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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西方的社会学家认为，色情产品（电影、画报）有着缓解人的焦虑情绪，疏导人的压抑心理，从而减少性犯罪的功用。色情制品的生产在国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暴利的产业。
80年代，情色电影登堂入室，汹涌的黄潮扑面而来，淹没了有着多年清教传统的中国大陆，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禁欲环境的色情男女们受益非浅。尽管它是社会流行语，但你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在《现代汉语词典》“毛”这个字根下收入“毛片”这个词儿，还是让我们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毛片”这个词儿吧。
“毛片”这个词语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兴起，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老百姓有奶就是娘，将一切“下流”、“淫秽”的影视作品——画面下限是女性乳房的长时间裸露及性爱意识的大量渲染，上限是赤裸裸的性交镜头，在这一范围内的所有影视作品均被称为“毛片”。
我就曾经受过三级片的骗，说是毛片，看破天了也是一毛不拔。也不能怪人家，因为那时候还真没有对毛片和三级片的准确定义和科学划分。
九十年代后，人民见多识广了，就把那类不暴露性器官的软性色情（softcore）影视作品从中分出“三级片”一类另立门户，与之相对，硬性毛片（hardcore）也有了 “顶级片”、“高片”等称呼。如今流行洋字码，就有一些人仗着自己懂几个英语单词，将其称为“A片”——A者，adult是也。
我对方言的研究很不在行，不知道其他地方管这玩意儿叫什么？我听到过山东人说“毛片”这个词儿，由五大三粗的山东人用瓮声瓮气的嗓子挤出来，显得一点儿也不雄性。成都人称其为 “歪录象”，其理想生活是 “搓搓小麻将，吃吃麻辣烫，看看歪录象”，不知道这个名字只是适用于三级片还是毛片。
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初期的毛片主要以VHS录象带形式在民间传播。
毛片由出国人员从国外带来。当时能出趟国的人，就跟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一样稀罕，回国后经常要在报刊上连载 《旅美札记》、《欧游见闻》之类的文章来让别人眼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的国家就算了），而他们如何带着毛片成功混过海关，再在一片黄色沙漠上布道的事迹，却从不在文中透露。由于片源的稀少，毛片绝对被居为奇货，如果你手中攥有一盘毛片，这个消息马上就会在可以流传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流传，最后恐怕连动物园的黑猩猩都会跑来，央求你借它开开眼。
当时的录相机价格约为3500元 （而那时一个大学生一月的生活费是50元），并且在商场买不到，只能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近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靠一个很特权的批文提货，或购买从南方运来的走私货——在福建海边刀口舔血般拿到几十件货，再雇人一台台从南方背到北方，在火车上还经常被查抄，这些因素都使得录相机既贵且少。
片源稀少，播放设备稀少，能看到毛片的机会简直就是稀少的平方了。我从听到毛片这个字眼到第一次看到毛片，中间隔了四年，“四年时间还不算长的，可怜我们宿舍老二，他一盼就是七年。
毛片以过路片的形式在我们这些无立锥之地的穷学生中流传。
那是大一的下半学期，一次午饭后，一位大三的师兄说有盘毛片，只能在他手里留半天，问去谁家能看，咣咣提议去他家。他们议论这事儿的时候旁边坐着几个人，包括我。大概是不好意思把我丢下，或怕我怀恨告密，他们扭脸邀请了我，这使得我对他俩终生都充满了感激，尽管人家觉得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那天我就像做梦一样骑了十几公里赶到咣咣家，什么文学性的描述都是扯蛋，唯一的念头是，我就要看上毛片啦！
“这时，灯一黑……”
这是十几年前流行的那种花哨杂志里 “警笛声声”类报告文学的惯用手法，套用到这里，用来描述我那次毛片处女观摩。至于片子的内容，看过的人不用我复述，没看过的人不宜我讲述，就算了吧。
幸运的是，我的第一次毛片观影经历还不至于太丢面子。首先，那盘带子的画质非常好，几乎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清晰度最高的毛录象。如果你看过那年头那种类似雪花一样画质的录象带，就会知道我能在自己的第一次摊上那么清楚的带子，简直是一种值得流泪的幸福。其次，我表现得还算镇定从容，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之所以那么镇定，是因为一块审片的都是平时经常探讨社会、哲学等严肃问题的伙伴，刚研究完叔本华舍斯托夫，又在这里肉帛相见，怎么着也得端着点儿；再说，如果表现得太过面瓜，会让别人看不起的。
我们屋老二就没这么轻松了。他性格内向，不属于江湖上混的人，所以大家有看毛片的机会也不叫他。等他终于放下架子求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大四。苦盼七年，其心也诚焉，其性也足焉。
记得那是一盘缩录的录象带，一百八十分钟长的带子录了七八个小时的节目。我们这些老江湖看这些东西已经很稀松平常了，并且为了在老二面前显示自己的优势，故意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间一度还有人囔囔没意思要换成魂斗罗，但老二端坐在离电视机最近的小马扎上，七个小时内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最后一段，大概是一截法国毛片，就像如今的年轻人格外推崇法国的艺术片一样，法国人的毛片也显得那么卓尔不群。老二终于吐出一句：“这个……挺好。”
如今我经常像游魂一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逡巡，每当经过一个当年曾潜入看毛片的地段，便会涌起一阵熟悉的暖意，同时会惊讶这么曲折的地方当年竟能执着地找到。
我们的父母们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们的家中有什么在上演吗？是未来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性成熟。
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黄舒骏唱道。
后来跟一个哥们探讨人生，他提出一个论调：古代为什么能出那么多通天地之变晓古今之事的大学问家？是因为他们很早就结婚，不用再为性问题而苦恼压抑，就把一门心思都用在治学上了。仔细想来，确有道理。
现代人性成熟得早了，结婚反倒晚了。整天憋得嗷嗷叫，这当口还能读点儿正经书，简直是在虎口夺食，太不容易了。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毛片视为洪水猛兽毒品毒药，个中缘由恐怕并不是认定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黄色录象、黄色小说毒害了多少人、人们啊你要警惕之类，往往还有具体的事例来佐证，比如采访劳教所监狱，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诉是看了黄色东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方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黄东西，而应该算计看了黄东西的人中有多少才犯了罪。要按这种逻辑，犯罪的人百分之百长有生殖器，那是不是给这世上的人都咔嚓一刀就此了账？再者说了，那些罪犯没准儿还看 《简爱》呢。
应该说现如今社会对毛片的宽容度大多了，而当时，“观看淫秽录象”绝对是一种比地下党都要隐秘的行为，一旦被局外人发觉，即使人家不说，你自己就有身败名裂的感觉。而如果被单位的保卫处抓住，再反映到人事处去，那就比说你是阳痿都丢人。
吉人自有天相，与毛片同行的十几年间，我从来就没有被抓过现行，但却经历过一次很蹊跷的毛片事件，险过剃头。
那次我跟小强去他家观摩毛片，也就放了一个多小时，屏幕上突然变成了 《米老鼠和唐老鸭》（后来才知道，那盘带子本来录的是迪斯尼动画，又被其主人刷新成更人文主义的毛片，但长度的不一致导致没有覆盖完全），把我们俩急得直跺脚。
“看你丫借的这是什么东西，不会这么短吧？”小强一边着急地调着录相机，一边气急败坏地埋怨我。我正想辩解几句，只听身后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你们在看动画片啊？”原来是小强的爸爸突然回家，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们身后……
等我努力镇静地寒暄几句后，老强进了洗手间。这时我跟小强再也绷不住，一下子对着录相机跪了下来，浑身瘫软，感激涕零——录相机爷爷啊，你真是个智能家电！
那盘毛片短得真好，短得恰到好处。
（摘自 《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张立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何炜
80年代，情色电影登堂入室，汹涌的黄潮扑面而来，淹没了有着多年清教传统的中国大陆，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禁欲环境的色情男女们受益非浅。尽管它是社会流行语，但你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在《现代汉语词典》“毛”这个字根下收入“毛片”这个词儿，还是让我们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毛片”这个词儿吧。
“毛片”这个词语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兴起，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老百姓有奶就是娘，将一切“下流”、“淫秽”的影视作品——画面下限是女性乳房的长时间裸露及性爱意识的大量渲染，上限是赤裸裸的性交镜头，在这一范围内的所有影视作品均被称为“毛片”。
我就曾经受过三级片的骗，说是毛片，看破天了也是一毛不拔。也不能怪人家，因为那时候还真没有对毛片和三级片的准确定义和科学划分。
九十年代后，人民见多识广了，就把那类不暴露性器官的软性色情（softcore）影视作品从中分出“三级片”一类另立门户，与之相对，硬性毛片（hardcore）也有了 “顶级片”、“高片”等称呼。如今流行洋字码，就有一些人仗着自己懂几个英语单词，将其称为“A片”——A者，adult是也。
我对方言的研究很不在行，不知道其他地方管这玩意儿叫什么？我听到过山东人说“毛片”这个词儿，由五大三粗的山东人用瓮声瓮气的嗓子挤出来，显得一点儿也不雄性。成都人称其为 “歪录象”，其理想生活是 “搓搓小麻将，吃吃麻辣烫，看看歪录象”，不知道这个名字只是适用于三级片还是毛片。
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初期的毛片主要以VHS录象带形式在民间传播。
毛片由出国人员从国外带来。当时能出趟国的人，就跟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一样稀罕，回国后经常要在报刊上连载 《旅美札记》、《欧游见闻》之类的文章来让别人眼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的国家就算了），而他们如何带着毛片成功混过海关，再在一片黄色沙漠上布道的事迹，却从不在文中透露。由于片源的稀少，毛片绝对被居为奇货，如果你手中攥有一盘毛片，这个消息马上就会在可以流传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流传，最后恐怕连动物园的黑猩猩都会跑来，央求你借它开开眼。
当时的录相机价格约为3500元 （而那时一个大学生一月的生活费是50元），并且在商场买不到，只能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近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靠一个很特权的批文提货，或购买从南方运来的走私货——在福建海边刀口舔血般拿到几十件货，再雇人一台台从南方背到北方，在火车上还经常被查抄，这些因素都使得录相机既贵且少。
片源稀少，播放设备稀少，能看到毛片的机会简直就是稀少的平方了。我从听到毛片这个字眼到第一次看到毛片，中间隔了四年，“四年时间还不算长的，可怜我们宿舍老二，他一盼就是七年。
毛片以过路片的形式在我们这些无立锥之地的穷学生中流传。
那是大一的下半学期，一次午饭后，一位大三的师兄说有盘毛片，只能在他手里留半天，问去谁家能看，咣咣提议去他家。他们议论这事儿的时候旁边坐着几个人，包括我。大概是不好意思把我丢下，或怕我怀恨告密，他们扭脸邀请了我，这使得我对他俩终生都充满了感激，尽管人家觉得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那天我就像做梦一样骑了十几公里赶到咣咣家，什么文学性的描述都是扯蛋，唯一的念头是，我就要看上毛片啦！
“这时，灯一黑……”
这是十几年前流行的那种花哨杂志里 “警笛声声”类报告文学的惯用手法，套用到这里，用来描述我那次毛片处女观摩。至于片子的内容，看过的人不用我复述，没看过的人不宜我讲述，就算了吧。
幸运的是，我的第一次毛片观影经历还不至于太丢面子。首先，那盘带子的画质非常好，几乎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清晰度最高的毛录象。如果你看过那年头那种类似雪花一样画质的录象带，就会知道我能在自己的第一次摊上那么清楚的带子，简直是一种值得流泪的幸福。其次，我表现得还算镇定从容，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之所以那么镇定，是因为一块审片的都是平时经常探讨社会、哲学等严肃问题的伙伴，刚研究完叔本华舍斯托夫，又在这里肉帛相见，怎么着也得端着点儿；再说，如果表现得太过面瓜，会让别人看不起的。
我们屋老二就没这么轻松了。他性格内向，不属于江湖上混的人，所以大家有看毛片的机会也不叫他。等他终于放下架子求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大四。苦盼七年，其心也诚焉，其性也足焉。
记得那是一盘缩录的录象带，一百八十分钟长的带子录了七八个小时的节目。我们这些老江湖看这些东西已经很稀松平常了，并且为了在老二面前显示自己的优势，故意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间一度还有人囔囔没意思要换成魂斗罗，但老二端坐在离电视机最近的小马扎上，七个小时内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最后一段，大概是一截法国毛片，就像如今的年轻人格外推崇法国的艺术片一样，法国人的毛片也显得那么卓尔不群。老二终于吐出一句：“这个……挺好。”
如今我经常像游魂一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逡巡，每当经过一个当年曾潜入看毛片的地段，便会涌起一阵熟悉的暖意，同时会惊讶这么曲折的地方当年竟能执着地找到。
我们的父母们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们的家中有什么在上演吗？是未来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性成熟。
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黄舒骏唱道。
后来跟一个哥们探讨人生，他提出一个论调：古代为什么能出那么多通天地之变晓古今之事的大学问家？是因为他们很早就结婚，不用再为性问题而苦恼压抑，就把一门心思都用在治学上了。仔细想来，确有道理。
现代人性成熟得早了，结婚反倒晚了。整天憋得嗷嗷叫，这当口还能读点儿正经书，简直是在虎口夺食，太不容易了。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毛片视为洪水猛兽毒品毒药，个中缘由恐怕并不是认定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黄色录象、黄色小说毒害了多少人、人们啊你要警惕之类，往往还有具体的事例来佐证，比如采访劳教所监狱，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诉是看了黄色东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方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黄东西，而应该算计看了黄东西的人中有多少才犯了罪。要按这种逻辑，犯罪的人百分之百长有生殖器，那是不是给这世上的人都咔嚓一刀就此了账？再者说了，那些罪犯没准儿还看 《简爱》呢。
应该说现如今社会对毛片的宽容度大多了，而当时，“观看淫秽录象”绝对是一种比地下党都要隐秘的行为，一旦被局外人发觉，即使人家不说，你自己就有身败名裂的感觉。而如果被单位的保卫处抓住，再反映到人事处去，那就比说你是阳痿都丢人。
吉人自有天相，与毛片同行的十几年间，我从来就没有被抓过现行，但却经历过一次很蹊跷的毛片事件，险过剃头。
那次我跟小强去他家观摩毛片，也就放了一个多小时，屏幕上突然变成了 《米老鼠和唐老鸭》（后来才知道，那盘带子本来录的是迪斯尼动画，又被其主人刷新成更人文主义的毛片，但长度的不一致导致没有覆盖完全），把我们俩急得直跺脚。
“看你丫借的这是什么东西，不会这么短吧？”小强一边着急地调着录相机，一边气急败坏地埋怨我。我正想辩解几句，只听身后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你们在看动画片啊？”原来是小强的爸爸突然回家，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们身后……
等我努力镇静地寒暄几句后，老强进了洗手间。这时我跟小强再也绷不住，一下子对着录相机跪了下来，浑身瘫软，感激涕零——录相机爷爷啊，你真是个智能家电！
那盘毛片短得真好，短得恰到好处。
（摘自 《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张立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何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