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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并不断地认识和解释中国。但西方学者很容易用西方经验和自己专业学科的既有理论模式来衡量和解释正发生于中国的种种事实。由此造成的曲解和误解，常常导致国际交往中不必要的猜疑和摩擦。为了化解这种猜疑和摩擦，我们需要自觉地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因此，近年来，国内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都陆陆续续建立了与世界交流、对话的相关平台和机构。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才刚刚开始，今后的路还很长。为使中国文化能够更好地走出去，我们既要传播自己的核心价值，又要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传播，只有这样，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才可能是真实的中国文化和本相的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由来现状前景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由来
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宣”、“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学”，它们的意思其实相差都不太大。其共同点都在于，一方面，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另一方面，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从这个过程的由来和发展来说，我们最先想要知道的是西方人怎样看待中国的，之后，我们同西方世界通过对话、交流，互相回应对方的问题，以期在交流、对话、回应中把我们想传达的意思告诉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尽可能形成一种可以沟通的认识。
在西方，把了解和认识中国当成一种学术工作，最初是由一部分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在那个时候，这些工作被称作是汉学。汉学大多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重心渐渐移到了当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走势尤其明显。随着这种重心的转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逐渐转化为了解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等。原本的汉学也随之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学。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传教士比较早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法国曾是汉学研究的重镇。法国之外，东亚的日本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研究的国家（这种关注同他们侵略中国的国策有关）。二十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称为铁幕国家，美国为了外交的战略目的的需要而尤其关注中国，并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撑了众多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在他们那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并重的，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便常常被美国国务院请去咨询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因此，六十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当中，美国无疑是财力最丰厚、从事的人员最多、研究成果也最多的国家，其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兼顾和统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也因此而在不断地认识中国和解释中国。但今天的中国学研究者和过去的汉学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同现实问题比较远，但对中国的了解却比较深：前者对中国的现实问题非常切近。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因为缺乏历史文化的背景而常常脱节，因此，他们很容易会用西方经验和自己专业学科的既有理论模式来衡量和解释正发生于中国的种种事实。由此会造成曲解、误解和错判，并牵连而导致国际交往中以己度彼的猜疑和摩擦。为了化解这种猜疑和摩擦，我们需要自觉地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因此，文化走出去便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近年来，中国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这一类跨文化的研究机构，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
中国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出现热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以往革命语境下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而海外中国学的兴盛，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中国学构建的中国研究框架，适应了中国学者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之际开阔视野的需要。因此，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外国学，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和尺度来看待中国。它们的优点在于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但由于西方学者对于特定事件缺乏历史感受和亲身经验，所以他们的论述和观点常常免不了隔靴搔痒。他们所看到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中国。我们在研究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进而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下的中国。因此，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特性。但作为与西方的研究相对应的本土中国研究又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并服务于当下与未来的发展需要。
继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国际交流和文化走出去的趋势，近年以来，国内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都陆陆续续建立了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相关平台和机构，但由于这部分工作比较后起，至今为止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就文化交流的本旨而言，真正做出成绩的不多。大多数所能查到的只是一个网站（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会议），还有许多机构连网站都尚未设立。其中，与跨文化直接相关而可以枚举的机构，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文化交际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跨文化教育与交流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文化资本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语料库与跨文化战略研究院、山东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国际礼仪与跨文化沟通研究所等等。比较而言，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这方面起步最早，并相对地有了若干成果积累。
作为普遍的共性，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大体上都开设了一些基本的常规活动项目，包括与国外著名大学、文化机构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交流关系；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短期或长期学术访问：多渠道地获得资助：聘请外籍专家学者：留学生互换及奖学金项目：定期召开研讨会及国际会议：邀请海外知名学者进行讲演等等。开设这些活动项目表达了国内学界与世界交流和互动的自觉，但从内容上看，这些机构主要的活动方式还是会议和讲座，而且邀请的人物和报道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些都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尚在热闹而缺乏深度的阶段。相对地说，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自2004年起便每年举办一次的北京论坛。这个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是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学术论坛，正在逐步引人注目：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已初步建成了媒体、学术和政策三边互动的新构架，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近50篇。该机构尤其注重扩大自身在海内外的影响：四川大学与韩国、美国等知名大学合作建立了4所孔子学院，并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共同组建中美大学战略研究所，同时与美国及法国的高校建立了联合培养的项目，其特点是比较深入，且形成实体规模：复旦大学依托外国办学机构，在海外建立了教学点：武汉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都拥有相关的学术期刊，分别是《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和《国际论坛》，后者是以国际问题为重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此外，武汉大学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已形成理论著作。 三、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前景的思考
文化的交流是互相的，但至今为止，我们比较多的是充当一个受众的角色。我们倾听西方人讲述他们的文化远远多于我们向西方人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一种不对等，而不对等的交流很难达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说到对等的交流，我们就需要考虑我们是否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东西总是能够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的东西，因此，这就决定了，一方面，我们推出去的东西应该是欧美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即是对方没有而我们所独有的，但又是对方所缺乏的，这样的东西才能为西方文化所接受：另一方面，我们所表达的文化不能同西方已有的文化产生对立，成为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一是对共同文化价值的认同，即身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应有着共同的价值，只有这样，中国和世界才有交流的可能。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传播自己的核心价值，又能够与世界共同分享基本的价值，承担对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责任。二是对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并因这种认同而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表现了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必要。
文化的交流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传统、国情现状都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我们向外国人表达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文化的中国。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们开办了孔子学院，但是从内容上说，孔子学院所表达的中国文化还是很单薄和粗浅的。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广泛的内容，长久以来，中国人奉行“与人为善”、“以礼相待”、“仁义礼智信”、“义而后取”、“推己及人”、“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准则。而概括地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可以归结于“和”，《易经》等古代经典强调阴阳平衡，阴阳二气相交而成和谐的状态，从而产生了万物，有了所谓“和实生物”。《淮南子·汜论训》指出：“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粟，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孔子及其弟子“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理念至今仍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所谓“天人合一”，道家所谓“道法自然”，中国佛教所谓“从心开始”……均充满了“和谐”的因素。和谐的本质是心与物的平衡。即不主张过于专注物的一方面，或心的一方面，而主张两者的和谐平衡。这对于回应现代世界越来越走极端的物质主义、技术至上、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有其重要的贡献。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能够形成深深的凝聚力，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异质文化间的和谐以及民族国家间的和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成为一种共有的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是表达了这种共建“和谐世界”、奉行“协和万邦”的观念。但作为文化传播，这种核心和精髓又需要学术化、思想化和具体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阐述和讲解。
除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也应该关注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研究中是否也有一些值得走出去的东西？全球化的过程造成了文化的同质性，也使得中国的当代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国际性的东西。而今天我们要“走出去”，则必须先使我们的文化沉下来形成具有价值的东西，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这种东西应该既能够传承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与价值，又能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在这一方面，困难在于西方的中国研究越来越重于现代和当下，而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中的深厚部分则不能不从回溯历史中获得，因此，文化走出去而能够与西方对话，我们不能不以现代眼光开掘历史，又以历史深化现代的眼光。在这个意义上，了解中国和了解世界是并行不悖的，认识历史和认识当下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中国的文化真正能够走出去，既要考虑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需要，也要考虑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它们已有的文化中去。目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比较偏重于戏剧、电影、小说、美术、舞蹈这一类属于文艺的作品。因为这一类作品可以操作，可以商品化，所以随之而产生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产业的那一部分与经济相交叉的经营活动。文化的交流应当是包括文艺交流的，文艺交流也需要有人经营。因此文化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化不仅仅是文艺，在更深一个层次上，它的根基是学术，是中国人的思想（包括理论）。文艺是一种形象思维，它可以感染大众，但真正要影响外国人当中引导他们国家中大众的学术界、理论界和政界，恐怕更需要的是学术对学术的交流，理论对理论的交流和思想对思想的交流，而这三者都属于抽象思维，很难用文化产业经营的方式来实现。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日益盛行的做法是在国内办外文学术刊物，或者到国外开中国的学术会议，但是，这类举措的意义和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与其自己办一个学术刊物，在上面发表外文文章。还不如尽可能到各个领域已有一定影响的国外学术刊物中发表文章，尤其重要的是整理和选择至今为止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把其中的优秀部分翻译成外文，用西方人的语言，传达中国人的文化，展现我们的思想和成果。举办学术会议的效果也与此差不多，因为，即使一个知名的高校举办的大型学术会议也未必能够邀请到国外真正一流的学者来参会。而如果我国的学者参与在西方学界已经很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并表达我们的见解，传播我们的声音，那么其影响要大得多。而这些都需要真有学养而能以自得之见解阐述中国文化的人，目前这样的学人还不多见。另外，海外华人社会、汉学家以及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都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强大推动力，他们身处大洋彼岸，能够以新的视角，新的方式讲述一个“他者”眼中的中国。
最后，文化走出去或文化传播的前提是不能不潜心研究。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借用西方人的范式、语言、思维来叙述和表达我们的文学、史学、哲学。这种借用曾使我们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之外建立了新的学科分类.并因之而可能与西方学术界对话。但西方的范式、词汇、思维又与中国学术的本相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种借用的过程又同时在使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失真。西方重知识论，中国重人伦，西方文史哲分得非常清晰，中国文史哲常常交融，所以一百年以后我们已越来越明白地认识到，在借用西方范式之后，还要回过头来从中国学术本身认识中国学术，只有做过这些功夫，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才可能是真实的中国文化和本相的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由来现状前景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由来
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宣”、“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学”，它们的意思其实相差都不太大。其共同点都在于，一方面，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另一方面，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从这个过程的由来和发展来说，我们最先想要知道的是西方人怎样看待中国的，之后，我们同西方世界通过对话、交流，互相回应对方的问题，以期在交流、对话、回应中把我们想传达的意思告诉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尽可能形成一种可以沟通的认识。
在西方，把了解和认识中国当成一种学术工作，最初是由一部分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在那个时候，这些工作被称作是汉学。汉学大多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重心渐渐移到了当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走势尤其明显。随着这种重心的转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逐渐转化为了解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等。原本的汉学也随之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学。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传教士比较早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法国曾是汉学研究的重镇。法国之外，东亚的日本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研究的国家（这种关注同他们侵略中国的国策有关）。二十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称为铁幕国家，美国为了外交的战略目的的需要而尤其关注中国，并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撑了众多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在他们那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并重的，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便常常被美国国务院请去咨询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因此，六十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当中，美国无疑是财力最丰厚、从事的人员最多、研究成果也最多的国家，其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兼顾和统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也因此而在不断地认识中国和解释中国。但今天的中国学研究者和过去的汉学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同现实问题比较远，但对中国的了解却比较深：前者对中国的现实问题非常切近。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因为缺乏历史文化的背景而常常脱节，因此，他们很容易会用西方经验和自己专业学科的既有理论模式来衡量和解释正发生于中国的种种事实。由此会造成曲解、误解和错判，并牵连而导致国际交往中以己度彼的猜疑和摩擦。为了化解这种猜疑和摩擦，我们需要自觉地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因此，文化走出去便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近年来，中国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这一类跨文化的研究机构，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
中国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出现热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以往革命语境下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而海外中国学的兴盛，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中国学构建的中国研究框架，适应了中国学者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之际开阔视野的需要。因此，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外国学，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和尺度来看待中国。它们的优点在于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但由于西方学者对于特定事件缺乏历史感受和亲身经验，所以他们的论述和观点常常免不了隔靴搔痒。他们所看到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中国。我们在研究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进而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下的中国。因此，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特性。但作为与西方的研究相对应的本土中国研究又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并服务于当下与未来的发展需要。
继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国际交流和文化走出去的趋势，近年以来，国内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都陆陆续续建立了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相关平台和机构，但由于这部分工作比较后起，至今为止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就文化交流的本旨而言，真正做出成绩的不多。大多数所能查到的只是一个网站（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会议），还有许多机构连网站都尚未设立。其中，与跨文化直接相关而可以枚举的机构，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文化交际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跨文化教育与交流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文化资本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语料库与跨文化战略研究院、山东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国际礼仪与跨文化沟通研究所等等。比较而言，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这方面起步最早，并相对地有了若干成果积累。
作为普遍的共性，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大体上都开设了一些基本的常规活动项目，包括与国外著名大学、文化机构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交流关系；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短期或长期学术访问：多渠道地获得资助：聘请外籍专家学者：留学生互换及奖学金项目：定期召开研讨会及国际会议：邀请海外知名学者进行讲演等等。开设这些活动项目表达了国内学界与世界交流和互动的自觉，但从内容上看，这些机构主要的活动方式还是会议和讲座，而且邀请的人物和报道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些都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尚在热闹而缺乏深度的阶段。相对地说，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自2004年起便每年举办一次的北京论坛。这个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是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学术论坛，正在逐步引人注目：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已初步建成了媒体、学术和政策三边互动的新构架，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近50篇。该机构尤其注重扩大自身在海内外的影响：四川大学与韩国、美国等知名大学合作建立了4所孔子学院，并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共同组建中美大学战略研究所，同时与美国及法国的高校建立了联合培养的项目，其特点是比较深入，且形成实体规模：复旦大学依托外国办学机构，在海外建立了教学点：武汉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都拥有相关的学术期刊，分别是《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和《国际论坛》，后者是以国际问题为重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此外，武汉大学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已形成理论著作。 三、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前景的思考
文化的交流是互相的，但至今为止，我们比较多的是充当一个受众的角色。我们倾听西方人讲述他们的文化远远多于我们向西方人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一种不对等，而不对等的交流很难达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说到对等的交流，我们就需要考虑我们是否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东西总是能够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的东西，因此，这就决定了，一方面，我们推出去的东西应该是欧美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即是对方没有而我们所独有的，但又是对方所缺乏的，这样的东西才能为西方文化所接受：另一方面，我们所表达的文化不能同西方已有的文化产生对立，成为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一是对共同文化价值的认同，即身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应有着共同的价值，只有这样，中国和世界才有交流的可能。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传播自己的核心价值，又能够与世界共同分享基本的价值，承担对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责任。二是对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并因这种认同而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表现了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必要。
文化的交流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传统、国情现状都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我们向外国人表达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文化的中国。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们开办了孔子学院，但是从内容上说，孔子学院所表达的中国文化还是很单薄和粗浅的。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广泛的内容，长久以来，中国人奉行“与人为善”、“以礼相待”、“仁义礼智信”、“义而后取”、“推己及人”、“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准则。而概括地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可以归结于“和”，《易经》等古代经典强调阴阳平衡，阴阳二气相交而成和谐的状态，从而产生了万物，有了所谓“和实生物”。《淮南子·汜论训》指出：“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粟，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孔子及其弟子“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理念至今仍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所谓“天人合一”，道家所谓“道法自然”，中国佛教所谓“从心开始”……均充满了“和谐”的因素。和谐的本质是心与物的平衡。即不主张过于专注物的一方面，或心的一方面，而主张两者的和谐平衡。这对于回应现代世界越来越走极端的物质主义、技术至上、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有其重要的贡献。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能够形成深深的凝聚力，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异质文化间的和谐以及民族国家间的和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成为一种共有的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是表达了这种共建“和谐世界”、奉行“协和万邦”的观念。但作为文化传播，这种核心和精髓又需要学术化、思想化和具体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阐述和讲解。
除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也应该关注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研究中是否也有一些值得走出去的东西？全球化的过程造成了文化的同质性，也使得中国的当代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国际性的东西。而今天我们要“走出去”，则必须先使我们的文化沉下来形成具有价值的东西，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这种东西应该既能够传承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与价值，又能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在这一方面，困难在于西方的中国研究越来越重于现代和当下，而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中的深厚部分则不能不从回溯历史中获得，因此，文化走出去而能够与西方对话，我们不能不以现代眼光开掘历史，又以历史深化现代的眼光。在这个意义上，了解中国和了解世界是并行不悖的，认识历史和认识当下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中国的文化真正能够走出去，既要考虑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需要，也要考虑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它们已有的文化中去。目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比较偏重于戏剧、电影、小说、美术、舞蹈这一类属于文艺的作品。因为这一类作品可以操作，可以商品化，所以随之而产生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产业的那一部分与经济相交叉的经营活动。文化的交流应当是包括文艺交流的，文艺交流也需要有人经营。因此文化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化不仅仅是文艺，在更深一个层次上，它的根基是学术，是中国人的思想（包括理论）。文艺是一种形象思维，它可以感染大众，但真正要影响外国人当中引导他们国家中大众的学术界、理论界和政界，恐怕更需要的是学术对学术的交流，理论对理论的交流和思想对思想的交流，而这三者都属于抽象思维，很难用文化产业经营的方式来实现。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日益盛行的做法是在国内办外文学术刊物，或者到国外开中国的学术会议，但是，这类举措的意义和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与其自己办一个学术刊物，在上面发表外文文章。还不如尽可能到各个领域已有一定影响的国外学术刊物中发表文章，尤其重要的是整理和选择至今为止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把其中的优秀部分翻译成外文，用西方人的语言，传达中国人的文化，展现我们的思想和成果。举办学术会议的效果也与此差不多，因为，即使一个知名的高校举办的大型学术会议也未必能够邀请到国外真正一流的学者来参会。而如果我国的学者参与在西方学界已经很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并表达我们的见解，传播我们的声音，那么其影响要大得多。而这些都需要真有学养而能以自得之见解阐述中国文化的人，目前这样的学人还不多见。另外，海外华人社会、汉学家以及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都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强大推动力，他们身处大洋彼岸，能够以新的视角，新的方式讲述一个“他者”眼中的中国。
最后，文化走出去或文化传播的前提是不能不潜心研究。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借用西方人的范式、语言、思维来叙述和表达我们的文学、史学、哲学。这种借用曾使我们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之外建立了新的学科分类.并因之而可能与西方学术界对话。但西方的范式、词汇、思维又与中国学术的本相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种借用的过程又同时在使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失真。西方重知识论，中国重人伦，西方文史哲分得非常清晰，中国文史哲常常交融，所以一百年以后我们已越来越明白地认识到，在借用西方范式之后，还要回过头来从中国学术本身认识中国学术，只有做过这些功夫，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才可能是真实的中国文化和本相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