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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之后，贾樟柯继续着他独特的电影之路，新片《三峡好人》延续了贾樟柯一贯的电影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此片在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这标志着贾樟柯在自己选定的电影道路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此次获奖昭示出《三峡好人》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人性的执着探寻
对人性本质及其复杂性的探寻一直是贾樟柯电影创作的着力所在，只是在不同影片中由不同人物承载和呈现人性的不同侧面。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它虽然是复杂的，但体现在某一个体身上又是鲜明的、特异的，人性的某一方面会居于主导地位。《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就体现着这种人性的复杂性：他朴实、善良、坚韧、宽容，有传统农民的许多优点，但也有蒙昧、狭隘等人性缺陷。不过，善良在他的人性中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异乡人，他能很自然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跟他们建立了朴素而真诚的友谊，这是因为他能以诚待人。他与小混混的交往尤其能体现这一点。从他对小混混的伸手相救到小混混死后为他盖好蒙在头上的布，都可看出他人性中动人的善良一面。“好人”的内涵可能比较宽泛，但善良应是题中应有之义。韩三明是一个普通的好人。是贾樟柯塑造的又一个底层平民形象，他以坚实的人性之善打动我们。赵涛塑造的女主人公沈虹的形象则承载着贾樟柯对当代女性命运的思考。她与韩三明都在寻找的路上，两人的寻找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贾樟柯对人性的思考是指向底层小人物的，在他看来底层有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在谈到《世界》的创作时，他就说道：“我觉得关心边缘人群其实就是关心中国的现实本身，关心现实生活里那些比较底层的人。”他坚持从个人经验出发展开对人、时代、社会的叙述，在时代变迁、社会演进中展现不同个体的畸变与挣扎、苦闷与彷徨、坚守与悖离。小武、斌斌、韩三明等虽然卑微、渺小，但他们身上都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的困惑也是这个时代的困惑。贾樟柯是通过这些小人物切入社会大语境的，也通过一贯的底层关注一次次打动观众。正如有论者所言：“关注小人物，将摄影机对准最底层，把目光深入到中国人的灵魂，正是贾樟柯电影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对人性的执着探寻是贾樟柯区别于第五代导演的最重要之处，也是他与第六代其他导演的明显差异。
人性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任何对人性问题的思考都因此带有哲学意味，蒙上形而上的色彩。这对文学来说可能较易为人理解。但对电影这一影像艺术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黑泽明的经典之作《罗生门》就不是普通观众能完全理解的。因此，如何处理故事叙述与人性思考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成了摆在贾樟柯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贾樟柯看来电影可以讲哲学，但要让人懂。他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探索，对此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从《站台》开始我的电影就有一定的抽象性。我不会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情节或一个具体的处境中，而是关注一个人的大的处境。从那时起我就已经不喜欢用电影讲故事。叙事的欲望也越来越小。”“从以前完全写实的风格到将观念的东西的融入。《世界》是一个成功的转变。”《世界》关注的是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叙事。如果说《世界》是一次成功的转变，《三峡好人》就是这一转变的延续。贾樟柯在影片中进一步反思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问题。
二、对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理性反思
与《世界》不同，《三峡好人》由都市回到了贾樟柯所熟悉的小县城。只是这个县城已不是《故乡三部曲》里的汾阳，而是三峡小城奉节。选择县城是明智的，原因有二：其一，这里的生存环境是贾樟柯最熟悉的，这里可视为当代中国的缩影，可以以小见大。其二，这里更便于展开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问题的思考，因为县城本就是城乡文化交织杂糅的所在，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交锋对抗最激烈的地方。
但如何展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只注意外部场景、人物言行等外在表征的再现，很容易流于肤浅、琐碎，缺乏深度。这样的写实式记录无疑是需要的，但已不能让贾樟柯满意。因为，在《故乡三部曲》里他已做过许多尝试，这在当时也是颇为独到的，被诸多评论者认定为贾樟柯电影的风格特点之一。但《世界》已经开始了转变。就是要在写实中融入观念性的东西。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巧妙地将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融入了有意味的画面和独特的故事叙述中。影片中承载传统文化的是三峡的自然风光、夔门、山歌，是淳朴的山民：承载现代文化的是嘈杂的城市、流行音乐、港台片，是不再淳朴的年轻一代。事实上，贾樟柯已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推进到了文化层面。在他的镜头下，两种文化的较量正悄无声息地展开，现代文化的触角无孔不入。甚至连小孩子哼唱的都是最流行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小混混则学着港台黑帮片的样去火拼。在这场正在进行并将持续下去的文化角力中。现代文化无疑已经占了上风。相形之下，传统文化的声音是微弱的，它的没落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片中有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韩三明手持一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面对夔门凄然站立。那张人民币背面印着的夔门曾是祖国壮美山河的杰出代表。但它的相当一部分将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沉入水下，而承载着两千年文化的古城奉节将被淹没。传统文化的黯然逝去不能不令人为之神伤，这也使《三峡好人》具有了文化忧息意味。也许正是有感于传统文化的逐渐消逝，贾樟柯刻意以代表中国传统生活，与百姓日用紧密相关的烟、酒、茶、糖串连故事，将整部影片分为各具意味的几个片段。烟、酒、茶、糖代表着传统的中国式的生活，而它们仍是当代人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这是否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基础依然坚实，传统的力量不容忽视，它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与侵蚀下仍保有自己的一方领地?不论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我们由此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是贾樟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
三、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严肃审视
在《三峡好人》中，对观念性的东西的融入并没有妨碍贾樟柯对社会现实加以严肃审视《三峡好人》较多地涉及了当下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拆迁纷争、工伤赔偿、婚姻危机、黑恶争斗、贫富差距……正是在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审视中，贾樟柯融入了观念性的东西，延续着他对变革时代不同时期的记录。《站台》的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延续到90年代，《小武》中的小偷小武穿行在90年代初的县城与乡村，《任逍遥》中的无业青年游走在世纪末的城市，《世界》将观众带进了全球化潮流盛行的新世纪，《三峡好人》则成了这根时间链条中新的一环。
看贾樟柯的电影总会有嘈杂纷乱的感觉，这多半源于影片中的各种噪音：汽车喇叭声、争吵声、爆炸声、广告宣传声……《任逍遥》中就大量运用了电视、广播的声音，这一方面有利于营造世俗喧嚣的氛围，也巧妙地传递出各种时事信息，它们与现实生活组成一曲特殊的交响。《三峡好人》也运用了各种声音元素，最特别的就是拆楼的叮当声、爆炸声。当韩三明与久别重逢的前妻站在被拆得千疮百孔的大楼里看着远处的高楼轰然倒下，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还有许多人没有住进那样的楼房，他们还在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辛勤劳作，流汗流血。片尾，众民工在韩三明的带领下踏上了新的征程，一个前途未卜的征程。在苍凉的暮色映照下。一行人的背影竟有了几分悲壮，韩三明的伫足回首也有了几分特殊的意味。至此，各种社会问题归结为一点——求生存，在生存压力面前其他问题都变得微不足道。但是，韩三明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求生存的路途上人的善良品格是不能丢弃的，它在各种欲望交织的当代社会尤其可贵。
一、对人性的执着探寻
对人性本质及其复杂性的探寻一直是贾樟柯电影创作的着力所在，只是在不同影片中由不同人物承载和呈现人性的不同侧面。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它虽然是复杂的，但体现在某一个体身上又是鲜明的、特异的，人性的某一方面会居于主导地位。《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就体现着这种人性的复杂性：他朴实、善良、坚韧、宽容，有传统农民的许多优点，但也有蒙昧、狭隘等人性缺陷。不过，善良在他的人性中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异乡人，他能很自然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跟他们建立了朴素而真诚的友谊，这是因为他能以诚待人。他与小混混的交往尤其能体现这一点。从他对小混混的伸手相救到小混混死后为他盖好蒙在头上的布，都可看出他人性中动人的善良一面。“好人”的内涵可能比较宽泛，但善良应是题中应有之义。韩三明是一个普通的好人。是贾樟柯塑造的又一个底层平民形象，他以坚实的人性之善打动我们。赵涛塑造的女主人公沈虹的形象则承载着贾樟柯对当代女性命运的思考。她与韩三明都在寻找的路上，两人的寻找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贾樟柯对人性的思考是指向底层小人物的，在他看来底层有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在谈到《世界》的创作时，他就说道：“我觉得关心边缘人群其实就是关心中国的现实本身，关心现实生活里那些比较底层的人。”他坚持从个人经验出发展开对人、时代、社会的叙述，在时代变迁、社会演进中展现不同个体的畸变与挣扎、苦闷与彷徨、坚守与悖离。小武、斌斌、韩三明等虽然卑微、渺小，但他们身上都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的困惑也是这个时代的困惑。贾樟柯是通过这些小人物切入社会大语境的，也通过一贯的底层关注一次次打动观众。正如有论者所言：“关注小人物，将摄影机对准最底层，把目光深入到中国人的灵魂，正是贾樟柯电影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对人性的执着探寻是贾樟柯区别于第五代导演的最重要之处，也是他与第六代其他导演的明显差异。
人性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任何对人性问题的思考都因此带有哲学意味，蒙上形而上的色彩。这对文学来说可能较易为人理解。但对电影这一影像艺术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黑泽明的经典之作《罗生门》就不是普通观众能完全理解的。因此，如何处理故事叙述与人性思考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成了摆在贾樟柯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贾樟柯看来电影可以讲哲学，但要让人懂。他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探索，对此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从《站台》开始我的电影就有一定的抽象性。我不会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情节或一个具体的处境中，而是关注一个人的大的处境。从那时起我就已经不喜欢用电影讲故事。叙事的欲望也越来越小。”“从以前完全写实的风格到将观念的东西的融入。《世界》是一个成功的转变。”《世界》关注的是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叙事。如果说《世界》是一次成功的转变，《三峡好人》就是这一转变的延续。贾樟柯在影片中进一步反思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问题。
二、对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理性反思
与《世界》不同，《三峡好人》由都市回到了贾樟柯所熟悉的小县城。只是这个县城已不是《故乡三部曲》里的汾阳，而是三峡小城奉节。选择县城是明智的，原因有二：其一，这里的生存环境是贾樟柯最熟悉的，这里可视为当代中国的缩影，可以以小见大。其二，这里更便于展开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问题的思考，因为县城本就是城乡文化交织杂糅的所在，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交锋对抗最激烈的地方。
但如何展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只注意外部场景、人物言行等外在表征的再现，很容易流于肤浅、琐碎，缺乏深度。这样的写实式记录无疑是需要的，但已不能让贾樟柯满意。因为，在《故乡三部曲》里他已做过许多尝试，这在当时也是颇为独到的，被诸多评论者认定为贾樟柯电影的风格特点之一。但《世界》已经开始了转变。就是要在写实中融入观念性的东西。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巧妙地将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融入了有意味的画面和独特的故事叙述中。影片中承载传统文化的是三峡的自然风光、夔门、山歌，是淳朴的山民：承载现代文化的是嘈杂的城市、流行音乐、港台片，是不再淳朴的年轻一代。事实上，贾樟柯已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推进到了文化层面。在他的镜头下，两种文化的较量正悄无声息地展开，现代文化的触角无孔不入。甚至连小孩子哼唱的都是最流行的《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小混混则学着港台黑帮片的样去火拼。在这场正在进行并将持续下去的文化角力中。现代文化无疑已经占了上风。相形之下，传统文化的声音是微弱的，它的没落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片中有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韩三明手持一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面对夔门凄然站立。那张人民币背面印着的夔门曾是祖国壮美山河的杰出代表。但它的相当一部分将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沉入水下，而承载着两千年文化的古城奉节将被淹没。传统文化的黯然逝去不能不令人为之神伤，这也使《三峡好人》具有了文化忧息意味。也许正是有感于传统文化的逐渐消逝，贾樟柯刻意以代表中国传统生活，与百姓日用紧密相关的烟、酒、茶、糖串连故事，将整部影片分为各具意味的几个片段。烟、酒、茶、糖代表着传统的中国式的生活，而它们仍是当代人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这是否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基础依然坚实，传统的力量不容忽视，它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与侵蚀下仍保有自己的一方领地?不论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我们由此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是贾樟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
三、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严肃审视
在《三峡好人》中，对观念性的东西的融入并没有妨碍贾樟柯对社会现实加以严肃审视《三峡好人》较多地涉及了当下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拆迁纷争、工伤赔偿、婚姻危机、黑恶争斗、贫富差距……正是在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审视中，贾樟柯融入了观念性的东西，延续着他对变革时代不同时期的记录。《站台》的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延续到90年代，《小武》中的小偷小武穿行在90年代初的县城与乡村，《任逍遥》中的无业青年游走在世纪末的城市，《世界》将观众带进了全球化潮流盛行的新世纪，《三峡好人》则成了这根时间链条中新的一环。
看贾樟柯的电影总会有嘈杂纷乱的感觉，这多半源于影片中的各种噪音：汽车喇叭声、争吵声、爆炸声、广告宣传声……《任逍遥》中就大量运用了电视、广播的声音，这一方面有利于营造世俗喧嚣的氛围，也巧妙地传递出各种时事信息，它们与现实生活组成一曲特殊的交响。《三峡好人》也运用了各种声音元素，最特别的就是拆楼的叮当声、爆炸声。当韩三明与久别重逢的前妻站在被拆得千疮百孔的大楼里看着远处的高楼轰然倒下，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还有许多人没有住进那样的楼房，他们还在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辛勤劳作，流汗流血。片尾，众民工在韩三明的带领下踏上了新的征程，一个前途未卜的征程。在苍凉的暮色映照下。一行人的背影竟有了几分悲壮，韩三明的伫足回首也有了几分特殊的意味。至此，各种社会问题归结为一点——求生存，在生存压力面前其他问题都变得微不足道。但是，韩三明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求生存的路途上人的善良品格是不能丢弃的，它在各种欲望交织的当代社会尤其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