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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与现状的思考
国家恢复“思想道德”课教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经历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为了在教育这个“重灾区”整顿教学秩序，育人以“道”，各校自下而上开设了本课。不可否认这门课程是在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情况下开设的。尽管不同于数千年的“修身”或民国时的“训导”，但近三十年里确为国家复兴及教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了，商品市场经济到来了。劳动力是商品，人才也是商品。短缺经济变成了剩余经济。市场要求的劳动力，即人才的质量规格和标准都提升了，因而大学德育无疑明显地滞后了。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对社会现实很难由衷地认同，迷茫、焦虑及逆反心理已成普遍现象。大学如何适应和发展？其实首要指向的就是大学的德育质量，具体的责任就在于思想道德课的实效性。能“顶天立地”创新发展的现代青年大学生，是长期教育全面培养的结果。但需要弄清楚的一点是，在硬件一定的前提下，在专业教育能力、水平一定的前提下，一个学生能否成才，成多大的才，是否能成为“通才”，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德育是否实现。培养和教育已不在于泛泛的“原则”之谈，而在于以什么样的人生“意识”和对生活的“信念”，在于点石成金似的“点拨”“渡化”。当代我国大学的许多不适应就在这里。动辄“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多大轰大隆，倡议或规定，其后就不知道应当再做些什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前中国的大学生除了某些热门专业及少部分在良好的家庭背景下实现顺利就业和发展外，大多数特别是农村及平民子弟，漠然、焦虑、失业已逐渐成了主流。不能否认他们的思想及道德品质普遍潜存一定的问题。人的异化当然会有一定的过程及其条件，但由于逆反心理造成德育的失效，产生“集群失范”行为，已是迫在眉睫的情况，这表明他们面对选择的困惑和生存的压力时的无所适从（如近两年江西、河北先后发生的大学生案已说明了问题）。科技在日新月异，飞快的生活节奏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也在不断加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的信念。就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看不到美好的明天和理想的实现、独立学习教育的错位、人际关系的困顿、感情恋情的无措和经济地位的窘迫等，皆使许多学生心力交瘁。弱势地位和处理压力的知识经验不够，容易使他们的个性异化而产生情绪性的越轨行为。“集群失范”行为往往就在这种场合和条件下轰然而起。他们慷慨激昂、肆意妄为，其实就是由于德育的欠缺、智力贫乏、情感单薄，没有君子的修“道”信念而造成的个性化狂热氛围中的减压出口。所以德育除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以外，也需要培养同学应对现实的“大智慧”。
这种人生德育大智慧的教育，要与德育要求的学生主体意识建立同步而行，也要与人性化教育理念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把精神的引导和灵魂的塑造转换为行为控制，才能克服极端政治化的大学生品格异化和虚假量化下所谓的效率导致的高校德育的“价值无根性”。
目前高校所用的思想道德修养教材，甚至连一个紧扣主体的简洁名称都没有，内容的编排更没有深化的理性指导，只注重臆想系统的完整。同时在时代性、针对性、现实性、实践性等方面的结合也很不够。没有德育的理念和机制，在教学中又如其它课的教法一样，贯彻“幼儿”化的“板书”“口述”式灌输，学生不能从思想上受益成长，反多觉得是过时多余的负担。生硬、晦涩、脱离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难怪教师和学生多认为“思想道德”课就是政治课，缺乏应有理论深度的人生修养学说及联系实际的内容和及时的讲评，从而没有思想的震撼性影响，无教人育人的作用。因此，高教要基本符合大众化、人性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德育工作也要实际并理性化，要创新模式，才能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优良或起码自觉认同社会现实的务实型与创新型人才。当然，德育主要依靠思想道德课教学及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模范作用只是潜移默化地实现品德“内化”的一个方面。但“大学精神”应当理直气壮地宣扬，其对形成校园气氛，产生精神的“预热”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此外，德育既要有“学”且要有“术”。思想道德课应添加补充紧跟当前实际又为学生所紧迫需要的内容，从而客观上发挥“滋养、催化、点余”作用，以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并培养创新发展的能力，实现及时就业。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文化教育、法律意识教育都不能缺少，但应区分主次，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进行熏陶和灌输，核心是解决好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事实已证明在当代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普遍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个性。首先实现良好的“社会性”，这决定教育质量或成才的规格、标准，也是大学发展的瓶颈。
所以，大学德育必须改革，改革就要切实地贯彻中央“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就要有德育的独特理性，不能“唯上”“唯书”。
既要创新发展就要“开放”。基本的德育理论思想要坚持体现“社会”性是一个重要方面，也应借鉴有些国家一些被实践证实是积极、先进的机制和施教内容、方法。这就是说，教育的目的要贴近社会现实。大学既然是国家公民教育，必须在“公民”两字上多下功夫。这个公民，标准必须是社会的“精英”，是“君子”式的好人。有知识、有道德、守纪律还不够，必须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个性，能创新、能“独立”“自我”地发展。要客观上符和“社会化”的标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明的要有政治“理想”或事业“理想”。在这种素质下，才可能明察、远见、有卓识、自信、坚定柔韧，全力以赴。当然，要达到这种教育效果或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德育在教育工程中就是牵“牛鼻子”，思想道德课自当首担其责。
人文关怀理念在德育中的失落与“政治化倾向十足导致大学生品格的异化”，已是不容漠视的事实，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究其原因，就在于思想道德课与政治宣传重点制造的是服务于社会政治所需要的服从、谦恭无私的形象。而体现大学生的创造个性和创造能力的怀疑批判、独立自主等现代人格品质，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表现就是政治标准和道德要求脱离实际并多流于形式，教育目标成为一种刻板的伪“圣贤”标准，从而导致大学生矛盾心理和“双重人格”的形成。许多大学生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此时行善，彼时行恶。“情景化道德”和“二元性道德”在大学校园有很大市场。无视大学生需要耐心积淀的修养，把德育简约成量化要求，隐闭了通往内在精神的路径，束缚越来越多，自由呼吸的空气越来越少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限制大学生生命智慧的成长和向往能力的发展，正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教育方式。可见在高校建立人性化的德育理念是很重要的。这应成为大学校长或教育家的第一思考。
二、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思考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教材合并，现名称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很冗长累赘，也有愧于人文道德传统大国和大学本身的声誉。其实除了改变灌输法律知识以培养法律意识观念外，主要是为了压缩课时，这本来无可厚非。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而实际上是欲行而趔趄，充分表明我们德育改革的理性认识不足，没有坚定的科理意向。这两本教材原与“形势与政策”课教材一起，同被规定为德育教本，是没有原则问题的，关键是施教方式。简称“德育教程”有何不可？表象往往说明问题症结，首先是没有考虑教育的学理，受陈腐观念束缚，说“改革”又是心存疑惧玩平衡。其次，在高校教授本课的多为政治教师，课时关系经济利益，所以总要有争执的。至于搞极端形式主义，甚至假教育、假教学现象，在领导意志下更是无人考虑。但我以为，学分制下课时是有限的，为了学生及国家的未来，大学应该调整有关课时，应安排和充实紧跟时代要求和科技发展的为学生所急需的新课程。所以，大学德育及具体的“思想道德修养”教学，要从“质量”和“效益”上求“时间”，非讲究施教方式不可。极端的形式化教学与没有实际作用和价值的内容应该退出课时。大学应有大气，也应给教育者以人性化的待遇。教育质量是以教师积极性的发挥为前提的，简单划一的苛政是不足为训的。大学应有自主权和机动的灵活性，这是发展大国教育的所在。有教法而无定法，主管者应研究德育的特点和要领，应当戒忌和克服当前各地为了“迎评”出现的做假以致是非颠倒的弊端。德育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特别要实事求是。其性质决定了要得到学生修养成绩的评估、综合考察科学性，教学成就便应以全面、客观、发展来认定。如为经济或政治利益的目的搞虚假的“花架子”是没有正常效应的。这就要求任何学校都应在大德育理念下，逐步推行改革，持之以恒，慢慢形成各方相互呼应并促进学生成熟进步的机制，并在好机制前提下产生合理化形式。不能搞绝对的为形式而形式，甚至闭目塞听、指鹿为马。“人师”都是在执著于教育的事业情感下“敬业”成长起来的。为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德育教师也要适应形势的转变。
许多大学生认为，读类似美国学者卡耐基的《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及当前风行的励志类“成功学”等书，比看国内的德育教材更有实际意义，这表明学生发展中的需求趋向。德育应顺应这个趋势，在有关选修课教学和校园文化、社团活动中，发挥积极的倡导、组织、实践与宣讲辅导的作用。有的高校学生自发筹建“青年成功学会”就是很有意义的创举。这既增强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也把青年人的热情躁动引导汇集朝应有的方向发展。让学生从理论上理解并实际上学会面对社会现实，明白怎样创新发展及选择就业，减轻心理焦虑和困扰。更重要的是许多后进学校如重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成才水平、实现学校的发展，将会有添加微量元素一样的“点石成金”效用。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较高的淘汰率是每个学校督促学生奋力学习的重要手段，当然这是与他们的招生制度相联系的。美国大学“宽进严出”与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相比较，优点在于吸纳了几乎全部有志就学青年最大限度地挖掘人才，减少未来潜在人才的损失；结合综合性的高中毕业会考制，使学生不至偏科，造就知识结构完整的人；注重学生操行评定和文体才能及社会活动能力，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严格的专业考试保证了高校的教育质量，客观上督促学生持续努力，不至松劲懈怠；良好的学风及校风对学生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及正派踏实的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对培养学生依靠个人努力、公平参与竞争的心理素质和实际能力的培养，都产生了相当大的推动。与之相反，我们的大学“严进宽出”的现状，却给许多学生入校后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意识提供了思想条件，从而给不正的学风、校风埋下了伏笔，造成个别学生自甘堕落，整体性德育效果也大打折扣。实际上是“大出大进大轰隆”，不合格的毕业生既败坏了学校声誉，也给社会的合理竞争和就业秩序造成破坏。当前就业现状是勤奋踏实本分的贫民子弟难就业，而官宦富贵家的纨绔子弟什么都捷足先登，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现象。所以，在高校推行学生操行评定制，要和思想道德修养教学建立有机联系，有关教师应承担一定责任。学校对品行有严重问题的学生，要有规劝、责罚淘汰等制度。总之大学德育要有其在教育体制中的权威性。现在已没有太多政治问题，但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与考察应实实在在施行“一票否决”制。当前国家正进行的“考评”工作，如能在考察评定中增加对各高校德育创新的内容，就会促进高校从外延式的规模发展走向内含式的质量提升。中国“高教”真正适应市场商品经济，以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大展身手的春天就会来到了。
国家恢复“思想道德”课教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经历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为了在教育这个“重灾区”整顿教学秩序，育人以“道”，各校自下而上开设了本课。不可否认这门课程是在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情况下开设的。尽管不同于数千年的“修身”或民国时的“训导”，但近三十年里确为国家复兴及教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了，商品市场经济到来了。劳动力是商品，人才也是商品。短缺经济变成了剩余经济。市场要求的劳动力，即人才的质量规格和标准都提升了，因而大学德育无疑明显地滞后了。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对社会现实很难由衷地认同，迷茫、焦虑及逆反心理已成普遍现象。大学如何适应和发展？其实首要指向的就是大学的德育质量，具体的责任就在于思想道德课的实效性。能“顶天立地”创新发展的现代青年大学生，是长期教育全面培养的结果。但需要弄清楚的一点是，在硬件一定的前提下，在专业教育能力、水平一定的前提下，一个学生能否成才，成多大的才，是否能成为“通才”，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德育是否实现。培养和教育已不在于泛泛的“原则”之谈，而在于以什么样的人生“意识”和对生活的“信念”，在于点石成金似的“点拨”“渡化”。当代我国大学的许多不适应就在这里。动辄“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多大轰大隆，倡议或规定，其后就不知道应当再做些什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前中国的大学生除了某些热门专业及少部分在良好的家庭背景下实现顺利就业和发展外，大多数特别是农村及平民子弟，漠然、焦虑、失业已逐渐成了主流。不能否认他们的思想及道德品质普遍潜存一定的问题。人的异化当然会有一定的过程及其条件，但由于逆反心理造成德育的失效，产生“集群失范”行为，已是迫在眉睫的情况，这表明他们面对选择的困惑和生存的压力时的无所适从（如近两年江西、河北先后发生的大学生案已说明了问题）。科技在日新月异，飞快的生活节奏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也在不断加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的信念。就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看不到美好的明天和理想的实现、独立学习教育的错位、人际关系的困顿、感情恋情的无措和经济地位的窘迫等，皆使许多学生心力交瘁。弱势地位和处理压力的知识经验不够，容易使他们的个性异化而产生情绪性的越轨行为。“集群失范”行为往往就在这种场合和条件下轰然而起。他们慷慨激昂、肆意妄为，其实就是由于德育的欠缺、智力贫乏、情感单薄，没有君子的修“道”信念而造成的个性化狂热氛围中的减压出口。所以德育除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以外，也需要培养同学应对现实的“大智慧”。
这种人生德育大智慧的教育，要与德育要求的学生主体意识建立同步而行，也要与人性化教育理念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把精神的引导和灵魂的塑造转换为行为控制，才能克服极端政治化的大学生品格异化和虚假量化下所谓的效率导致的高校德育的“价值无根性”。
目前高校所用的思想道德修养教材，甚至连一个紧扣主体的简洁名称都没有，内容的编排更没有深化的理性指导，只注重臆想系统的完整。同时在时代性、针对性、现实性、实践性等方面的结合也很不够。没有德育的理念和机制，在教学中又如其它课的教法一样，贯彻“幼儿”化的“板书”“口述”式灌输，学生不能从思想上受益成长，反多觉得是过时多余的负担。生硬、晦涩、脱离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难怪教师和学生多认为“思想道德”课就是政治课，缺乏应有理论深度的人生修养学说及联系实际的内容和及时的讲评，从而没有思想的震撼性影响，无教人育人的作用。因此，高教要基本符合大众化、人性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德育工作也要实际并理性化，要创新模式，才能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优良或起码自觉认同社会现实的务实型与创新型人才。当然，德育主要依靠思想道德课教学及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模范作用只是潜移默化地实现品德“内化”的一个方面。但“大学精神”应当理直气壮地宣扬，其对形成校园气氛，产生精神的“预热”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此外，德育既要有“学”且要有“术”。思想道德课应添加补充紧跟当前实际又为学生所紧迫需要的内容，从而客观上发挥“滋养、催化、点余”作用，以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并培养创新发展的能力，实现及时就业。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文化教育、法律意识教育都不能缺少，但应区分主次，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进行熏陶和灌输，核心是解决好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事实已证明在当代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普遍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个性。首先实现良好的“社会性”，这决定教育质量或成才的规格、标准，也是大学发展的瓶颈。
所以，大学德育必须改革，改革就要切实地贯彻中央“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就要有德育的独特理性，不能“唯上”“唯书”。
既要创新发展就要“开放”。基本的德育理论思想要坚持体现“社会”性是一个重要方面，也应借鉴有些国家一些被实践证实是积极、先进的机制和施教内容、方法。这就是说，教育的目的要贴近社会现实。大学既然是国家公民教育，必须在“公民”两字上多下功夫。这个公民，标准必须是社会的“精英”，是“君子”式的好人。有知识、有道德、守纪律还不够，必须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个性，能创新、能“独立”“自我”地发展。要客观上符和“社会化”的标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明的要有政治“理想”或事业“理想”。在这种素质下，才可能明察、远见、有卓识、自信、坚定柔韧，全力以赴。当然，要达到这种教育效果或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德育在教育工程中就是牵“牛鼻子”，思想道德课自当首担其责。
人文关怀理念在德育中的失落与“政治化倾向十足导致大学生品格的异化”，已是不容漠视的事实，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究其原因，就在于思想道德课与政治宣传重点制造的是服务于社会政治所需要的服从、谦恭无私的形象。而体现大学生的创造个性和创造能力的怀疑批判、独立自主等现代人格品质，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表现就是政治标准和道德要求脱离实际并多流于形式，教育目标成为一种刻板的伪“圣贤”标准，从而导致大学生矛盾心理和“双重人格”的形成。许多大学生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此时行善，彼时行恶。“情景化道德”和“二元性道德”在大学校园有很大市场。无视大学生需要耐心积淀的修养，把德育简约成量化要求，隐闭了通往内在精神的路径，束缚越来越多，自由呼吸的空气越来越少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限制大学生生命智慧的成长和向往能力的发展，正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教育方式。可见在高校建立人性化的德育理念是很重要的。这应成为大学校长或教育家的第一思考。
二、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思考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教材合并，现名称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很冗长累赘，也有愧于人文道德传统大国和大学本身的声誉。其实除了改变灌输法律知识以培养法律意识观念外，主要是为了压缩课时，这本来无可厚非。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而实际上是欲行而趔趄，充分表明我们德育改革的理性认识不足，没有坚定的科理意向。这两本教材原与“形势与政策”课教材一起，同被规定为德育教本，是没有原则问题的，关键是施教方式。简称“德育教程”有何不可？表象往往说明问题症结，首先是没有考虑教育的学理，受陈腐观念束缚，说“改革”又是心存疑惧玩平衡。其次，在高校教授本课的多为政治教师，课时关系经济利益，所以总要有争执的。至于搞极端形式主义，甚至假教育、假教学现象，在领导意志下更是无人考虑。但我以为，学分制下课时是有限的，为了学生及国家的未来，大学应该调整有关课时，应安排和充实紧跟时代要求和科技发展的为学生所急需的新课程。所以，大学德育及具体的“思想道德修养”教学，要从“质量”和“效益”上求“时间”，非讲究施教方式不可。极端的形式化教学与没有实际作用和价值的内容应该退出课时。大学应有大气，也应给教育者以人性化的待遇。教育质量是以教师积极性的发挥为前提的，简单划一的苛政是不足为训的。大学应有自主权和机动的灵活性，这是发展大国教育的所在。有教法而无定法，主管者应研究德育的特点和要领，应当戒忌和克服当前各地为了“迎评”出现的做假以致是非颠倒的弊端。德育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特别要实事求是。其性质决定了要得到学生修养成绩的评估、综合考察科学性，教学成就便应以全面、客观、发展来认定。如为经济或政治利益的目的搞虚假的“花架子”是没有正常效应的。这就要求任何学校都应在大德育理念下，逐步推行改革，持之以恒，慢慢形成各方相互呼应并促进学生成熟进步的机制，并在好机制前提下产生合理化形式。不能搞绝对的为形式而形式，甚至闭目塞听、指鹿为马。“人师”都是在执著于教育的事业情感下“敬业”成长起来的。为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德育教师也要适应形势的转变。
许多大学生认为，读类似美国学者卡耐基的《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及当前风行的励志类“成功学”等书，比看国内的德育教材更有实际意义，这表明学生发展中的需求趋向。德育应顺应这个趋势，在有关选修课教学和校园文化、社团活动中，发挥积极的倡导、组织、实践与宣讲辅导的作用。有的高校学生自发筹建“青年成功学会”就是很有意义的创举。这既增强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也把青年人的热情躁动引导汇集朝应有的方向发展。让学生从理论上理解并实际上学会面对社会现实，明白怎样创新发展及选择就业，减轻心理焦虑和困扰。更重要的是许多后进学校如重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成才水平、实现学校的发展，将会有添加微量元素一样的“点石成金”效用。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较高的淘汰率是每个学校督促学生奋力学习的重要手段，当然这是与他们的招生制度相联系的。美国大学“宽进严出”与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相比较，优点在于吸纳了几乎全部有志就学青年最大限度地挖掘人才，减少未来潜在人才的损失；结合综合性的高中毕业会考制，使学生不至偏科，造就知识结构完整的人；注重学生操行评定和文体才能及社会活动能力，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严格的专业考试保证了高校的教育质量，客观上督促学生持续努力，不至松劲懈怠；良好的学风及校风对学生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及正派踏实的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对培养学生依靠个人努力、公平参与竞争的心理素质和实际能力的培养，都产生了相当大的推动。与之相反，我们的大学“严进宽出”的现状，却给许多学生入校后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意识提供了思想条件，从而给不正的学风、校风埋下了伏笔，造成个别学生自甘堕落，整体性德育效果也大打折扣。实际上是“大出大进大轰隆”，不合格的毕业生既败坏了学校声誉，也给社会的合理竞争和就业秩序造成破坏。当前就业现状是勤奋踏实本分的贫民子弟难就业，而官宦富贵家的纨绔子弟什么都捷足先登，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现象。所以，在高校推行学生操行评定制，要和思想道德修养教学建立有机联系，有关教师应承担一定责任。学校对品行有严重问题的学生，要有规劝、责罚淘汰等制度。总之大学德育要有其在教育体制中的权威性。现在已没有太多政治问题，但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与考察应实实在在施行“一票否决”制。当前国家正进行的“考评”工作，如能在考察评定中增加对各高校德育创新的内容，就会促进高校从外延式的规模发展走向内含式的质量提升。中国“高教”真正适应市场商品经济，以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大展身手的春天就会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