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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股票方面的经验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早在1979年，中国各地的单位就在试验“发行股票”。没有最高的中央计划或者政府指令，工人们和单位领导只是试图弄清楚怎样做可行，怎样做不可行。有关公司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在其后许多年才开始起草。所以，当时的这些“股票发行”更显得不可思议。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正式开业。
自那以来，中国股市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市场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作为“国之栋梁”的国企重组上市，筹资规模达数百亿美元。这样的数字在前几年还让人不敢想象。如今，中国已有2500多家公司在境内上市，另外还有许多公司赴海外上市，因为本地市场满足不了它们的融资需求。但变化的不仅仅是市场规模，还有产品种类。尽管进展和实施都极为缓慢，但中国确实在努力尝试新鲜事物，不论是B股，还是后来的H股、认股权证、股指期货，甚至股指期权也在酝酿之中。中国股市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也有所提高，这方面的情况有好有坏，但近年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数量已逾翻番，达到264家。另外，还有大量合资证券和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后来推出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计划，后者让离岸人民币存款能够更容易回到内地市场投资。
尽管发生了这些积极变化，但中国股市仍被视为类似赌场，缺乏市场纪律。不仅如此，上述种种变化也必须放在20年的长时间跨度内考量。有时候，改革和上述计划扩大的步伐实在慢得令人难以置信。基本上，合资证券公司经营所要遵守的规则10多年都没有变化。QFII资格的审批往往需要数年，有一个投资者2006年就进入QFII审批程序，2008年才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获得投资额度，因此错过了2007年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牛市！
正如1978年中共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那些早期的股票发行试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订了详细的60点计划，目的是让市场成为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各方预期，习近平的改革议程将会得到实施。是否有信号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计划将会带来改变？信号无疑好坏兼有，但股市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表明，过去那种谨慎小心、极其缓慢的试验性策略可能一去不返。
监管机构思维转变的重大突破
“沪港通”（Shanghai-HK Stock Connect）是港交所（HKEx）和上交所实现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新举措，使两地的证券经纪商能够进入对方的交易平台。毫无疑问，相对于中国内地监管者过去谨慎的行事方式，这是一项重大突破。有三个具体方面体现了思维的转变。
首先，沪港通直接解决双向或者说平衡资金流动的重要问题。实现流入和流出资金的平衡对于监管者来说一直是个重要问题，但他们之前向来采取一步接一步的方式，比如先推出QFII，再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有了沪港通，流入上海和流出至香港的资金从开始就纳入同一个控制体系。
其次，虽然对可以到香港投资的内地投资者的类型有所限制，但对可以来上海投资的投资者类型则没有限制。任何投资者，不论散户还是机构，都能够通过沪港通下单，并得到同等对待。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突破。迄今推出的所有其他计划，都要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才能获得正确的投资者类型。
最后，沪港通计划的规模庞大。沪股通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每日交易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总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每日交易额度为105亿元人民币。香港已经有人抱怨额度太低，但沪股通总额度接近QFII计划11年来批准的总投资额度！
沪港通计划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计划。但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沪港通计划最初于2014年4月公布，人们普遍预期于10月开通，最后于11月17日正式启动。交易首日，北上沪市的投资者火爆，用光全部额度。而南下港股的投资者仅用了小部分额度。
内地和海外投资者的税务协定是沪港通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沪港通启动前终于确定两方投资者都获得暂时税务优惠，这一解决方案保证了沪港通能够顺利启动。
另一个问题是股票的结算。香港和上海采取非常不同的股票结算程序，各自运行得都很好，但在沪港通安排下，香港的程序不能与上海的程序很好地衔接。股票仍能得到清算和结算，但整个程序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会打消投资者的积极性。还有许多其他与交易相关的问题也会影响沪港通的吸引力。不过，所有这些问题早在2014年4月就为人熟知了，当时人们希望并预期，沪港通的启动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可惜情况并非如此。曾有一个非官方的预期启动日期，但落空了，后来市场参与者开始游说，以确保正式启动日之前有充足的准备时间。遗憾的是，这样的延迟、重要关切点上的不明晰以及启动日的不确定，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老思维，与人们期待的新思维相去甚远。
谋定而后动
沪港通的经历是迄今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议程实施难度的最佳例子。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调动充足的国内外资源，制定中国进一步发展市场和经济亟须的战略和计划，但困难在于实施。沪港通拓宽了向外国和内地投资者开放的投资渠道，受到热烈欢迎，但推出过程不尽如人意。国际投资者期待任何计划应该有确定的启动日期，有健全可靠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围绕每日交易和执行，还应对结算、税务、法律救济等作出规定，这样的期待并非不合理。这些必备条件对中国有利，对国际投资界也有利。
过去30年，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社会获益巨大。现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比其悠久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入。进一步的开放将带来更多益处，但中国的监管者和领导人也要作出回应。如果中国不但要提高改革的量，更要提高改革的质，那么在一项计划出台之初，就必须敲定所有细节，而不是听任细节问题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积累恶化，就像QFII的资本利得税问题那样。即使中国股市波动起伏、种种变化飘忽不定，外国投资者仍然对其抱有浓厚兴趣。中国股市的规模大到不容忽视，但外国投资者完全参与中国股市，必须等到中国准备好彻底接受开放股市的最佳实践，而中国本身将从中收获最大的利益。
自那以来，中国股市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市场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作为“国之栋梁”的国企重组上市，筹资规模达数百亿美元。这样的数字在前几年还让人不敢想象。如今，中国已有2500多家公司在境内上市，另外还有许多公司赴海外上市，因为本地市场满足不了它们的融资需求。但变化的不仅仅是市场规模，还有产品种类。尽管进展和实施都极为缓慢，但中国确实在努力尝试新鲜事物，不论是B股，还是后来的H股、认股权证、股指期货，甚至股指期权也在酝酿之中。中国股市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也有所提高，这方面的情况有好有坏，但近年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数量已逾翻番，达到264家。另外，还有大量合资证券和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后来推出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计划，后者让离岸人民币存款能够更容易回到内地市场投资。
尽管发生了这些积极变化，但中国股市仍被视为类似赌场，缺乏市场纪律。不仅如此，上述种种变化也必须放在20年的长时间跨度内考量。有时候，改革和上述计划扩大的步伐实在慢得令人难以置信。基本上，合资证券公司经营所要遵守的规则10多年都没有变化。QFII资格的审批往往需要数年，有一个投资者2006年就进入QFII审批程序，2008年才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获得投资额度，因此错过了2007年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牛市！
正如1978年中共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那些早期的股票发行试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订了详细的60点计划，目的是让市场成为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各方预期，习近平的改革议程将会得到实施。是否有信号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计划将会带来改变？信号无疑好坏兼有，但股市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表明，过去那种谨慎小心、极其缓慢的试验性策略可能一去不返。
监管机构思维转变的重大突破
“沪港通”（Shanghai-HK Stock Connect）是港交所（HKEx）和上交所实现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新举措，使两地的证券经纪商能够进入对方的交易平台。毫无疑问，相对于中国内地监管者过去谨慎的行事方式，这是一项重大突破。有三个具体方面体现了思维的转变。
首先，沪港通直接解决双向或者说平衡资金流动的重要问题。实现流入和流出资金的平衡对于监管者来说一直是个重要问题，但他们之前向来采取一步接一步的方式，比如先推出QFII，再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有了沪港通，流入上海和流出至香港的资金从开始就纳入同一个控制体系。
其次，虽然对可以到香港投资的内地投资者的类型有所限制，但对可以来上海投资的投资者类型则没有限制。任何投资者，不论散户还是机构，都能够通过沪港通下单，并得到同等对待。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突破。迄今推出的所有其他计划，都要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才能获得正确的投资者类型。
最后，沪港通计划的规模庞大。沪股通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每日交易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总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每日交易额度为105亿元人民币。香港已经有人抱怨额度太低，但沪股通总额度接近QFII计划11年来批准的总投资额度！
沪港通计划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计划。但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沪港通计划最初于2014年4月公布，人们普遍预期于10月开通，最后于11月17日正式启动。交易首日，北上沪市的投资者火爆，用光全部额度。而南下港股的投资者仅用了小部分额度。
内地和海外投资者的税务协定是沪港通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沪港通启动前终于确定两方投资者都获得暂时税务优惠，这一解决方案保证了沪港通能够顺利启动。
另一个问题是股票的结算。香港和上海采取非常不同的股票结算程序，各自运行得都很好，但在沪港通安排下，香港的程序不能与上海的程序很好地衔接。股票仍能得到清算和结算，但整个程序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会打消投资者的积极性。还有许多其他与交易相关的问题也会影响沪港通的吸引力。不过，所有这些问题早在2014年4月就为人熟知了，当时人们希望并预期，沪港通的启动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可惜情况并非如此。曾有一个非官方的预期启动日期，但落空了，后来市场参与者开始游说，以确保正式启动日之前有充足的准备时间。遗憾的是，这样的延迟、重要关切点上的不明晰以及启动日的不确定，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老思维，与人们期待的新思维相去甚远。
谋定而后动
沪港通的经历是迄今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议程实施难度的最佳例子。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调动充足的国内外资源，制定中国进一步发展市场和经济亟须的战略和计划，但困难在于实施。沪港通拓宽了向外国和内地投资者开放的投资渠道，受到热烈欢迎，但推出过程不尽如人意。国际投资者期待任何计划应该有确定的启动日期，有健全可靠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围绕每日交易和执行，还应对结算、税务、法律救济等作出规定，这样的期待并非不合理。这些必备条件对中国有利，对国际投资界也有利。
过去30年，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社会获益巨大。现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比其悠久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入。进一步的开放将带来更多益处，但中国的监管者和领导人也要作出回应。如果中国不但要提高改革的量，更要提高改革的质，那么在一项计划出台之初，就必须敲定所有细节，而不是听任细节问题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积累恶化，就像QFII的资本利得税问题那样。即使中国股市波动起伏、种种变化飘忽不定，外国投资者仍然对其抱有浓厚兴趣。中国股市的规模大到不容忽视，但外国投资者完全参与中国股市，必须等到中国准备好彻底接受开放股市的最佳实践，而中国本身将从中收获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