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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迄今已90周年。总体而言，党自成立以来，就面临一个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问题，而其建设的价值取向则始终体现为科学建党。因此，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建设科学化，就必须把握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考察其在党的建设史上是怎样产生的，理论以及实践根据是什么，经历了哪些主要的发展阶段，演变至今其发展趋势如何。同时，在发展中把握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逻辑脉络和因果联系，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诚如恩格斯所言，思想理论的“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概而观之，把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命题还原到党建90年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追溯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因子的发展过程，可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历史探索分为5个阶段，而各个阶段又分别蕴含着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初步探索阶段（1921年～1949年）
从1921年党宣告成立到1949年党领导人民成立新中国，这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初步探索时期。从科学化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
1．践行一个价值理念，即科学化的建设理念。党成立后就面临着如何在秘密状态中发展壮大并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的问题，使党的建设的价值取向尤为重要。党特别注重党建方法的科学性，根据建党初期党员人数较少、党的影响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党创造了以党内合作方式实现与国民党合作的党建方法，使党的组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后，党的建设经历先“左”后右的严重挫折。在总结党建经验教训基础上，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指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党建的科学化理念由此明确，并成为此后党建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
2．涵盖两个党建领域，即革命党建设与执政党建设两个领域。这个时期党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主要进行的是革命党的建设。在这28年的民主革命中，党虽然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但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党从瑞金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西柏坡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等3次局部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党建设经验，诸如正确处理党同人民政权的关系、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完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风廉政建设等。
3．蕴含三个理论因子，即理论、制度和方法。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党建理论为指导，结合党建具体实际情况，创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作风上坚持群众路线以及党建要围绕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原则，特别是发明以整风形式来加强党建等党的建设理论、制度与方法，并将其系统化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党建理论系统化是党建科学化的关键，也是科学化的展现方式和体现形式。可见，理论、制度、方法是党建伟大工程的三大基石，夯实了党建科学化的理论基础。
逐渐深化阶段（1949年～1956年）
随着1949年党领导人民成立新中国，党就成为全面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在全面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加强自身的科学建设成为新的历史课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政治角色的转换中，党深刻地认识到“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为此，党对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这种探索用系统论的逻辑框架来审视，大体可分为外部系统即党与国家（政府）、党与社会的关系和内部系统即党内关系，主要体现如下：
1.党政关系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以实现党对国家的科学领导。在局部执政时期，党对党政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全国范围执政的考验使党深化了对党政关系的认识，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措施。主要有：合理界定党政分工，实现一定程度的党政分开；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全面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努力完善党和国家的法制建设等。这就基本上形成了党对政府实现有效领导的政治体制。
2.党同社会关系问题。“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这是因为党掌握了国家权力，而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并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政治力量，不对其进行约束和制约，将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为处理好这一关系：党继续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三反”“五反”和整党整风来净化党风、引导廉洁政风、带动优良民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重视群众来信等加强社会监督；实行公开建党，将党的活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极大地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3.党内关系问题。党内关系是否和谐健康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直接前提。新中国成立伊始，党通过提高党员标准，严格入党程序，保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进一步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营造了党内平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党的八大决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力推党内民主的新发展，实现了党内关系的制度化、科学化。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初掌全国政权的党对执政党建设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局部执政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拓展了党建设科学化的实践空间与理论容量。
遭遇挫折阶段（1957年～1978年）
党的八大正确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制定了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旨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本应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对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政治运动不断消解着党的制度权威，也解构了党的组织体系，革命化最终超越了制度化，使政治运动成为“制度化”了的政治运动。同时，在“不断革命论”的指导下，革命后的“革命”最终导致了10年“文化大革命”，“五十字建党方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重建党”的作用，却使党的组织几近陷于瘫痪。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指导党的建设的理论出现重大失误，推进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过于激进，而制度由于其功能受到“制度化”了的运动的一再冲击，其权威荡然无存。
虽然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但在推进党建科学化方面，也客观地存在着一些亮点，主要有：在理论指导上，提出了“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的党建目标。党深刻认识到“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从而把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在党建方法上，提出了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条例使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进行。在制度建设上，提出了使干部队伍管理制度化的方针。1962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党要管党，一管党员， 二管干部”的党建理念，并据此建立了干部轮训交流制度，同时开展重新教育党员工作。
转折恢复阶段（1978年～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序幕，推动党的建设回归到科学化的轨道上来，从而实现了党的建设上的伟大转折。党深刻反思了执政以来党建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机遇、新挑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以及“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重大命题，其实质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党聚精会神抓自身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主要体现在：
在党的建设目标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党建纲领，回答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具体建设上，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后备干部制度以及过渡性的顾问委员会制度，并在十三大上提出了干部差额选举；十二大后进行了分期分批的全面整党，十三大后建立了党性经常性教育机制即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纯洁了党员队伍，提高了党员素质；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加强了监督机制和党风廉政建设，建立了双重领导、条块结合的纪检监察体系；同时重视密切党群关系，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加强党群联系的文件。
在改善领导问题上，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方针，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强调了要以制度建设保障党的建设，党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从而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战略层面加以重视。为此，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新党章，并强调“党章最根本的党规党法”，由此树立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依据党章制定了大量的党内具体工作准则，实现了党内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就有力地回答了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可见，党在这一时期对什么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怎样科学化的问题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创新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党的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特点。党在长期执政考验、市场经济考验、改革开放考验以及复杂的国际局势考验下，创造性地回答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根本问题，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1.构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17]确立了党的建设的科学目标。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就在于党的建设各大板块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内在统一的系统化合理布局。因此，党最终确立了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动力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格局。其中，制度建设作为党的一项根本建设，又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了根本保障。因此，一个动力，一条主线，五位一体的党建总体布局构成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体系。
2.明确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根本方向。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建设科学观指明了根本方向——永葆先进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党深刻认识到党的历史方位转变问题，由此提出党所面对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些都对党的建设科学化提出了迫切的理论要求。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领域的逻辑展开与现实拓展，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形成了内生性需求。于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命题呼之欲出。因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党的建设层面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侧重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主要回答了“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党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探究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本质问题。
3．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路径。在总结运用并丰富发展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宝贵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命题，这个理论命题包含“一个规律、三大因子”。“一个规律”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三大因子”就是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归根到底是要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这就明晰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路径，从而为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要求。
综观90年来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可以发现，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党自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自我追求。当然，这一理论探索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期间曲折反复、跌宕起伏。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建设科学化经历了从理论自发到理论自觉的嬗变，使党最终克服了事实与价值，即党建实践与科学化的价值追求的紧张关系，达到了知行统一，从而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一科学命题，成为全党的理论共识与价值追求。显然，通过历程考察与成就总结，可以发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命题是经过党90年理论探索与具体实践的逻辑生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为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夯实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源。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张 雯]
概而观之，把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命题还原到党建90年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追溯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因子的发展过程，可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历史探索分为5个阶段，而各个阶段又分别蕴含着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初步探索阶段（1921年～1949年）
从1921年党宣告成立到1949年党领导人民成立新中国，这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初步探索时期。从科学化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
1．践行一个价值理念，即科学化的建设理念。党成立后就面临着如何在秘密状态中发展壮大并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的问题，使党的建设的价值取向尤为重要。党特别注重党建方法的科学性，根据建党初期党员人数较少、党的影响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党创造了以党内合作方式实现与国民党合作的党建方法，使党的组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后，党的建设经历先“左”后右的严重挫折。在总结党建经验教训基础上，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指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党建的科学化理念由此明确，并成为此后党建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
2．涵盖两个党建领域，即革命党建设与执政党建设两个领域。这个时期党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主要进行的是革命党的建设。在这28年的民主革命中，党虽然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但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党从瑞金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西柏坡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等3次局部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党建设经验，诸如正确处理党同人民政权的关系、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完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风廉政建设等。
3．蕴含三个理论因子，即理论、制度和方法。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党建理论为指导，结合党建具体实际情况，创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作风上坚持群众路线以及党建要围绕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原则，特别是发明以整风形式来加强党建等党的建设理论、制度与方法，并将其系统化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党建理论系统化是党建科学化的关键，也是科学化的展现方式和体现形式。可见，理论、制度、方法是党建伟大工程的三大基石，夯实了党建科学化的理论基础。
逐渐深化阶段（1949年～1956年）
随着1949年党领导人民成立新中国，党就成为全面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在全面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加强自身的科学建设成为新的历史课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政治角色的转换中，党深刻地认识到“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为此，党对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这种探索用系统论的逻辑框架来审视，大体可分为外部系统即党与国家（政府）、党与社会的关系和内部系统即党内关系，主要体现如下：
1.党政关系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以实现党对国家的科学领导。在局部执政时期，党对党政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全国范围执政的考验使党深化了对党政关系的认识，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措施。主要有：合理界定党政分工，实现一定程度的党政分开；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全面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努力完善党和国家的法制建设等。这就基本上形成了党对政府实现有效领导的政治体制。
2.党同社会关系问题。“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这是因为党掌握了国家权力，而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并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政治力量，不对其进行约束和制约，将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为处理好这一关系：党继续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三反”“五反”和整党整风来净化党风、引导廉洁政风、带动优良民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重视群众来信等加强社会监督；实行公开建党，将党的活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极大地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3.党内关系问题。党内关系是否和谐健康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直接前提。新中国成立伊始，党通过提高党员标准，严格入党程序，保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进一步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营造了党内平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党的八大决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力推党内民主的新发展，实现了党内关系的制度化、科学化。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初掌全国政权的党对执政党建设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局部执政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拓展了党建设科学化的实践空间与理论容量。
遭遇挫折阶段（1957年～1978年）
党的八大正确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制定了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旨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本应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对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政治运动不断消解着党的制度权威，也解构了党的组织体系，革命化最终超越了制度化，使政治运动成为“制度化”了的政治运动。同时，在“不断革命论”的指导下，革命后的“革命”最终导致了10年“文化大革命”，“五十字建党方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重建党”的作用，却使党的组织几近陷于瘫痪。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指导党的建设的理论出现重大失误，推进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过于激进，而制度由于其功能受到“制度化”了的运动的一再冲击，其权威荡然无存。
虽然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但在推进党建科学化方面，也客观地存在着一些亮点，主要有：在理论指导上，提出了“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的党建目标。党深刻认识到“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从而把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在党建方法上，提出了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条例使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进行。在制度建设上，提出了使干部队伍管理制度化的方针。1962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党要管党，一管党员， 二管干部”的党建理念，并据此建立了干部轮训交流制度，同时开展重新教育党员工作。
转折恢复阶段（1978年～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序幕，推动党的建设回归到科学化的轨道上来，从而实现了党的建设上的伟大转折。党深刻反思了执政以来党建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机遇、新挑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以及“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重大命题，其实质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党聚精会神抓自身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主要体现在：
在党的建设目标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党建纲领，回答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具体建设上，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后备干部制度以及过渡性的顾问委员会制度，并在十三大上提出了干部差额选举；十二大后进行了分期分批的全面整党，十三大后建立了党性经常性教育机制即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纯洁了党员队伍，提高了党员素质；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加强了监督机制和党风廉政建设，建立了双重领导、条块结合的纪检监察体系；同时重视密切党群关系，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加强党群联系的文件。
在改善领导问题上，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方针，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强调了要以制度建设保障党的建设，党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从而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战略层面加以重视。为此，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新党章，并强调“党章最根本的党规党法”，由此树立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依据党章制定了大量的党内具体工作准则，实现了党内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就有力地回答了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可见，党在这一时期对什么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怎样科学化的问题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创新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党的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特点。党在长期执政考验、市场经济考验、改革开放考验以及复杂的国际局势考验下，创造性地回答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根本问题，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1.构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17]确立了党的建设的科学目标。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就在于党的建设各大板块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内在统一的系统化合理布局。因此，党最终确立了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动力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格局。其中，制度建设作为党的一项根本建设，又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了根本保障。因此，一个动力，一条主线，五位一体的党建总体布局构成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体系。
2.明确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根本方向。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建设科学观指明了根本方向——永葆先进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党深刻认识到党的历史方位转变问题，由此提出党所面对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些都对党的建设科学化提出了迫切的理论要求。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领域的逻辑展开与现实拓展，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形成了内生性需求。于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命题呼之欲出。因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党的建设层面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侧重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主要回答了“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党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探究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本质问题。
3．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路径。在总结运用并丰富发展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宝贵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命题，这个理论命题包含“一个规律、三大因子”。“一个规律”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三大因子”就是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归根到底是要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这就明晰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路径，从而为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要求。
综观90年来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可以发现，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党自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自我追求。当然，这一理论探索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期间曲折反复、跌宕起伏。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建设科学化经历了从理论自发到理论自觉的嬗变，使党最终克服了事实与价值，即党建实践与科学化的价值追求的紧张关系，达到了知行统一，从而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一科学命题，成为全党的理论共识与价值追求。显然，通过历程考察与成就总结，可以发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命题是经过党90年理论探索与具体实践的逻辑生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为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夯实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源。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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