仅仅是在商帮内部，与外地人特别是在自己经商的当地结拜。除了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结拜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一些商人为了经济利益与政治人物进行结拜。孟洛川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孟洛川（1851-1939），名继笙，字雒川，山东济南人，清末和民国前期著名商人。清末民初的时候，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孟氏为了自身的利益，所以必须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的声望，于是极力拉拢一些政治人物作为他在经济活动中的靠山。因此，便通过各种关系，交结官府、军阀和新旧政客，或联姻成婚为“秦晋”，或结交拜把成“金兰”。在孟氏家族中用结拜这种方式，把维护经济利益做到极致的，是孟洛川的远房族侄孟觐侯，在他任瑞蚨祥的全局总理之后，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活动。他与北京九门提督王怀庆、东三省的权贵鲍贵卿、山东督军张宗昌结拜为兄弟，通过这种方式也使得他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4.为了政治利益而走上结拜
清末民国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的结拜就更为普遍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作霖与他的那帮兄弟们的结拜。在1927年6月14日，张作霖进入北京的时候，由于政府的更迭，局势还比较混乱，为了对外稳定局势，对内加强团结统一，以张作霖为主在潘复的家中进行了一次大的结拜，所结拜的对象除了已经结拜的吴俊升、汤玉麟等五人外，又增加了孙传芳、张宗昌等七人，一共是十二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十二个人当中官职最小的也是个军长。因而不难看出，此次结拜的主要原因就是出于政治目的。除此之外，还有蒋介石与冯玉祥、李宗仁的结拜，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结拜。通过这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在民国时期一些政治人物为了其政治利益而结拜，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民国时期的金兰谱在字体上与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金兰谱为用毛笔手写，而民国时期使用的则是现代的印刷字体。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除了当时现代化的印刷业发展迅速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因而仅仅只靠个人的力量生存有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出现了义结金兰的高潮，为了适应这种社会上的需要，一些商人就大量生产了印刷的金兰谱，这也就反映出了在民间有广泛结拜的社会现状。
小 结
金兰谱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社会风俗习惯。首先，结义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宗法制对人民的束缚，使得不是同一血缘的人们能够根据他们的共同理想团结在一起。其次，结义的双方（或多方）大多都能做到彼此友爱、诚信互助，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刘、关、张三人可歌可泣的金兰之情，这种情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再次，有些金兰谱以书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增强人民的契约意识与契约精神有着很大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结拜这种形式难免会被一些投机分子所利用，以结拜为依托，结党营私、不顾道德，危害人民和社会。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河南近代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6-ZD-002）；河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科研发展专项基金项目“中外文献与清以来中原文明研究”（项目编号：4014-13360036）；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训练计划重点项目“中国传统契约秩序与契约精神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086）]
传统结义的起源与发展
1.义结金兰的起源
“金兰”语出《易经·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讲的是心如金子一般纯真，坚固，彼此品性投合，似兰花一样馨香。南朝文学家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讲的是山涛与嵇康、阮籍三人一见面，就情投意合，成为最好的朋友。
2.金兰文化的发展
从文献上看，一般认为义结金兰的行为最早起源于汉代晚期，我们最熟知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说，刘、关、张结拜的誓言为：“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南北朝末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曾讲道：“四海之内，结为兄弟……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这段记载更加明确地表明，在南北朝末期结拜成为中国人相当流行的风俗。隋唐时期，沿袭魏晋南北朝风气，有异姓结义之俗，且结义时必焚香火。隋朝末年，李世民就曾与突厥人“焚香火”即结为兄弟。到了唐代，已经出现了金兰谱的早期雏形，被称为“金兰簿”。唐代文人冯贽所写《云仙杂记》卷五，引《宣武盛事》中的话：“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编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而且此时结拜的对象也扩展到了女性之间。崔令钦在《教坊记》中就曾这样记载：“坊中诸女气类相似，约为香火之兄弟。”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就曾记载梁山众好汉义结金兰的故事。明清时期，结拜时每人都要书写一份书面契约，通常用红纸折成信封大小，兰谱制作逐渐格式化。尤其要指出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就曾多次以法律的形式明令禁止结拜。顺治时规定：“凡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兄弟者，著即正法。”之后，相关条例被编入《大清律例》谋叛律文下，规定极为详尽：“凡异姓人，但有歃血定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为首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尽管如此，朝廷的禁令并未能阻止民间拉帮结派之风的弥漫。有学者甚至指出，正是因为清廷对结拜、帮会太过敏感，过度的打击政策反而使一般良善的帮会也被逼上梁山，酿成官逼民反。民国时期，结拜禁令被解禁，兄弟结义风气进一步盛行。一些商家出于满足民间结拜的需要，专门印制金兰谱，而且制作相当精美，填写时也非常方便，这样就便于民众的随时购买、交换和收藏。
传统结义的内容与形式
在结义的时候通常会采用共饮血酒、叩头换帖、对天盟誓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结拜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来对结义的双方进行一些约束。之后，结拜的双方（或多方）便以兄弟相称，以双方（或多方）的亲人为亲人。这些形式起初只是找个合适的时间与适当的地点进行口头上的宣誓承诺，最多也只不过是进行歃血为盟之类的仪式，但是随着后来的发展，人们对它越来越重视，因而这种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庄重与正式，出现了一些兰谱之类的文书，从道义和契约两个层面进行一些约束。从我们所熟知的早期义结金兰的典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没有书面仪式）到清朝民国时期的一般金兰谱（基本都具备书面仪式），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中明显的变化。对于兰谱上所写的内容，正如佟鸿举先生所说：“两人或数人结为异姓兄弟，商定好以后，按人数各用红纸写出每人姓名、生日、时辰、籍贯及父母、祖及曾祖三代姓名的谱帖，彼此互换谱帖以为凭证。”
在义结金兰的时候一般遵循的仪式有：第一，缔结兰谱，分别写出要结拜的人数、各自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结拜时间、誓言及祖上三代姓名等有关事项；第二，挑选良辰吉日，焚香祭祖祭神，之后互相换帖，宣读誓言；第三，结拜后共进酒食，将鸡血滴入酒中，结血盟以示郑重；第四，酒饭过后，再集体叩拜，撤香案，分金兰谱，各自拿一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后反目成仇，仍要举行断义仪式，一般为烧金兰谱，又称“断义”，也称“拔香头子”，之后双方便不再有结义关系。
洛阳民俗博物馆藏有一份清末偃师地方十四人结拜的金兰谱。该谱为毛笔小楷书于一块棉布之上，落款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初二日，谱长55厘米，宽29.5厘米。兰谱序言写道：“盖闻桃园弟兄三人三姓，结为手足之情义，共生死美情之方，古今称为圣人也。今有吾兄弟十四人，虽不及古人之相交，但愿结为同心之好；虽不及古人之殊殆，不啻若一家人耳，则异姓视之如同胞人焉。余不多叙，居住、姓名开列于后。”之后，从右至左依次写出十四人各自的居住地、姓名、年龄、出生日期，各附有本人曾祖、祖父、父三代清单。有意思的是，十四人三代多数只在祖父下列出姓氏而没有书其姓名。我们据此判断，这很有可能是张清末豫西土匪结拜入伙的兰谱。近代豫西地区土匪盛行，根据当地风俗，土匪结拜为不辱没祖宗，一般不在兰谱上书写三代姓名，也不在祖宗牌位前烧香焚表，而是要祭拜关公，以忠义相标榜。
金兰谱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1.社会生活中的弱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结拜
清代诗人东岭《岭南乐府·联袂轻生》卷四记载了女子结拜的故事：“顺德县少女多订为异姓姐妹，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或相约不嫁，或同日嫁，一女见梗，则众女皆自杀。”从这则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代顺德县的少女们结拜的具体原因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她们的结拜与她们的婚嫁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她们约定要么不嫁，要么同日嫁，一女遇到来自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阻碍，其他女性都去自杀的事例。结合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在当时的顺德县可能是由于出嫁的女性在嫁入夫家后或者在其他的情况下地位低下，为了防止自己受到委屈而通过结拜的方式团结在一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为了道德文化事业而走上结拜
民国17年（1928年）的一份金兰谱中写道：“盖闻朋友乃世界上之一大伟事，而为人人所不能少的。今吾等聚堂三月，貌虽异，而心则契；性虽殊，而志则同。为砥砺道德、研究科学计，所以虽不敢效桃园之结义，亦窃慕荆树之故事也……”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位是由于砥砺道德、研究科学而走上结拜。通过这份兰谱我们可以揣测一下，他们之所以立下这样的兰谱是不是因为当时世风日下、科技落后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通过此类的兰谱对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现状或许会有一些启迪。
3.为了经济利益而结拜
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商帮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经常在外地经商的商人，鉴于个人力量过弱，同时出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而在同族、同地域之外进行一些联合，组成商帮。他们中就不乏通过结拜的形式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的结拜有些就不仅仅是在商帮内部，与外地人特别是在自己经商的当地结拜。除了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结拜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一些商人为了经济利益与政治人物进行结拜。孟洛川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孟洛川（1851-1939），名继笙，字雒川，山东济南人，清末和民国前期著名商人。清末民初的时候，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孟氏为了自身的利益，所以必须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的声望，于是极力拉拢一些政治人物作为他在经济活动中的靠山。因此，便通过各种关系，交结官府、军阀和新旧政客，或联姻成婚为“秦晋”，或结交拜把成“金兰”。在孟氏家族中用结拜这种方式，把维护经济利益做到极致的，是孟洛川的远房族侄孟觐侯，在他任瑞蚨祥的全局总理之后，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活动。他与北京九门提督王怀庆、东三省的权贵鲍贵卿、山东督军张宗昌结拜为兄弟，通过这种方式也使得他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4.为了政治利益而走上结拜
清末民国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的结拜就更为普遍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作霖与他的那帮兄弟们的结拜。在1927年6月14日，张作霖进入北京的时候，由于政府的更迭，局势还比较混乱，为了对外稳定局势，对内加强团结统一，以张作霖为主在潘复的家中进行了一次大的结拜，所结拜的对象除了已经结拜的吴俊升、汤玉麟等五人外，又增加了孙传芳、张宗昌等七人，一共是十二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十二个人当中官职最小的也是个军长。因而不难看出，此次结拜的主要原因就是出于政治目的。除此之外，还有蒋介石与冯玉祥、李宗仁的结拜，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结拜。通过这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在民国时期一些政治人物为了其政治利益而结拜，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民国时期的金兰谱在字体上与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金兰谱为用毛笔手写，而民国时期使用的则是现代的印刷字体。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除了当时现代化的印刷业发展迅速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因而仅仅只靠个人的力量生存有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出现了义结金兰的高潮，为了适应这种社会上的需要，一些商人就大量生产了印刷的金兰谱，这也就反映出了在民间有广泛结拜的社会现状。
小 结
金兰谱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社会风俗习惯。首先，结义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宗法制对人民的束缚，使得不是同一血缘的人们能够根据他们的共同理想团结在一起。其次，结义的双方（或多方）大多都能做到彼此友爱、诚信互助，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刘、关、张三人可歌可泣的金兰之情，这种情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再次，有些金兰谱以书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增强人民的契约意识与契约精神有着很大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结拜这种形式难免会被一些投机分子所利用，以结拜为依托，结党营私、不顾道德，危害人民和社会。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河南近代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6-ZD-002）；河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科研发展专项基金项目“中外文献与清以来中原文明研究”（项目编号：4014-13360036）；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训练计划重点项目“中国传统契约秩序与契约精神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