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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述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以前，口头传说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后来各种史料记载的出现，使口述史的权威性受到了冲击。虽然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口述史这一记录历史的手段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有很多个例的。就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众多民间舞蹈，是一种主要依靠口传身授的传统手段进行传承的古老文化，而作为文化的载体——人，在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口述史;贵州舞蹈;发展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2-00-02
1 口述史的发展历程概述
学界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于1948年创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视作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标志。在阿兰·内文斯的倡议下，第一届美国口述历史会议于1966年9月2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罗黑德湖举办。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成立。口述史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但中国的口述史发展从2004年才开始。2004年成立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口述史研究的新起点[1]。自此，口述史的相关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2 口述史对研究贵州舞蹈的益处
第一，人类在使用文字之前就有意识地通过口传形式建立历史记忆。很多以前的书面历史文献都是通过征集和记录大量的口述历史而形成的，所以说一味地依赖书本文献也是不可取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天生存在的。例如，雷山县的苗族文化，主要载体还是人本身，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的了解更加深入地了解人背后的文化。近年来，贵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以及对旅游的大力开发带来了“民族热”。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贵州省旅游总收入跃居全国第3位。而贵州省“十四五”规划将进一步打响“山地贵州省，多彩贵州风”文化品牌。这给我们口述历史的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第二，地方志是记录一个地区地理人文与历史的权威记录，也是民族和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2]。但地方志也只会记载名人要人，普通民众是不可能被记录进去的，而建立社区口述历史可以很好地弥补普通人这个角色的缺失，再配合官史就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同时，社区和村寨作为最小的群落单位，对其口述史进行记录也比较方便，積少成多，最终可以汇集成一部大的口述历史。我们可以以社区为试点，把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和宣传，不断扩大口述史队伍。
第三，史学不仅要客观真实，也应该包含人类主体及其主观心理。个人的记忆是珍贵的人类精神遗产，口述史是对人类记忆的采访和收藏，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这一路径去思考研究。因此，建立贵州舞蹈记忆库是完全有必要的，现在人们对贵州舞蹈文化的研究还很浅，口述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对于研究贵州舞蹈十分有益。虽然现在口述史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一定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舞蹈与口述史的结合将成为发展民间舞蹈的重要手段。
第四，利用口述史研究贵州苗族民间舞蹈犹如探囊取物。苗族作为原始居民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而记录本民族历史的方式除了简单的符号记忆（如岩画、贝壳、服饰等），技艺的传承主要还是依赖口传身授。虽然现代的记录手段丰富多样，但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不太适合像竹简、纸张这样的物品的长期保存。现有考古挖掘和古籍中对苗族历史发展鲜有记载，要想更多地还原苗族历史真相，为后世子孙和后来的苗族历史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苗族舞蹈口述史的研究工作刻不容缓。
3 贵州舞蹈口述史的困境
追根溯源，贵州很多村寨都来自江西或其他一些地方，虽然距今已有几百年，但追溯近两代人的口述史毫无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发现他们迁到后在生活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例如，笔者前段时间去南花苗寨采风发现，村里的很多人信奉的居然是基督教，这并不是本土文化所固有的，肯定是从外面传来的。贵州的每个城市和村寨都会修建公共活动场所，以供人们娱乐休闲，比如跳广场舞，但大多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以跳本地的舞蹈为主。同时，文化传播场所变化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话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很好地观察一个社区或村寨的生活形态。当然城市广场和村寨广场始终是有一定区别的，场所对文化形态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影响。
地方风俗有三种不同的状态，一是已经消失的风俗，其部分存在于老一辈的记忆中。二是现在流行的风俗，它们引导或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例如，笔者在雷山县和一位做服装的生意老板聊天时说到了苗族妇女日常服饰，在我们游客的眼里，苗族传统服装是可以有颜色和图案上的变化的，但老板告诉我们当地居民只会买某一种款式和颜色，所以大部分店里的服装都是黑色的。她还说服饰也代表着雷山的文化符号，外人一眼就可以辨认出这是来自哪里的人。现代化的发展势不可当，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时尚，它对当地生活有明显影响，久而久之也会成为一种新的风俗。
第一，唐纳德·里奇说过：“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所做的决定和行为。就像历史学者采用新材料、配合新理论，重新撰写历史一样，人们也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从多次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也许是受传统的影响，一些老年人会把本民族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传奇化，特别是讲起他们年轻时的成就时，会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因此，口述史也可称为“心灵考古”。这也对采访者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去伪存真。
第二，现在是互联网信息“大爆炸”时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苗族口述史的传播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广。人们了解苗族舞蹈历史的途径逐渐从书本、课堂教育转向互联网。他们需要了解什么知识时拿出手机就可以进行查询，也可以把一些不加佐证的历史直接传到网上。这给苗族舞蹈口述史的真实性带来了不利影响。 第三，新中国成立前还有“生苗”和“熟苗”的划分，可见在大众的眼中苗族是一个不太开化的民族。但苗族某些地区在婚恋方面相对自由，男女双方在离婚和丧偶后的续弦方面都是很自由的，这也许和苗族人繁衍生息的图腾崇拜有一定关系。同时，苗族的“寨”“支系”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对内，相互依赖、祸福共担、生死与共。对外，代表者理老、寨老与社会各集团、各支系，以及政府进行必要的社会交往，处理社会、政府的事务。但现在除了寨老能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之外，其他的代理人基本只从事一些寨里的婚丧嫁娶和民俗活动的主持工作，在民众心中的分量也没有之前重了，导致很多人不愿担任这些“空头领导”的职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这次前往雷山乌流片区采风调研时，听本地人说他们寨子里类似寨老这样的职务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的，在选拔上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很大一部分寨老都是“天选”，意思就是上天注定好的，而且一旦被选中就绝对不能推脱，并且如果一直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那这个位置就会一直空下去，直到找到合适的人选。
笔者可以在下次换届选举的时候单独进行一次调研，以理清选举流程和选举制度。这会更加全面地反映苗族先民“万物有灵”的原始思想和本寨原始管理的雏形。如果这个人从小就被认定为寨老的“储君”，那么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本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如何教授这些仪式知识，如果出现一些意外，寨子将如何处理。虽然现代社会崇尚科学，但民族遗存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之一。作为一个民族集体的文化结晶、一个民族的集体信仰，研究其以往的存在价值和现存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及过渡期，对我们理清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至关重要。
4 贵州苗族口述史研究思路
第一，民间舞蹈决不能离开民族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它是民族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成果之一。在民族意识活动中，除主要的语言文字之外，还保存着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就拿苗族来说，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但神话故事和古代歌曲却极其丰富。这些东西通过服饰、道具、巫事活动、民族节日等不同形式保留下来。音乐和舞蹈是原始社会民族的一种强烈的生活需要，邪驱疫、庆祝活动等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舞蹈活动，它可以有效提高民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第二，从风俗学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因各个地区的风俗不同，才有了一宗多样的舞蹈形式，而这些各具特色的民间舞蹈就是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說到这里，我们现在对民间舞蹈的研究存在误区，比如贵州的民间舞蹈，我们现在的高校舞蹈教学只是要求学生把舞蹈模仿得逼真，而不是要求他们弄清舞蹈的来龙去脉。近年来讲得最多的就是贵州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我们所谓的发展应该是在学好这些基础的情况下，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这不只是创新，更是进步的标志，否则我们就只能不断重复走前人走过的路。
第三，贵州民间舞蹈风格有强烈的民族界限与宗支世系界限。民族界限居于首位。各民族舞蹈在动律舞姿、道具、音乐、表演形式、风格等方面迥然不同。不过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同姓几代之前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族群，后来因为分家、分寨等，同一支系的舞蹈发生了一些变化，民族融合现象极为明显。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思路，同时也为贵州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指明了一条道路。民间舞蹈顽强的生命力不容小觑，在历史长河中“殊死搏斗”的贵州民间舞蹈一定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
第四，针对不同的风俗口述史研究，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以前文提到的三种风俗的第一种为例，一个自然村寨约有几百户村民，我们只需对还存在的风俗和传说全部进行采访和记录，做抢救性保存。以第二种为例，我们的采访范围就无须如此广泛了，只要把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风俗习惯等重要细节记录在案即可，其中一些不同人的声音也是需要注意的。第三种这种流行起来，但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风俗，大多都是由青年男女引进的，他们可以极大地丰富当地风俗的色彩，同时他们对本土风俗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对我们研究本土文化未来发展趋势十分重要。做社区或村寨口述史，一般由以下机构或个人负责：一是地方志办公室;二是地方档案馆和博物馆;三是当地高校;四是地方文化机构，如协会、文化馆站和研究所;五是地方传播机构及民间机构与个人。
5 结语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把这两个词放到研究贵州民间舞蹈中理解，首先是研究者应该置身于贵州民间舞蹈，这和本文所讲的田野调查一样，但笔者的理解是应该扎根于民间，而不是走马观花。从跨学科的思维角度看，在现实生活中非舞蹈专业的人和舞蹈专业的人看待舞蹈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们姑且不论他们认识的对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益的，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审视贵州民间舞蹈，这更有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真正做到既有微观的研究，又有宏观的格局。
至于在日常的教学中如何践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首先，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学生，那么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学生，了解他们的个体特征和学习情况，这和孔子的因材施教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我们应跳出现在的教学圈，学习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并加以创新，最后为己所用。换句话说就是，跳出舞蹈教学这个思维圈，从大的教育观审视舞蹈教学。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文明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城市不断扩大，农村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失。而贵州民间舞作为贵州的文化瑰宝之一，需要我们舞蹈人坚持不懈地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祥银.口述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7.
[2] 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2.
作者简介：杨森（1991—），男，河南周口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民族民间舞蹈文化。
关键词：口述史;贵州舞蹈;发展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2-00-02
1 口述史的发展历程概述
学界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于1948年创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视作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标志。在阿兰·内文斯的倡议下，第一届美国口述历史会议于1966年9月2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罗黑德湖举办。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成立。口述史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但中国的口述史发展从2004年才开始。2004年成立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口述史研究的新起点[1]。自此，口述史的相关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2 口述史对研究贵州舞蹈的益处
第一，人类在使用文字之前就有意识地通过口传形式建立历史记忆。很多以前的书面历史文献都是通过征集和记录大量的口述历史而形成的，所以说一味地依赖书本文献也是不可取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天生存在的。例如，雷山县的苗族文化，主要载体还是人本身，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的了解更加深入地了解人背后的文化。近年来，贵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以及对旅游的大力开发带来了“民族热”。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贵州省旅游总收入跃居全国第3位。而贵州省“十四五”规划将进一步打响“山地贵州省，多彩贵州风”文化品牌。这给我们口述历史的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第二，地方志是记录一个地区地理人文与历史的权威记录，也是民族和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2]。但地方志也只会记载名人要人，普通民众是不可能被记录进去的，而建立社区口述历史可以很好地弥补普通人这个角色的缺失，再配合官史就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同时，社区和村寨作为最小的群落单位，对其口述史进行记录也比较方便，積少成多，最终可以汇集成一部大的口述历史。我们可以以社区为试点，把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和宣传，不断扩大口述史队伍。
第三，史学不仅要客观真实，也应该包含人类主体及其主观心理。个人的记忆是珍贵的人类精神遗产，口述史是对人类记忆的采访和收藏，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这一路径去思考研究。因此，建立贵州舞蹈记忆库是完全有必要的，现在人们对贵州舞蹈文化的研究还很浅，口述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对于研究贵州舞蹈十分有益。虽然现在口述史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一定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舞蹈与口述史的结合将成为发展民间舞蹈的重要手段。
第四，利用口述史研究贵州苗族民间舞蹈犹如探囊取物。苗族作为原始居民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而记录本民族历史的方式除了简单的符号记忆（如岩画、贝壳、服饰等），技艺的传承主要还是依赖口传身授。虽然现代的记录手段丰富多样，但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不太适合像竹简、纸张这样的物品的长期保存。现有考古挖掘和古籍中对苗族历史发展鲜有记载，要想更多地还原苗族历史真相，为后世子孙和后来的苗族历史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苗族舞蹈口述史的研究工作刻不容缓。
3 贵州舞蹈口述史的困境
追根溯源，贵州很多村寨都来自江西或其他一些地方，虽然距今已有几百年，但追溯近两代人的口述史毫无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发现他们迁到后在生活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例如，笔者前段时间去南花苗寨采风发现，村里的很多人信奉的居然是基督教，这并不是本土文化所固有的，肯定是从外面传来的。贵州的每个城市和村寨都会修建公共活动场所，以供人们娱乐休闲，比如跳广场舞，但大多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以跳本地的舞蹈为主。同时，文化传播场所变化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话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很好地观察一个社区或村寨的生活形态。当然城市广场和村寨广场始终是有一定区别的，场所对文化形态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影响。
地方风俗有三种不同的状态，一是已经消失的风俗，其部分存在于老一辈的记忆中。二是现在流行的风俗，它们引导或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例如，笔者在雷山县和一位做服装的生意老板聊天时说到了苗族妇女日常服饰，在我们游客的眼里，苗族传统服装是可以有颜色和图案上的变化的，但老板告诉我们当地居民只会买某一种款式和颜色，所以大部分店里的服装都是黑色的。她还说服饰也代表着雷山的文化符号，外人一眼就可以辨认出这是来自哪里的人。现代化的发展势不可当，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时尚，它对当地生活有明显影响，久而久之也会成为一种新的风俗。
第一，唐纳德·里奇说过：“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所做的决定和行为。就像历史学者采用新材料、配合新理论，重新撰写历史一样，人们也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从多次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也许是受传统的影响，一些老年人会把本民族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传奇化，特别是讲起他们年轻时的成就时，会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因此，口述史也可称为“心灵考古”。这也对采访者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去伪存真。
第二，现在是互联网信息“大爆炸”时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苗族口述史的传播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广。人们了解苗族舞蹈历史的途径逐渐从书本、课堂教育转向互联网。他们需要了解什么知识时拿出手机就可以进行查询，也可以把一些不加佐证的历史直接传到网上。这给苗族舞蹈口述史的真实性带来了不利影响。 第三，新中国成立前还有“生苗”和“熟苗”的划分，可见在大众的眼中苗族是一个不太开化的民族。但苗族某些地区在婚恋方面相对自由，男女双方在离婚和丧偶后的续弦方面都是很自由的，这也许和苗族人繁衍生息的图腾崇拜有一定关系。同时，苗族的“寨”“支系”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对内，相互依赖、祸福共担、生死与共。对外，代表者理老、寨老与社会各集团、各支系，以及政府进行必要的社会交往，处理社会、政府的事务。但现在除了寨老能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之外，其他的代理人基本只从事一些寨里的婚丧嫁娶和民俗活动的主持工作，在民众心中的分量也没有之前重了，导致很多人不愿担任这些“空头领导”的职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这次前往雷山乌流片区采风调研时，听本地人说他们寨子里类似寨老这样的职务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的，在选拔上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很大一部分寨老都是“天选”，意思就是上天注定好的，而且一旦被选中就绝对不能推脱，并且如果一直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那这个位置就会一直空下去，直到找到合适的人选。
笔者可以在下次换届选举的时候单独进行一次调研，以理清选举流程和选举制度。这会更加全面地反映苗族先民“万物有灵”的原始思想和本寨原始管理的雏形。如果这个人从小就被认定为寨老的“储君”，那么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本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如何教授这些仪式知识，如果出现一些意外，寨子将如何处理。虽然现代社会崇尚科学，但民族遗存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之一。作为一个民族集体的文化结晶、一个民族的集体信仰，研究其以往的存在价值和现存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及过渡期，对我们理清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至关重要。
4 贵州苗族口述史研究思路
第一，民间舞蹈决不能离开民族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它是民族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成果之一。在民族意识活动中，除主要的语言文字之外，还保存着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就拿苗族来说，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但神话故事和古代歌曲却极其丰富。这些东西通过服饰、道具、巫事活动、民族节日等不同形式保留下来。音乐和舞蹈是原始社会民族的一种强烈的生活需要，邪驱疫、庆祝活动等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舞蹈活动，它可以有效提高民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第二，从风俗学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因各个地区的风俗不同，才有了一宗多样的舞蹈形式，而这些各具特色的民间舞蹈就是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說到这里，我们现在对民间舞蹈的研究存在误区，比如贵州的民间舞蹈，我们现在的高校舞蹈教学只是要求学生把舞蹈模仿得逼真，而不是要求他们弄清舞蹈的来龙去脉。近年来讲得最多的就是贵州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我们所谓的发展应该是在学好这些基础的情况下，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这不只是创新，更是进步的标志，否则我们就只能不断重复走前人走过的路。
第三，贵州民间舞蹈风格有强烈的民族界限与宗支世系界限。民族界限居于首位。各民族舞蹈在动律舞姿、道具、音乐、表演形式、风格等方面迥然不同。不过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同姓几代之前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族群，后来因为分家、分寨等，同一支系的舞蹈发生了一些变化，民族融合现象极为明显。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思路，同时也为贵州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指明了一条道路。民间舞蹈顽强的生命力不容小觑，在历史长河中“殊死搏斗”的贵州民间舞蹈一定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
第四，针对不同的风俗口述史研究，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以前文提到的三种风俗的第一种为例，一个自然村寨约有几百户村民，我们只需对还存在的风俗和传说全部进行采访和记录，做抢救性保存。以第二种为例，我们的采访范围就无须如此广泛了，只要把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风俗习惯等重要细节记录在案即可，其中一些不同人的声音也是需要注意的。第三种这种流行起来，但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风俗，大多都是由青年男女引进的，他们可以极大地丰富当地风俗的色彩，同时他们对本土风俗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对我们研究本土文化未来发展趋势十分重要。做社区或村寨口述史，一般由以下机构或个人负责：一是地方志办公室;二是地方档案馆和博物馆;三是当地高校;四是地方文化机构，如协会、文化馆站和研究所;五是地方传播机构及民间机构与个人。
5 结语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把这两个词放到研究贵州民间舞蹈中理解，首先是研究者应该置身于贵州民间舞蹈，这和本文所讲的田野调查一样，但笔者的理解是应该扎根于民间，而不是走马观花。从跨学科的思维角度看，在现实生活中非舞蹈专业的人和舞蹈专业的人看待舞蹈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们姑且不论他们认识的对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益的，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审视贵州民间舞蹈，这更有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真正做到既有微观的研究，又有宏观的格局。
至于在日常的教学中如何践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首先，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学生，那么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学生，了解他们的个体特征和学习情况，这和孔子的因材施教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我们应跳出现在的教学圈，学习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并加以创新，最后为己所用。换句话说就是，跳出舞蹈教学这个思维圈，从大的教育观审视舞蹈教学。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文明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城市不断扩大，农村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失。而贵州民间舞作为贵州的文化瑰宝之一，需要我们舞蹈人坚持不懈地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祥银.口述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7.
[2] 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2.
作者简介：杨森（1991—），男，河南周口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民族民间舞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