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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信对于政府的价值，在于可以提高施政的力度和效度，使政策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度，故有“信为政之基，政无信则危，有信则昌”之说。中国社会官员常常被称为“父母官”意指它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政府失信会给社会带来重大危害，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对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诚信缺失以及治理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赢得民众信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建设；政府诚信；缺失；治理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40-03
诚信作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道德范畴，对于人们的价值意蕴，近乎鱼之于水，人之于空气。孟子说，“是故诚者也，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重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1]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母之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2]古代哲人的话语和著述尽归纳了诚信之为天、地、人三者的重要意义。政府是依据契约来执行人们所让渡的权力并承担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它只有践行了承诺，公信力才能得以提高，权力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决策才能得到贯彻，行动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可见，诚信是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基础。
一、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诚信的价值意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走向高级阶段，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充分认识到了政府诚信的价值。“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深切认识到政府信用的重要，不断建立健全的相对完善的政府行政秩序”。[3]因此，作为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政府诚信在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价值意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和掌握权力资源的政府，必须依照市场规律严格自己的行为。如果市场发展中政府能随便超越应有的权能和位置，市场机制正常调节功能将因政府的权能变位而导致机制性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流动方向盲目、无序，市场发育变得滞后；如果政府制定的规则朝令夕改连续性差，各市场交易主体因缺乏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而在交易中缺乏积极性，投资、生产和消费规模将趋向萎缩。如果政府言行不一，就容易产生制度性空挡，给某些官员创造更多的“寻租”机会，促使某些企业家将精力转向政府试图通过与政府沟通来获取各种资源，寻求在竞争中赢得各种非正常优势，最终，企业家精神难以正确培育，影响整个企业家文化的形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和完善对政府诚信方面有特别的需求。温家宝表示，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4]
2.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个公平、公正和正义的环境。如果政府能在民众参与的政治活动中，制定出健全的游戏规则并努力去贯彻执行，正确组织和规范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政治活动，践诺守信，承认民众参与政治的结果。那么，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就能获得提高，全社会民主政治环境就能得到健康发展。
3.社会诚信体系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诚信体系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存在非对称现象，其中，政府诚信居于主导地位，它的状况如何将严重影响社会诚信体系的发育和健全，正如经济学家董辅礽说，“政府信用问题对整个社会信用具有引导作用”。[5]如果政府诚信缺失将产生“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不良示范效应给整个社会诚信建设造成难度。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官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策多变、政府采购合同随意撕毁，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重建的难度，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仅要倡导领导信用体系的建设，更要建立和加强自身信用的建设。”[6]因此，如果政府能在施政过程中注意诚信，必能给社会树立一个践诺守信正面形象，树立政府的威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带动社会诚信体系走向良性循环，防止诚信危机的发生。
4.政治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政治稳定来源于政治系统内部成员对组织目标的认同与合作，以及公众对政府组织的执政能力、政府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行政法规、规约章程的认同。只有高度诚信政府，政策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贯彻，最大限度地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利局面，减少对抗性心理获得民众的信任和合作，施政力度和效度不会因同民众产生博弈减少，保持政治社会稳定。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诚信缺失现状与根源探析
当前，社会各主体的利益正处于分化整合的语境中，政府诚信总体状况良好，但是，在社会各层面也存在缺失现象并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表现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层面。当前政府在调控中却存在着许多失信现象。例如政策连续度低，朝令夕改，某些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候凭主观意志，缺乏细致的考察论证，在实践贯彻过程中随意推翻原来的政策用新政策来取代；有时过多干预市场迫使市场各主体力量对比性发生变化，打破市场均衡；有时在政府管理中又存在缺位现象，出现“两不管”、“三不管”甚至“四不管”的尴尬局面。完善的市场必然要求有一个能够对经济有效调节的宏观调控主体，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起到保驾护航作用，这个主体就是政府。政府失信人为造成行业部门局部利益不对称，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性低，政策执行力度以及效度不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腐败等消极影响。
2.行政立法、执法层面。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主要依据是宪法和法律，然而，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任意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表现为：其一，行政立法的随意性，为了地方利益随意制定出各种法规；其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带头不守法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地方政府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害的重特大事故中，隐瞒不报，致使损失扩大。这种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违法现象是失信的典型表现，给社会树立负面典范，使法治理念难以深入人心。
3.民主决策层面。决策目标应该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提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决策似乎只是政府自己的事，与民众无关。表现为：决策程序上，不按程序办事，领导人“拍脑袋”决策个案时有发生；在群众参与决策范围、程度、途径、安全等各个层次制度保证上，某些领导人不去完善民主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反而以民众不乐于参与为由，任意专断，肆意妄为；民众通过有限途径做出决策并不一定能成为某些决策部门决策参考，决策结果被某些政府部门肆意推翻，回到原来那种独断专行的局面，例如当前认证制度表现出“听证归听证，涨价归涨价，似乎谁也碍不着谁”，甚至出现一种“逢听必涨”的怪现象。民主决策中政府诚信缺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民众参与决策的制度形同虚设，决策制度长期得不到发展，违背了它维护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本性。
4.政治社会管理层面。表现为：其一，腐败现象严重。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根据对破获的贪污腐败案件研究发现，政府高官落网的案子越来越多呈上升的趋势，涉案金额大多是超百万的案件，说明某些政府官员在位其间利用人民赋予权力肆意妄为的程度，为人民服务思想观念在某些“政府”官员头脑中已丧失殆尽；其二，护假和造假行为严重。某些地方行政、工商、税务、质检、物价等部门，为了地方的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公然包庇地方的造假行为或者对于某些厂家或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置若罔闻，置之不顾，任其发展；其三，管理作风上主观主义作风严重，工作中的长官意志随处可见。“门难进，面难看，事难办”的“三难”现象严重。种种失信现象损害了政府的诚信度，违背了党宗旨，故江泽民同志对此作了重要的概括“做官当老爷，根本不了解群众的呼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些现象败坏了党的荣誉，损害党群关系，同党的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7]
当前存在于社会各层面的政府诚信缺失行为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通过我们对政府施政行为和道德建设实践进行深度理论探询后发现，诱使政府诚信产生缺失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源。
5.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惰性与缺陷。表现在：其一，集权制管理模式惰性对政府行为引导作用。任何治理模式一旦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惰性，不会因为原来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发生主动的变革。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完成的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要求政府职能是无限的掌握无限权力，同时，政府部门经济化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造成政府在行政活动和政府权能与民众利益相冲突，行政活动和经济活动难以划清界限。其二，制度化监督弱化模式对政府行为负效应。当这种制度性监督缺乏时，处于社会中强势主体地位的政府极易在其行动当中通过言行不一来逃避监督。其三，人治治理模式对政府诚信负面作用。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是人治模式，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是由主要领导人拍板的，“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超乎社会之上，处理事务和管理社会生活完全以个人的意志、愿望、能力、政治素养、知识水平、道德品质为转移。”[8] 作为“贤人政治”民众意志寄托者的领导人目标体系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在行使执政意志时极易造成整个政府机构的行政活动或政策的前后不一致，以及人事变更影响到政策的稳定性，造成“新官不理旧事”的困境导致政府诚信的缺失。
6.社会诚信危机对政府诚信的逆向选择。道德滑坡带来的诚信危机普遍化以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对人们的行为做出选择。政府官员不管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执行国家职能的行政活动当中，都必须进行角色的扮演。周围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诚信状况，不可避免地使作为政府构成要素的政府官员受到不诚信现象或事件的辐射，诱使他们有在行政活动当中选择不诚信的可能性。如果部分官员由于受到社会失信行为的影响在行政行为上或者个体活动中采取了非诚信的行为获得了非正常利益，或者由于监督制度软化没有受到及时的惩罚，这种负面影响必然会向其他人进行渗透扩散，促使其他人也作出同样的选择，不顾人民的利益和自身的示范效应，采用各种失信手段甚至是以损害人民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或单位利益。
7.多种因素合力的叠加共同诱致政府诚信产生缺失。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邓小平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出政策法规，社会复杂性难免会出现政策法规的前后不一致，造成政府失信。还有，科学发展观的缺位，“以人为本”的治政理念缺失，短视的政绩观，政府公务员制度建设发展的滞后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断裂等等，都会造成政府诚信的缺失。
三、和谐社会视野中政府诚信缺失的治理思路
通过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与根源进行探讨后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从多角度、多管齐下来对政府诚信缺失进行有效的治理，带动社会走向和谐。
首先，创设政府治理新模式。政府应该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即政府部门在坚持人民根本利益不变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公共服务领域上，应注重“少设位多办事”的原则，在政府的权能调节上，应根据社会发展来合理界定国有产权，实现完全的产权分离，从办“三产”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对有些政府部门利用现有设施进行创收的活动应加强管理。政府应该廓清自己的权力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大到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小到行政、工商、税务、稽查、公安等部门之间的权力，真正成为“责任型政府”。政府也应该坚持“以法治政”，防止权力对立法、司法机构的人为干扰和侵害，切实尊重立法部门的立法权，教育各级政府官员应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从思想上真正树立起“法治”观念在法治的轨道上有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政府必须改进管理作风，坚决去除主观主义作风和执政当中的长官意志，克服官僚主义和狭隘利己主义思想使政府行政时处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作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外，政府必须营造终身学习的组织内外环境，使理论学习、思想提高、经验总结和交流成为一种经常化、普遍化和制度化的行为，使政府官员从理论和思想上提高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
其次，应创设有利于诚信成长的政府组织内环境。诚信成长离不开各种有形制度建设和无形观念体系的健全，只有在一个完善的组织内环境里，政府诚信才能克服目前混乱无序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完善激励机制。传统评价制度把GDP作为基础参考指标来评价官员的政绩，从而使某些人在当政期间不考虑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追求政绩，造成政府短期行为，损害了政府诚信度，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的守信激励机制，例如在GDP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资源有效利用率，当地制假贩假案件发生率、失信案件发生率等，乘以不同的正负权数来考察。其次，我们必须培育良好的政府契约文化。所谓政府契约文化就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时，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在同社会互动时，遵守承诺、言行一致不欺诈并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一种共识的状态。国家的产生本质上是社会契约的外化，承诺守信应是政府的本质要求。为此，政府应清理欠债并加强官员契约精神的培育使契约精神深入人心，这是培育政府契约文化的前提也是树立诚信政府的第一要件。再次，我们应该继续深化人事体制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我们也应该加强政府官员的理想信念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培育，使他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各种管理国家的规章制度时，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基准，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城镇居民利益和乡村农民利益、先富阶层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创建一个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奉献自己。
再次，应创设诚信成长的政府组织外环境。政府诚信缺失有其外部诱因，我们必须对政府组织外部生存环境进行有效的治理。首先应该创设一个良性、合理的政府组织生存的利益环境，它包括理性的主体、合理的利益划分机制以及和谐的主体互动关系。作为主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利益是根本的，单位或部门的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合理界定自己与社会各主体的利益关系，制定出各种合理的利益划分机制，建立和谐的主体互动关系，树立正确的利益主体意识。加强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机关应在坚持部门诚信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在全社会推广，教育群众要诚实守信。加强青少年的诚信道德观的培育，发扬传统道德诚信观，将之与现代道德结合，是我们创建诚信政府的一条重要途径。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媒体的广泛社会影响力，宣传各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诚信思想，深入挖掘培养典型的诚信案例及诚信人物，通过建设政府诚信网络平台，发挥公众参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范围和力度，促进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公务员在执行国家的行政法规和对社会管理时，约束自己的行动，促使政府工作人员欣赏诚信，廉洁自律，减少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提高政府的诚信度。
参考文献：
[1]孟子.陶器之译注.孟子通译[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246.
[2]荀子.荀子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4.
[3]人民时评.打造信用政府[DB/OL].人民网，2002-02-22.
[4]温家宝.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讲话[DB/OL].新华网，2011-04-17.
[5]董辅礽.某些地方政府信用面临危机[J].当代法学，2001，（10）：40.
[6]李长江.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信用研究的重要性及政府信用模型构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5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54.
[8]于静.谈“人治”[J].理论界，2003，（01）：21.
关键词：和谐社会建设；政府诚信；缺失；治理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40-03
诚信作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道德范畴，对于人们的价值意蕴，近乎鱼之于水，人之于空气。孟子说，“是故诚者也，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重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1]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母之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2]古代哲人的话语和著述尽归纳了诚信之为天、地、人三者的重要意义。政府是依据契约来执行人们所让渡的权力并承担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它只有践行了承诺，公信力才能得以提高，权力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决策才能得到贯彻，行动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可见，诚信是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基础。
一、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诚信的价值意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走向高级阶段，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充分认识到了政府诚信的价值。“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深切认识到政府信用的重要，不断建立健全的相对完善的政府行政秩序”。[3]因此，作为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政府诚信在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价值意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和掌握权力资源的政府，必须依照市场规律严格自己的行为。如果市场发展中政府能随便超越应有的权能和位置，市场机制正常调节功能将因政府的权能变位而导致机制性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流动方向盲目、无序，市场发育变得滞后；如果政府制定的规则朝令夕改连续性差，各市场交易主体因缺乏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而在交易中缺乏积极性，投资、生产和消费规模将趋向萎缩。如果政府言行不一，就容易产生制度性空挡，给某些官员创造更多的“寻租”机会，促使某些企业家将精力转向政府试图通过与政府沟通来获取各种资源，寻求在竞争中赢得各种非正常优势，最终，企业家精神难以正确培育，影响整个企业家文化的形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和完善对政府诚信方面有特别的需求。温家宝表示，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4]
2.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个公平、公正和正义的环境。如果政府能在民众参与的政治活动中，制定出健全的游戏规则并努力去贯彻执行，正确组织和规范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政治活动，践诺守信，承认民众参与政治的结果。那么，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就能获得提高，全社会民主政治环境就能得到健康发展。
3.社会诚信体系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诚信体系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存在非对称现象，其中，政府诚信居于主导地位，它的状况如何将严重影响社会诚信体系的发育和健全，正如经济学家董辅礽说，“政府信用问题对整个社会信用具有引导作用”。[5]如果政府诚信缺失将产生“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不良示范效应给整个社会诚信建设造成难度。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官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策多变、政府采购合同随意撕毁，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重建的难度，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仅要倡导领导信用体系的建设，更要建立和加强自身信用的建设。”[6]因此，如果政府能在施政过程中注意诚信，必能给社会树立一个践诺守信正面形象，树立政府的威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带动社会诚信体系走向良性循环，防止诚信危机的发生。
4.政治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政治稳定来源于政治系统内部成员对组织目标的认同与合作，以及公众对政府组织的执政能力、政府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行政法规、规约章程的认同。只有高度诚信政府，政策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贯彻，最大限度地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利局面，减少对抗性心理获得民众的信任和合作，施政力度和效度不会因同民众产生博弈减少，保持政治社会稳定。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诚信缺失现状与根源探析
当前，社会各主体的利益正处于分化整合的语境中，政府诚信总体状况良好，但是，在社会各层面也存在缺失现象并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表现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层面。当前政府在调控中却存在着许多失信现象。例如政策连续度低，朝令夕改，某些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候凭主观意志，缺乏细致的考察论证，在实践贯彻过程中随意推翻原来的政策用新政策来取代；有时过多干预市场迫使市场各主体力量对比性发生变化，打破市场均衡；有时在政府管理中又存在缺位现象，出现“两不管”、“三不管”甚至“四不管”的尴尬局面。完善的市场必然要求有一个能够对经济有效调节的宏观调控主体，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起到保驾护航作用，这个主体就是政府。政府失信人为造成行业部门局部利益不对称，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性低，政策执行力度以及效度不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腐败等消极影响。
2.行政立法、执法层面。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主要依据是宪法和法律，然而，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任意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表现为：其一，行政立法的随意性，为了地方利益随意制定出各种法规；其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带头不守法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地方政府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害的重特大事故中，隐瞒不报，致使损失扩大。这种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违法现象是失信的典型表现，给社会树立负面典范，使法治理念难以深入人心。
3.民主决策层面。决策目标应该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提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决策似乎只是政府自己的事，与民众无关。表现为：决策程序上，不按程序办事，领导人“拍脑袋”决策个案时有发生；在群众参与决策范围、程度、途径、安全等各个层次制度保证上，某些领导人不去完善民主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反而以民众不乐于参与为由，任意专断，肆意妄为；民众通过有限途径做出决策并不一定能成为某些决策部门决策参考，决策结果被某些政府部门肆意推翻，回到原来那种独断专行的局面，例如当前认证制度表现出“听证归听证，涨价归涨价，似乎谁也碍不着谁”，甚至出现一种“逢听必涨”的怪现象。民主决策中政府诚信缺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民众参与决策的制度形同虚设，决策制度长期得不到发展，违背了它维护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本性。
4.政治社会管理层面。表现为：其一，腐败现象严重。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根据对破获的贪污腐败案件研究发现，政府高官落网的案子越来越多呈上升的趋势，涉案金额大多是超百万的案件，说明某些政府官员在位其间利用人民赋予权力肆意妄为的程度，为人民服务思想观念在某些“政府”官员头脑中已丧失殆尽；其二，护假和造假行为严重。某些地方行政、工商、税务、质检、物价等部门，为了地方的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公然包庇地方的造假行为或者对于某些厂家或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置若罔闻，置之不顾，任其发展；其三，管理作风上主观主义作风严重，工作中的长官意志随处可见。“门难进，面难看，事难办”的“三难”现象严重。种种失信现象损害了政府的诚信度，违背了党宗旨，故江泽民同志对此作了重要的概括“做官当老爷，根本不了解群众的呼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些现象败坏了党的荣誉，损害党群关系，同党的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7]
当前存在于社会各层面的政府诚信缺失行为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通过我们对政府施政行为和道德建设实践进行深度理论探询后发现，诱使政府诚信产生缺失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源。
5.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惰性与缺陷。表现在：其一，集权制管理模式惰性对政府行为引导作用。任何治理模式一旦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惰性，不会因为原来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发生主动的变革。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完成的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要求政府职能是无限的掌握无限权力，同时，政府部门经济化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造成政府在行政活动和政府权能与民众利益相冲突，行政活动和经济活动难以划清界限。其二，制度化监督弱化模式对政府行为负效应。当这种制度性监督缺乏时，处于社会中强势主体地位的政府极易在其行动当中通过言行不一来逃避监督。其三，人治治理模式对政府诚信负面作用。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是人治模式，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是由主要领导人拍板的，“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超乎社会之上，处理事务和管理社会生活完全以个人的意志、愿望、能力、政治素养、知识水平、道德品质为转移。”[8] 作为“贤人政治”民众意志寄托者的领导人目标体系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在行使执政意志时极易造成整个政府机构的行政活动或政策的前后不一致，以及人事变更影响到政策的稳定性，造成“新官不理旧事”的困境导致政府诚信的缺失。
6.社会诚信危机对政府诚信的逆向选择。道德滑坡带来的诚信危机普遍化以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对人们的行为做出选择。政府官员不管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执行国家职能的行政活动当中，都必须进行角色的扮演。周围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诚信状况，不可避免地使作为政府构成要素的政府官员受到不诚信现象或事件的辐射，诱使他们有在行政活动当中选择不诚信的可能性。如果部分官员由于受到社会失信行为的影响在行政行为上或者个体活动中采取了非诚信的行为获得了非正常利益，或者由于监督制度软化没有受到及时的惩罚，这种负面影响必然会向其他人进行渗透扩散，促使其他人也作出同样的选择，不顾人民的利益和自身的示范效应，采用各种失信手段甚至是以损害人民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或单位利益。
7.多种因素合力的叠加共同诱致政府诚信产生缺失。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邓小平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出政策法规，社会复杂性难免会出现政策法规的前后不一致，造成政府失信。还有，科学发展观的缺位，“以人为本”的治政理念缺失，短视的政绩观，政府公务员制度建设发展的滞后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断裂等等，都会造成政府诚信的缺失。
三、和谐社会视野中政府诚信缺失的治理思路
通过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与根源进行探讨后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从多角度、多管齐下来对政府诚信缺失进行有效的治理，带动社会走向和谐。
首先，创设政府治理新模式。政府应该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即政府部门在坚持人民根本利益不变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公共服务领域上，应注重“少设位多办事”的原则，在政府的权能调节上，应根据社会发展来合理界定国有产权，实现完全的产权分离，从办“三产”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对有些政府部门利用现有设施进行创收的活动应加强管理。政府应该廓清自己的权力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大到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小到行政、工商、税务、稽查、公安等部门之间的权力，真正成为“责任型政府”。政府也应该坚持“以法治政”，防止权力对立法、司法机构的人为干扰和侵害，切实尊重立法部门的立法权，教育各级政府官员应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从思想上真正树立起“法治”观念在法治的轨道上有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政府必须改进管理作风，坚决去除主观主义作风和执政当中的长官意志，克服官僚主义和狭隘利己主义思想使政府行政时处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作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外，政府必须营造终身学习的组织内外环境，使理论学习、思想提高、经验总结和交流成为一种经常化、普遍化和制度化的行为，使政府官员从理论和思想上提高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
其次，应创设有利于诚信成长的政府组织内环境。诚信成长离不开各种有形制度建设和无形观念体系的健全，只有在一个完善的组织内环境里，政府诚信才能克服目前混乱无序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完善激励机制。传统评价制度把GDP作为基础参考指标来评价官员的政绩，从而使某些人在当政期间不考虑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追求政绩，造成政府短期行为，损害了政府诚信度，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的守信激励机制，例如在GDP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资源有效利用率，当地制假贩假案件发生率、失信案件发生率等，乘以不同的正负权数来考察。其次，我们必须培育良好的政府契约文化。所谓政府契约文化就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时，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在同社会互动时，遵守承诺、言行一致不欺诈并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一种共识的状态。国家的产生本质上是社会契约的外化，承诺守信应是政府的本质要求。为此，政府应清理欠债并加强官员契约精神的培育使契约精神深入人心，这是培育政府契约文化的前提也是树立诚信政府的第一要件。再次，我们应该继续深化人事体制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我们也应该加强政府官员的理想信念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培育，使他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各种管理国家的规章制度时，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基准，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城镇居民利益和乡村农民利益、先富阶层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创建一个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奉献自己。
再次，应创设诚信成长的政府组织外环境。政府诚信缺失有其外部诱因，我们必须对政府组织外部生存环境进行有效的治理。首先应该创设一个良性、合理的政府组织生存的利益环境，它包括理性的主体、合理的利益划分机制以及和谐的主体互动关系。作为主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利益是根本的，单位或部门的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合理界定自己与社会各主体的利益关系，制定出各种合理的利益划分机制，建立和谐的主体互动关系，树立正确的利益主体意识。加强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机关应在坚持部门诚信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在全社会推广，教育群众要诚实守信。加强青少年的诚信道德观的培育，发扬传统道德诚信观，将之与现代道德结合，是我们创建诚信政府的一条重要途径。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媒体的广泛社会影响力，宣传各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诚信思想，深入挖掘培养典型的诚信案例及诚信人物，通过建设政府诚信网络平台，发挥公众参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范围和力度，促进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公务员在执行国家的行政法规和对社会管理时，约束自己的行动，促使政府工作人员欣赏诚信，廉洁自律，减少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提高政府的诚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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