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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叫贝石涛，是法国心脏病科专家。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对中国这片土地，满怀亲近与好奇。
父亲贝熙业也是医生，在中国度过41年后，返回法国。父亲离世那年，我才三岁。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直至2013年母亲昊似丹去世，我才突然明白，自己错过了一些事情。
父亲留下的遗物，像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我渴望了解：文献上的汉字记录了什么，照片上跟父亲站在一起的人都是谁，父亲是怎么遇见母亲、怎样深人中国社会的。这是一段令人着迷的历史，至今鲜为人知。
东方的召唤
“历史，源于意志与机缘的相会。”2014年3月，我第一次来到父亲的花园，中国人稱作贝家花园。之前，我仅仅在照片上见到过。
这座花园位于北京西山，由父亲设计修建。我沿山径拾级而上，绿树掩映之中，花岗岩垒砌的三层碉楼，显得独树一帜。碉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上额嵌有“济世之医”石匾，为民国四老之一李石曾手书。
从碉楼出来，向山上行进，遇到了岔道，分别通向花园其余两组建筑。我顺石路来到北大房，主体建筑就在这里。只见一座两层中式楼阁，面阔四间，前出明廊，楼顶为歇山顶，红柱灰瓦，苏式彩绘。楼前是开阔平地，藤架、喷泉、水池，点缀其间。登楼远眺，美景一览无余。
父亲在这里居住30多年。如今，我站在北大房楼阁之前，亲见父亲栽种的一株七叶栗树，己高过楼顶，枝叶遮天，不禁眼角泛泪。60年前，父母告别此地，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热爱中国，本打算在中国终老，甚至为自己选好了墓地。1954年，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父亲必须在一个月内离开中国，但母亲必须独自留下。
父亲贝熙业于1872年7月9日，出生于法国中部村庄利莫赞夏尔。20岁，他考人波尔多海军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被派往塞内加尔、印度、越南与伊朗，抗击鼠疫与霍乱。
1913年4月，父亲抵达天津，担任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医官，并受聘在北洋海军医学堂教学。几个月后，他又进京任法国公使馆医官，兼任圣米歇尔医院（即法国医院）院长，同时被聘为北洋政府总统医疗顾问。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中国，整整41年。
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擅长普通医科与外科。他的私人相册珍藏着一些照片，有袁世凯、汪精卫、梅兰芳、九世班禅，还有今天无法知道名姓的椒女名媛。父亲的精湛医术被北京上层社会所认可，成为争相延请的西医大夫。袁世凯甚至向他颁发三等文虎勋章奖状。
之后，父亲又担任中法大学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校医。1932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父亲被邀请出任首任院长。6年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
在中国，父亲是生活优裕、受人尊重的社会名流。法国已淡化为一个遥远记忆，眼下要离开北京，独自回国从头开始，对父亲来说，是一种从身体到心理的挑战。那年，他已82岁。
母亲昊似丹是中国人，刚刚30岁，与父亲已经结婚两年。她生于北京富贵之家，其父吴明远投身金融业，担任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为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三弟。
母亲酷爱书画、古琴与戏曲，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师从溥伒与溥佺。经大师精心调教，绘画技艺进步神速，举办过几次画展，经常去西山写生。慢慢地，她开始替父亲管起家务。多年来，母亲与父亲互相帮扶。如果父亲离开，她的生活又何以为继？
与此同时，父亲的挚友铎尔孟也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中国。铎尔孟是法国杰出汉学家，谈吐优雅，每日身着长袍马褂，俨然一副中国儒士形象。从清朝到民国，铎尔孟做过京师大学堂教习、总统府顾问，后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日本占领北京后，他创办中法汉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法国汉学家。
铎尔孟终生未婚，几乎所有的朋友、财富与事业都在中国。他醉心于中国古籍，已收藏一万五千册。历经政治风云动荡，这些图书均未散失。他在海关打了34个箱子运书。1954年6月初，与中法汉学研究所成员一起，他登上回法国的客轮。
迟来的爱情
父亲希望母亲能一起陪同前往法国，他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
“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认为，自己配得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客人。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一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几，住在北京？假若法律不允许，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行期推迟到9月底？此外，我还请求妻子保留中国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
那时，周恩来在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父亲无法知道周恩来如何批复，只能焦灼地等待。
2012年之后两年，父亲留下的资料与照片，占据了我全部业余时间。慢慢地，我仿佛看见父亲从文献中复活，开始讲述他的生活。1923年，父亲第一任妻子病故。从那以后，父亲过着独身生活，直到遇见母亲。
我发现，父母最早交往是在1940年，父亲治好了母亲的肺病。不久，母亲参加辅仁大学昆曲社。在昆曲大王韩世昌悉心指导下，昆曲社举行公演。母亲在《牡丹亭·惊梦》中，扮演女主角杜丽娘侍女春香，顾盼生辉，演技传神。父亲望着台上的母亲，不觉心中一动：昨日那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不知何时已经出落成个妙龄少女。
若不是在母亲的笔记本上，发现父亲的题词，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父亲那件医生的白大褂里，藏着一颗诗人的心。父亲用法文给母亲写了一首诗：妙笔胜轻燕，幻化峰林泉。鸽饮幽竹畔，隐此实我愿。
我在父母遗物中，还发现了一架照相机。有一阵子，父母迷上了拍照，甚至还玩自拍，导演应该是母亲。一天傍晚，父亲摔倒在地，面色青紫。母亲恰好在身边，扶起父亲悉心照顾。或许就在那段日子，他们发现彼此相爱。
1952年，父母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并邀请20多位朋友聚会庆祝。母亲家人开始不能接受，外祖父对母亲不告而婚十分生气，倒是外祖母心疼母亲，偷偷做了一床被子送过去。 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爱情。因为，父母相差52岁。铎尔孟极力劝阻，多次激烈地让父亲试图想象一下，这种不谨慎决定的严重性与后果。
对母亲的人品，铎尔孟十分肯定，出面给父亲的两个女儿写信：“至于似丹，我必须声明，是真诚而无图谋的。对于一个中国女子来说，在当前形势下，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被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连在一起，这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母亲即将为她的勇敢付出代价。外交部回复到了，同意父亲延期到9月底离开中国，但母亲不能同行。离开北京前，铎尔孟来到贝家花园告别。在北京40年里，父亲与他情同兄弟，几乎每周见面，现在却不得不分离。
每逢周三晚上，贝家成為法国人的社交中心。除铎尔孟外，还有诗人、考古学家谢阁兰，汉学家伯希和、葛兰言，人类学家、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探险家阿列桑德拉·大卫一内尔，法官、东方学者居斯塔夫一夏尔·图森，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等，他们大都风华正茂、激情飞扬。
法国公使馆秘书阿列克西·莱热，也经常出入沙龙。莱热不会汉语，但热爱中国文化，对铎尔孟十分钦佩，取中文名字“雷希爱”。
莱热是个外交官，却以诗人闻名。1960年，他以笔名圣一琼·佩斯创作的史诗《远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首诗的灵感来自1920年5月，他与父亲等人的一次蒙古之旅。之后，在北京西山桃峪观写就。1917年9月22日，莱热从桃峪观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这里夜间的闲暇无边无际，万籁俱寂衬托出极度虚无与空乏，通往梦想世界中去，直到天亮。”
贝家花园建成之前，父亲居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16号，分东西两个跨院。西跨院是花园，栽植松柏海棠、修竹长藤，中间有五间厅堂，原是举办沙龙的场所。1923年贝家花园建成后，沙龙转移到这里。客人像浮云一样来了又去，父亲则像长在这里的一棵大树，见证四季变幻的色彩。
奥维涅的西山
1954年夏天，花园留给父亲的时间不多了。父母心烦意乱地收拾行装，一张老照片把父亲带回战争烽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找到父亲请求帮助。
父亲开始用轿车，秘密为八路军运送药品。汽油成为战略物资后，父亲改为骑自行车运送，每次载重几十斤，往返行程数十公里。
一路上，父亲要经过数道日军关卡。车到贝家花园，地下交通员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把药品运抵根据地。父亲还亲自为八路军战士动手术，母亲打下手，帮助做了7台手术。
当年，为了方便汽车通行，父亲捐资修建一座小桥，李石曾题写
“贝大夫桥”。父亲同情农民，看病从不收取费用。他说，我是个农民，土地已经进人我的血液。我与土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联系。
出发的时刻很快来临。1954年10月1日，父亲身上仅带30美元，去天津坐船回国。告别是艰难的，手一松开就是永别。母亲送到码头，目送父亲走过海关。这时一名警察跑过来，递上周总理签署的通行令，母亲终于得以和父亲一同离开。父亲打开随身提的鸟笼，把百灵鸟放飞。母亲身穿旗袍，跟在他身后，满脸都是泪水。
父母定居法国中部，一个名叫奥维涅新浴堡的村庄，只有400多居民。房子是父亲翻修的，正对河流。有时，母亲望着对面山崖，郁郁葱葱，温泉的热气袅袅而上。她出神地想：多像北京的西山啊！
河流尽头是每天必经之路。父亲到林中开荒，母亲忙着种树。母亲从没干过农活，却不得不砍柴种地，做真正的农妇。父亲写信给铎尔孟：“似丹跟我一起，给花园翻土。因为，我已经干不动重活了，病痛又让我动弹不得。”母亲心疼父亲，总要多做一些。
铎尔孟已搬进华幽梦，这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修道院。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出版一套《东方文学丛书》，《红楼梦》名列其中。铎尔孟负责法文版《红楼梦》审校，这意味着他再也不用靠变卖中国古籍，换取生活费用。
夜色笼罩华幽梦，惟有一盏灯还执着地亮着。《红楼梦》审订工作长达10年，铎尔孟给父亲写信说：
“亲爱的老哥，我做着苦役，这一切使我疲惫，身体与精神的疲惫。就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看到栗树后的天空开始染上玫瑰色，太阳要升起来了。”
返回法国第二年，我来到人间。83岁的父亲高龄得子，喜不自胜，马上写信告诉铎尔孟。铎尔孟立即回信，给我起了个中文名字“小瑞JL"。
1957年6月，父亲决定去看望铎尔孟。一家三口先坐火车抵达巴黎，从巴黎到华幽梦没有直达车，还有几公里路需要步行。父亲腿脚不便，拄着拐杖才能前行，每走一百来步，就要停下来休息。
北京一别，已经三年未见。此次相见，将是人生最后一面。铎尔孟放下手头工作，兴奋地带我们一家参观修道院。尖顶教堂下，我们留下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不久，父亲病倒了。1958年2月5日，父亲在新浴堡家中离世，享年86岁。母亲写信给铎尔孟：“我的脑子空了，心是碎了。……在去世前三点钟，他是那样安静，像蜡烛一样地熄灭。我告诉他，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我决定随他的意志几，在这里抚养小瑞儿成人。我有勇气，叫他放心。他明白我的话，可是不能回答我，只是握着我的手。我的十字架，比他的更苦、更长久。”
从此，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母亲时常到山上劳动，农闲时画画，参加画展。我长大后，考进父亲就读的军医大学，成为一名心脏病科医生。2013年6月，母亲89岁那年，也追随父亲而去。
贝家花园尘封半个多世纪。我以为，往事已被时间湮没。2013年，北京海淀区政府把花园修缮一新。次年，我应邀访华，第一次看见父亲的花园，遇到父亲医治过的病人。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忘记父亲。2015年，贝家花园被授予“中法人文交流基地”称号。
2018年10月下旬，我携妻子来到北京，参加父亲逝世60周年纪念活动。25日上午，在和平苑举行的演讲会上，我介绍父亲生平，用图片一一展示。回到听众席，本文作者恰好坐在我身旁，我这样总结：“父亲不仅热爱中国文化，更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父亲贝熙业也是医生，在中国度过41年后，返回法国。父亲离世那年，我才三岁。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直至2013年母亲昊似丹去世，我才突然明白，自己错过了一些事情。
父亲留下的遗物，像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我渴望了解：文献上的汉字记录了什么，照片上跟父亲站在一起的人都是谁，父亲是怎么遇见母亲、怎样深人中国社会的。这是一段令人着迷的历史，至今鲜为人知。
东方的召唤
“历史，源于意志与机缘的相会。”2014年3月，我第一次来到父亲的花园，中国人稱作贝家花园。之前，我仅仅在照片上见到过。
这座花园位于北京西山，由父亲设计修建。我沿山径拾级而上，绿树掩映之中，花岗岩垒砌的三层碉楼，显得独树一帜。碉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上额嵌有“济世之医”石匾，为民国四老之一李石曾手书。
从碉楼出来，向山上行进，遇到了岔道，分别通向花园其余两组建筑。我顺石路来到北大房，主体建筑就在这里。只见一座两层中式楼阁，面阔四间，前出明廊，楼顶为歇山顶，红柱灰瓦，苏式彩绘。楼前是开阔平地，藤架、喷泉、水池，点缀其间。登楼远眺，美景一览无余。
父亲在这里居住30多年。如今，我站在北大房楼阁之前，亲见父亲栽种的一株七叶栗树，己高过楼顶，枝叶遮天，不禁眼角泛泪。60年前，父母告别此地，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热爱中国，本打算在中国终老，甚至为自己选好了墓地。1954年，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父亲必须在一个月内离开中国，但母亲必须独自留下。
父亲贝熙业于1872年7月9日，出生于法国中部村庄利莫赞夏尔。20岁，他考人波尔多海军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被派往塞内加尔、印度、越南与伊朗，抗击鼠疫与霍乱。
1913年4月，父亲抵达天津，担任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医官，并受聘在北洋海军医学堂教学。几个月后，他又进京任法国公使馆医官，兼任圣米歇尔医院（即法国医院）院长，同时被聘为北洋政府总统医疗顾问。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中国，整整41年。
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擅长普通医科与外科。他的私人相册珍藏着一些照片，有袁世凯、汪精卫、梅兰芳、九世班禅，还有今天无法知道名姓的椒女名媛。父亲的精湛医术被北京上层社会所认可，成为争相延请的西医大夫。袁世凯甚至向他颁发三等文虎勋章奖状。
之后，父亲又担任中法大学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校医。1932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父亲被邀请出任首任院长。6年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
在中国，父亲是生活优裕、受人尊重的社会名流。法国已淡化为一个遥远记忆，眼下要离开北京，独自回国从头开始，对父亲来说，是一种从身体到心理的挑战。那年，他已82岁。
母亲昊似丹是中国人，刚刚30岁，与父亲已经结婚两年。她生于北京富贵之家，其父吴明远投身金融业，担任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为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三弟。
母亲酷爱书画、古琴与戏曲，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师从溥伒与溥佺。经大师精心调教，绘画技艺进步神速，举办过几次画展，经常去西山写生。慢慢地，她开始替父亲管起家务。多年来，母亲与父亲互相帮扶。如果父亲离开，她的生活又何以为继？
与此同时，父亲的挚友铎尔孟也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中国。铎尔孟是法国杰出汉学家，谈吐优雅，每日身着长袍马褂，俨然一副中国儒士形象。从清朝到民国，铎尔孟做过京师大学堂教习、总统府顾问，后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日本占领北京后，他创办中法汉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法国汉学家。
铎尔孟终生未婚，几乎所有的朋友、财富与事业都在中国。他醉心于中国古籍，已收藏一万五千册。历经政治风云动荡，这些图书均未散失。他在海关打了34个箱子运书。1954年6月初，与中法汉学研究所成员一起，他登上回法国的客轮。
迟来的爱情
父亲希望母亲能一起陪同前往法国，他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
“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认为，自己配得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客人。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一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几，住在北京？假若法律不允许，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行期推迟到9月底？此外，我还请求妻子保留中国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
那时，周恩来在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父亲无法知道周恩来如何批复，只能焦灼地等待。
2012年之后两年，父亲留下的资料与照片，占据了我全部业余时间。慢慢地，我仿佛看见父亲从文献中复活，开始讲述他的生活。1923年，父亲第一任妻子病故。从那以后，父亲过着独身生活，直到遇见母亲。
我发现，父母最早交往是在1940年，父亲治好了母亲的肺病。不久，母亲参加辅仁大学昆曲社。在昆曲大王韩世昌悉心指导下，昆曲社举行公演。母亲在《牡丹亭·惊梦》中，扮演女主角杜丽娘侍女春香，顾盼生辉，演技传神。父亲望着台上的母亲，不觉心中一动：昨日那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不知何时已经出落成个妙龄少女。
若不是在母亲的笔记本上，发现父亲的题词，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父亲那件医生的白大褂里，藏着一颗诗人的心。父亲用法文给母亲写了一首诗：妙笔胜轻燕，幻化峰林泉。鸽饮幽竹畔，隐此实我愿。
我在父母遗物中，还发现了一架照相机。有一阵子，父母迷上了拍照，甚至还玩自拍，导演应该是母亲。一天傍晚，父亲摔倒在地，面色青紫。母亲恰好在身边，扶起父亲悉心照顾。或许就在那段日子，他们发现彼此相爱。
1952年，父母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并邀请20多位朋友聚会庆祝。母亲家人开始不能接受，外祖父对母亲不告而婚十分生气，倒是外祖母心疼母亲，偷偷做了一床被子送过去。 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爱情。因为，父母相差52岁。铎尔孟极力劝阻，多次激烈地让父亲试图想象一下，这种不谨慎决定的严重性与后果。
对母亲的人品，铎尔孟十分肯定，出面给父亲的两个女儿写信：“至于似丹，我必须声明，是真诚而无图谋的。对于一个中国女子来说，在当前形势下，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被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连在一起，这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母亲即将为她的勇敢付出代价。外交部回复到了，同意父亲延期到9月底离开中国，但母亲不能同行。离开北京前，铎尔孟来到贝家花园告别。在北京40年里，父亲与他情同兄弟，几乎每周见面，现在却不得不分离。
每逢周三晚上，贝家成為法国人的社交中心。除铎尔孟外，还有诗人、考古学家谢阁兰，汉学家伯希和、葛兰言，人类学家、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探险家阿列桑德拉·大卫一内尔，法官、东方学者居斯塔夫一夏尔·图森，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等，他们大都风华正茂、激情飞扬。
法国公使馆秘书阿列克西·莱热，也经常出入沙龙。莱热不会汉语，但热爱中国文化，对铎尔孟十分钦佩，取中文名字“雷希爱”。
莱热是个外交官，却以诗人闻名。1960年，他以笔名圣一琼·佩斯创作的史诗《远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首诗的灵感来自1920年5月，他与父亲等人的一次蒙古之旅。之后，在北京西山桃峪观写就。1917年9月22日，莱热从桃峪观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这里夜间的闲暇无边无际，万籁俱寂衬托出极度虚无与空乏，通往梦想世界中去，直到天亮。”
贝家花园建成之前，父亲居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16号，分东西两个跨院。西跨院是花园，栽植松柏海棠、修竹长藤，中间有五间厅堂，原是举办沙龙的场所。1923年贝家花园建成后，沙龙转移到这里。客人像浮云一样来了又去，父亲则像长在这里的一棵大树，见证四季变幻的色彩。
奥维涅的西山
1954年夏天，花园留给父亲的时间不多了。父母心烦意乱地收拾行装，一张老照片把父亲带回战争烽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找到父亲请求帮助。
父亲开始用轿车，秘密为八路军运送药品。汽油成为战略物资后，父亲改为骑自行车运送，每次载重几十斤，往返行程数十公里。
一路上，父亲要经过数道日军关卡。车到贝家花园，地下交通员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把药品运抵根据地。父亲还亲自为八路军战士动手术，母亲打下手，帮助做了7台手术。
当年，为了方便汽车通行，父亲捐资修建一座小桥，李石曾题写
“贝大夫桥”。父亲同情农民，看病从不收取费用。他说，我是个农民，土地已经进人我的血液。我与土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联系。
出发的时刻很快来临。1954年10月1日，父亲身上仅带30美元，去天津坐船回国。告别是艰难的，手一松开就是永别。母亲送到码头，目送父亲走过海关。这时一名警察跑过来，递上周总理签署的通行令，母亲终于得以和父亲一同离开。父亲打开随身提的鸟笼，把百灵鸟放飞。母亲身穿旗袍，跟在他身后，满脸都是泪水。
父母定居法国中部，一个名叫奥维涅新浴堡的村庄，只有400多居民。房子是父亲翻修的，正对河流。有时，母亲望着对面山崖，郁郁葱葱，温泉的热气袅袅而上。她出神地想：多像北京的西山啊！
河流尽头是每天必经之路。父亲到林中开荒，母亲忙着种树。母亲从没干过农活，却不得不砍柴种地，做真正的农妇。父亲写信给铎尔孟：“似丹跟我一起，给花园翻土。因为，我已经干不动重活了，病痛又让我动弹不得。”母亲心疼父亲，总要多做一些。
铎尔孟已搬进华幽梦，这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修道院。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出版一套《东方文学丛书》，《红楼梦》名列其中。铎尔孟负责法文版《红楼梦》审校，这意味着他再也不用靠变卖中国古籍，换取生活费用。
夜色笼罩华幽梦，惟有一盏灯还执着地亮着。《红楼梦》审订工作长达10年，铎尔孟给父亲写信说：
“亲爱的老哥，我做着苦役，这一切使我疲惫，身体与精神的疲惫。就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看到栗树后的天空开始染上玫瑰色，太阳要升起来了。”
返回法国第二年，我来到人间。83岁的父亲高龄得子，喜不自胜，马上写信告诉铎尔孟。铎尔孟立即回信，给我起了个中文名字“小瑞JL"。
1957年6月，父亲决定去看望铎尔孟。一家三口先坐火车抵达巴黎，从巴黎到华幽梦没有直达车，还有几公里路需要步行。父亲腿脚不便，拄着拐杖才能前行，每走一百来步，就要停下来休息。
北京一别，已经三年未见。此次相见，将是人生最后一面。铎尔孟放下手头工作，兴奋地带我们一家参观修道院。尖顶教堂下，我们留下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不久，父亲病倒了。1958年2月5日，父亲在新浴堡家中离世，享年86岁。母亲写信给铎尔孟：“我的脑子空了，心是碎了。……在去世前三点钟，他是那样安静，像蜡烛一样地熄灭。我告诉他，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我决定随他的意志几，在这里抚养小瑞儿成人。我有勇气，叫他放心。他明白我的话，可是不能回答我，只是握着我的手。我的十字架，比他的更苦、更长久。”
从此，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母亲时常到山上劳动，农闲时画画，参加画展。我长大后，考进父亲就读的军医大学，成为一名心脏病科医生。2013年6月，母亲89岁那年，也追随父亲而去。
贝家花园尘封半个多世纪。我以为，往事已被时间湮没。2013年，北京海淀区政府把花园修缮一新。次年，我应邀访华，第一次看见父亲的花园，遇到父亲医治过的病人。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忘记父亲。2015年，贝家花园被授予“中法人文交流基地”称号。
2018年10月下旬，我携妻子来到北京，参加父亲逝世60周年纪念活动。25日上午，在和平苑举行的演讲会上，我介绍父亲生平，用图片一一展示。回到听众席，本文作者恰好坐在我身旁，我这样总结：“父亲不仅热爱中国文化，更是一位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