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阅清朝的官员自述，会经常发现一种说法——“某地的官很难做”。清朝全国有一千多个州县，知州和知县——所谓的县太爷构成了地方官的重要部分，而哪里的县太爷好做，哪里的县太爷不好做，官场中人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
　　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在广东长期担任知县的浙江人杜凤治，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把他任官14年中的施政经历和仕宦想法心得，记载得巨细无遗。在日记中，杜凤治曾经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广东官是天下最难做的，又特别提到了广东省内特别难做官的一些县。他对“广东官员最难做”提出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广东民风彪悍，民间武装众多，难以征收赋税;二是广东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做官需要的费用往往支绌;三是广东洋人众多，受风气开化影响，往往会面临一些特殊问题。第三点是晚清社会巨变引发的新情况，暂且不去讨论，其它两点，则是清朝地方官判断一地知县是否容易做的主要标准。

催征与抗税

　　明清时期的地方政务，无非就是“钱粮”与“刑名”两件事，朝廷判断地方官优劣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这两件事做得如何，如果连赋税都不能按规定收完，那官也就做到头了。所以，一个地方收税是易还是难，才是官员们最操心的事。
　　广东在晚清曾经发生过粤西土客械斗这样死伤百万人的“民间战争”。当时广东宗族发达、组织力强大，宗族男子一经号召组织，便是一支强悍的民间武装。这就使得广东人并不怎么畏惧官府，以宗族为核心，抗税事件屡屡发生。仅凭一个县太爷能指挥多少衙役捕快？哪怕他亲自下乡去征税，面对成百上千人的宗族武装，对面不开枪已经是给你面子，更别说主动纳粮了。这种情况下，想要足额征收赋税可谓难于登天，无怪乎有不少官员抱怨广东官员难做了。
　　而在武装抗税普遍的广东，有一些州县情况尤其严重，所以这些州县的地方官就成了人人都不愿去的畏途。粤东的潮阳县，就是一个典例。
　　潮阳位于潮州府的核心地带，虽然十分富庶，但宗族势力尤其强大，多在村庄外围修堡架炮，动辄来次武装游行，故而去潮阳当知县很可能会把自己的仕途彻底搭进去，根本没人愿意去。杜凤治日记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两广总督瑞麟指派官员袁祖安当潮阳知县，袁祖安拒不接受，在总督面前下跪哀求，闹得沸沸扬扬。瑞麟以罢官相逼，袁居然当堂顶撞瑞麟，体统尽失，宁可放弃仕途也不去做难做的地方官。由此可见，难做的地方官是多么令清朝官员恐惧。
　　值得一提的是，抗税事件屡次发生，官府在催征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暴力和威胁手段，这在晚清广东算是普遍。杜凤治就曾焚烧欠粮逃匿及抗粮者的房屋，或以“焚村”为威胁。通过这些非常手段，光绪元年（1875），杜凤治在罗定州的征粮比上年多征了80余石，他不禁感叹“人言粤人知威不知恩，信然”。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极大地破坏了政治生态。

难算的经济账

　　清朝有句俗话叫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指地方官的灰色收入之巨。然而不可能所有地方官都能拿到如此多数，能拿到多少陋规（即灰色收入），成了衡量一个职务好坏的重要标准。不过，陋规不是到自己手里就算完了，事实上大部分陋规都用于打点关系，送给了上司，一级送一级，该送多少礼在私底下都有不可逾越的规矩，这是在清朝做官万万不可少的。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数一数二的省份，豪绅遍地，物价也随之居高不下，连普通百姓的排场都十分大，那官员更要追求穷奢极欲，因此官僚之间的打点、送礼费用标准也就高于别处。难怪都说广东的官难做，因为需要的银子远比经济不发达的省份要多。为了必要的应酬交际、把自己掏空甚至负债累累的例子，在广东官场屡见不鲜。
　　除了打点应酬，广东州县官的正常开支也是巨大的。作为地方官员，他们理政需要延请协助工作的幕友，即俗称的师爷。清朝有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曾提到，“州县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钱谷，曰书记，曰挂号，曰征比。剧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无论繁简，负责刑名和钱谷的幕友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一个县官至少需要二三名幕友。
　　清朝乾嘉时期的官员张鹏展记过一笔账，“福建之漳浦侯官，广东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脩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缺之束脩已近巨万，即小缺亦不下数千”。可见付给幕友的束脩便是一大笔开支，更别提其他支出。袁祖安拒绝就任潮阳知县的理由，除了此地民情刁悍外，就是“费用浩繁”。
　　杜凤治曾经记载过好几个入不敷出的例子，这些人为了填补债务，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营求陋规更高的职位，而当他们上任后，会如何对百姓敲骨吸髓、亏空公款也就可想而知了。

打不完的官司

　　其实判断一地地方官好做与否，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这里的百姓爱不爱打官司。作为一名知县，他要应付全县内所有的官司，如果官司不多还应付得过来，若是爱打官司，那地方官就难做了，会被无穷无尽的诉讼淹没，而且自身也容易卷入事端。
　　明清两代把民间喜欢打官司的风气，叫做“健讼”，徽州和江西人健讼尤其厉害。明清史上，徽州人爱打官司是出了名的，这里无家不经商，且宗族强大，涉及土地、山林、祖坟等财产性官司无穷无尽。并且徽州人也不差钱，经常为了诉讼不惜血本，使官司曠日持久，历来让地方官头疼不已。
　　江西是另一个著名例子，早在明朝，官场就有“命运低，得三西（山西、陕西、江西）”的说法。江西地方官难做，老百姓太爱诉讼是重要原因。前面提及人人都不乐意去的潮阳，也是广东省内著名的健讼之县。清朝前期的潮阳地方官蓝鼎元曾提到，潮阳县三日一收诉状，每次都能收到一两千份，那么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将要面对上万桩案子，这根本是人力不可能应付的事情。也就难怪袁祖安敢当场给总督甩脸子，打死也不去潮阳赴任了。
　　归根结底，古代官场对做官难易的判断，都是从地方官自身的利益来考虑的，风险小、油水多的官缺才是容易做的。越到清朝后期，官场上类似的潜规则越多，也就越说明吏治之腐败。官员们人人都只为贪腐牟利，根本无人肯实心用事，为国计民生分忧，这样的政权，自然也就离覆亡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