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经过一场政治闹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现任州长加文·纽森在“罢免”选举中轻松保住了职位。截至9月26日，在已开票96%的情况下，反对罢免纽森的票数比例达到62.2%。作为民主党“进步派”的旗手，纽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尽管纽森这届州长任期将于明年底结束，但保守派仍迫不及待地试图罢免他，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闹剧”何以发生

　　2020年2月，加州约洛县退休警长奥林·希特利和他领导的“加州爱国者联盟”组织提出对纽森的罢免请愿。在他之前，保守派已五次尝试罢免纽森，均无果而终。希特利提出的罢免理由包括反对纽森在死刑、移民、枪支管制和税收等问题上的“自由”立场，与前五次罢免请愿的观点差不多，原本激不起多大水花，新冠疫情却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2020年3月4日，对纽森的第六次罢免请愿提出后不到两周，加州出现了首个新冠死亡病例，纽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这也拉开了舆论拷问纽森领导能力的大幕。一些人指责纽森的停工停产措施执行不严格，没有对违反防疫规定者形成震慑，另一些人则批评纽森在2020年春天该州打破“疫情曲线”之后重启经济的步伐太慢。疫情把纽森推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罢免他的请愿迅速收集到5.5万多签名。
　　根据加州法律，如要启动对该州官员的罢免程序，需在160天内收集到至少相当于上次选举中选民人数12%的签名请愿人数，且必须包括至少五个县的选民。具体到罢免纽森的请求，需要征集到149.57万个有效签名。疫情居家令给收集签名带来了困难，一些活动人士尝试将罢免请愿书邮寄入户。11月6日，加州萨克拉门托县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允许延长收集签名的期限。几小时后，纽森被记者抓拍到在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不戴口罩参加其支持者的生日派对，而就在四天前，纽森还在劝说加州人民“避免室内接触”。这瞬间点燃了一些人的怒火，形成了罢免纽森的“动员时刻”，在11月6日之后的一个月内就有近50万人签名。而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加州就业发展局遭遇大规模失业补助诈骗、新冠疫苗接种数据混乱影响疫苗分发、学生家长对疫情期间公立学校持续关闭不满（纽森自己的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都使罢免请愿朝引发对纽森应对疫情能力的“公投”方向演变。
　　2021年7月1日，加州州务卿雪莉·韦伯证实收集到171.99万个有效签名，远远超过启动罢免的門槛，副州长康伊莲随即宣布9月14日举行“罢免”选举。

有惊无险的“罢免”选举

　　起初，纽森并没有把这场罢免情愿当成一回事，但到2021年3月，其态度开始转变。纽森先是在今年3月9日的“州情咨文”演讲中高调抨击其政治对手，尔后于3月15日发起一场反对罢免的官方活动，并在其中将支持罢免的人与极右翼的“反疫苗、反移民的特朗普支持者”联系起来，以此团结加州民主党人，因为特朗普在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加州十分不受待见。
　　与此同时，纽森开始向加州人民施以“恩惠”。随着春天疫情的阶段性消退，纽森调整了防疫规定，加快企业和公立学校教室的重新开放。他还以发放纾困金支票的形式，将加州巨额财政盈余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和中产阶级纳税者，每户最高达1100美元。当经济重启时，他追随俄亥俄州、纽约州的脚步，推出奖金总额达1.16亿美元的疫苗接种奖励措施。但好景不长，入夏后德尔塔变异病毒肆虐加州，威胁秋季学校复课。民调显示，当时许多民主党选民投票意愿冷淡，以至于纽森真实感受到因投票率过底而被罢免的可能性。
　　加州“罢免”选举的选票上印着两个选项：一是是否同意罢免州长;二是选谁出任新州长。如果纽森在第一个问题上得不到超过50%的“不同意罢免”票，那么在第二个问题中获得票数最多的竞选人就可以接任，不一定非要获得超过50%的支持票。在这次“罢免”选举中，共有46名候选人符合条件被印到选票上。从8月16日开始，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收到选票，可以通过邮寄方式寄回选票，也可以到投票站投票。
　　在46名候选人中，共和党方面的“领跑者”是保守派谈话电台主持人拉里·埃尔德。民主党号召选民对“是否同意罢免纽森”这一问投反对票，并将埃尔德描绘成“特朗普主义代言人”和“反科学的特朗普的克隆体”。在这次“罢免”选举造势活动中，每名共和党候选人都明言一旦当选将立即取消“口罩令”和“疫苗接种令”，纽森则将“相信科学”作为主打竞选信息。纽森做出了正确的策略选择，无异于告诉选民，如果“抛弃”他，加州也将“抛弃”科学。这样一道“简单选择”题保证了纽森在加州这个坚定的民主党州度过“罢免”选举危机。

罢免“闹剧”的政治文化根源

　　事实上，这已不是加州第一次举行州长“罢免”选举。2003年加州曾通过选举罢免了民主党籍的格雷·戴维斯，选出著名健美影星、共和党人阿诺德·施瓦辛格当州长。罢免官员在加州时常发生的原因与该州浓厚的“直接民主”文化有很大关系。1911年，“特别倡议、全民公决、罢免选举”作为“进步时代”全面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被写入州宪法，推动者的目的是把“直接民主”作为政府一旦失能失效时的“安全网”。
　　然而过去几十年，加州此起彼伏的种族骚乱、警察暴力和税收反抗，使得该州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制于20世纪初的“改革”措施。自1911年以来，至少发生179起针对加州政府官员的罢免尝试。自1967年里根担任加州州长以来，每名州长都至少面临过一次罢免动议。“直接民主”没有成为加州政治的“安全网”，反而成为政治波动的催化剂。加州想通过“直接民主”的措施使该州成为“全美政治模范”，如今却成为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州，深受功能失调和经济衰退困扰。
　　美国国内已有言论探讨加州的罢免程序改革，但改革有可能还是得通过“特别倡议”等“直接民主”方式进行，因而不会有太明显的结果。可以预见，加州不会放弃“直接民主”，如果“直接民主”继续是加州政治文化的核心，未来加州罢免州长的戏码不会减少，美式“民主”的虚伪性和混乱性也会不断得到暴露。
　　（作者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