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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尼·巴特尔－巴普蒂斯特(Whitnev Battle-Baptiste)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人类学系助理教授，2004年获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非裔散居现象。在受聘马萨诸塞大学之前，她是康奈尔大学学术多样性院长奖学金获得者，并任该校非裔研究中心访问助理教授。作为研究非裔散居问题的历史考古学家，她致力于探究种族、阶级以及性别因素在认识非裔及非裔美国人历史中的促进作用，其研究重点区域集中于美国南部和东北部，研究过种植园背景下的黑人奴隶家庭，以及奴隶制时代、废奴之后黑人文化中的妇女角色她将考古学阐释视为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工具，鼓励运用黑人女权主义和文化种族理论对非裔散居过程中的考古遗址进行分析。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她和在大西洋沿岸的非洲遗址(用来进行跨洋奴隶交易)上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展开对话，期望引入一个更加深入、全面的奴隶制研究视角她开设的课程包括奴隶制人类学、种族和美国博物馆、美洲性别和奴隶制研究、历史人类学，以及嘻哈文化中的性别研究。
我想用一段小时候的入会宣誓作为开头：
我承诺以我的身体、心灵和精神保护、
捍卫、维护红黑绿的三色会旗。
我将奉献自己的生命来拯救非洲母
亲，并解放四处流散的黑人孩子。
我代表自己和我的子孙接受环球非洲民族主义联盟(Universal African Nationalism)的教诲，
并承诺把对非洲民族的使命和认识灌输给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永不退缩或失败慢慢而行，
直到所有的黑色民族在同一个上帝、目的和命运下，
团结一致、获得自由。
这是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加入由马库斯·加唯(Marcus Garvey)创建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UNIA)时。面对“黑色自由旗”做出的入会宣誓。
这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在宽扎节(Kwanzaa)的庆典上、在社区讨论中、在其他的时刻经常听到的一些词语。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属于“老派”全球性对话思潮下的产物。我称小时候的家带有一种黑人民族主义的氛围，它为我的哲学思想——强调一种以非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提供了形成、发展的空间。我认识到非洲是典范、是参照中心，非洲大陆、殖民主义、所有问题以及我自己的会员资格都代表着一种散居身份。
母亲教会我如何认识“自我”，在这一点上她用意深长。她从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南部出发踏上行程，横越大西洋于1969年抵达加纳。她背负着一种被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称之为“非洲人格”(Osei-Tutu，2007:185)的崭新联系去往那里。母亲决定访问故土，大概是受了一些与加纳有联系的杰出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如W.E.B.杜波依斯、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以及玛雅·安吉洛。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非裔美国人前往加纳朝圣的热潮，母亲正是在该热潮前夕到达加纳的。这次旅行决定了她对自我的认识，并决定了她教导我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
非裔散居
非裔散居不是一处遗址、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参照框架。如果一个人来自海地，但是居住在该国的国界之外，他就是散居的一分子。如果一个尼日利亚人居住在英国，他就是散居的非洲人(或尼日利亚人)。如果一个人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但持有非洲中心论思想，那他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属于黑人散居中的成员—这正是我的观点，很复杂。
2000年，蒂法尼·鲁宾·佩特森(Tiffany RubenPaterson)和罗宾·D.G.凯利(Robin D.G.Kelley)在非洲研究学会会刊《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非常出色的论文，题目是《未完成的迁移：对非裔散居和现代社会形成的反思》(‘Unfinished Migrations：Reflections on the 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World’)。我想引用其中的一段：
正如我们所提出的，人们认为世界范围内的黑人民族共享一种文化，这种假设不是来自于蹩脚的学术研究。这是对政治需要的呼应——这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会导致发生一场建立在国际团结基础之上的政治和文化运动。所以，我们要承认新大陆上确实残存着非洲文化，但同时，我们必须永远牢记散居身份是由社会、历史的因素构建并重建的。认为新大陆、欧洲和非洲的黑人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集体身份，这种理解是因事而定、不断变化的。无论是身为黑人这个事实，还是在种族主义背景下的共同经历，或者是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流散史，都不能使他们形成一个社群，甚至带给他们一种共同的身份。(2000：19)
我们称自己为“非裔散居者”时会面临各种困难，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如果我称自己为非裔散居理论的学生，可能会更现实一点，因为我并不相信这种理论思潮是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永恒不变的形式加以了解或确定的。
年轻的时候，我开始认真思考非裔身份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并将非裔散居定义为非洲民族散布到世界各地。首先我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非洲人口的扩散潮——自愿或被迫的迁徙、政治移民，甚至不同形式的放逐。但是我认为美国的非裔散居理论中缺失了重要的组成部分——非洲的位置。我们都在讨论影响、文化的连续性、散居身份，但是都没有谈到非洲。把非洲重新放人这场关于非裔散居的更为宏大的讨论之中，或许可以深化甚至改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重视程度和阐释。于是我选择了把历史考古学纳入其中的方法，在我看来，历史考古学一直在尝试发掘美国物质生活中的非洲遗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处自由黑人社区遗址，比如，纽约的威克斯维尔(Weeksville，1968年发现)、波士顿的非洲会议室(AfricanMeetingHouse，1975年发现)、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的帕廷维斯墓地(Parting Ways，1975年发现)，以及若干种植园遗址，比如，佛罗里达的金斯利种植园(Kingsley，1968年发现)、弗吉尼亚的金斯米尔种植园(Kingsmill，1972年发现)和佐治亚的加农点种植园(Cannon's Point，1973年发现)。安娜·阿贝一戴维斯(Anna Agbe-Davies)把这一时期捕述为“民权行动主义、新的历史保存法规，以及新社会史和黑人力量对学术的双重影响相互交织、令人振奋的年代”(2007：414)。不管该研究被称为非裔美国人考古学还是种植园考古学，学者们都必须考虑考古学阐释中的社会和政治功用。这一时刻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来，在人们发现了纽约非裔墓地以及参与式／行动主义考古学出现之后。社会和政治上的天真 一去不返，研究领域内必须树立起真正的责任感。我希望此项研究能够发展成非裔散居考古学，一门我已投身其中的学科。
赫米蒂奇(Hermitage)种植园和非洲复合模型
我的专长是研究美国南部——18和19世纪种植园经济时期的美国南部。我自己的散居之旅是从布朗克斯到美国南部，我把这种经历视为一种“反向迁徙”——我们的祖辈经历了1910年至1940年间的第一次大迁徙(包括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作为一名研究历史的学生，我必须了解美国奴隶制的复杂性。我想更深入地发掘那些受奴役的非洲人的生活。我想寻求一种整体的视角去审视这个国家的黑人先辈们留下的遗产。不是通过书面记载，而要超越它，历史考古学于是成为了我唯一的合理选择。
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遗址是美国西扩时期出现的早期遗址之一，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城外，那里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中心与传奇家园，也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家乡。赫米蒂奇博物馆是由一群富庶的纳什维尔妇女于1889年出资建立的，她们称自己为“赫米蒂奇妇女协会”，其目的是保存、保护并宣传杰克逊将军的种植园旧宅。
我一开始进行了性别和文化景观方面的调研，希望由此解读这块土地，获知一个全然不同的奴隶制故事。考古学将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情况比考古挖掘和处理文物复杂得多。我意识到，在对自己的住所进行设计、建造和选址的过程中，这些被奴役的居民也许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他们确实决定了这些景观发挥作用的方式。为摆脱关于这些景观的困惑，必须了解空间是如何被转变成舒适和安全的场所的，这很重要。根据考古学家伊沃纳·爱德华兹一英格拉姆(Ywone Edwards-Ingram)的观点，“奴隶的活动景观中整合了明显的和隐秘的因素”(Ed-wards，1998：270)。于是住所转变成了我所谓的“家之所在”(homeplace)，在这里被奴役的非洲人可以缓解日夜艰辛所产生的压力。我对赫米蒂奇种植园第一遗址的个案研究，即为一例。
还有一些情况使我更加关注遗址的外部空间。小棚屋的面积有限，大量的活动不得不转移到居住区的户外。我相信小屋之间的院子不仅仅是一处空地，还是连接单个家庭的桥梁。小院是房屋的延伸，或者这么说吧，是一间“客厅”(H.Lawrencie Jones，Chesapeake，Virginia，个人通信，1997)。爱德华兹—英格拉姆进一步解释说，“同现在一样，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的房屋和院落也蕴藏着复杂而简单的时间、空间、能量和变化的规律。”(Edwards，1998：249)为了分析景观和家宅的中心地位，对物质文化在象征性空间关联活动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奴隶制下的家庭组织和相关社会关系的认识。赫米蒂奇种植园中的奴隶家庭“形成了一种家庭网络，可以协调围绕生产、分配和再生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随着情况和需求的变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精力和资源投向网络中的亚家庭。”(Franldin，1997：53-54)
在赫米蒂奇种植园第一遗址中，日常活动把居住区内的多个家庭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家庭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此，这里存在着某种单个家庭间互相合作、共同工作的体系，从而构建成单一的复合家庭。所以，“院落空间”(或者称为转化后的外部空间)是这种家庭结构的核心。院落是居住区的中心，对这个复合家庭的所有成员来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对奴隶家庭的阐释试图为日常生活方式提供新的维度，不同于杰克逊强调的“简单”的家庭单位。当妇女和男人们在种植园中从事与家庭有关的劳作时，单个家庭不断地跨越社会界线以满足其不同的需求。居住区内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一些家庭活动之中，例如拾柴、烧饭、社交、种植药草和蔬菜、打扫院落、照料小孩和病人。
造饭坑
院落的中心是一个与食物有关的坑，里面发现了一连串令人称奇的手工制品。其中有数量可观的动物遗骸，表明这里很有可能是室外挖坑烧饭的地方。里面还发现了一些与音乐和休闲娱乐相关的人工制品，如黏土和陶制的弹子、一把口琴的部件、数枚大头针和纽扣、三把简易口琴以及渔钩。杰克逊或者监工们也许并不认为这样的社交活动具有危险性。但是，对赫米蒂奇第一遗址中的这个群落来说，这些活动构成了复合家庭的基础。
非洲人成为奴隶来到美国之后，其家庭和亲属结构也随之改变。杰克逊认为维系奴隶群落的是一种简单的家庭单位，这只是表面现象。为了完成日常工作，奴隶们把资源集中起来，共享一种集体生活。对赫米蒂奇第一遗址的居民来说，集体生活可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需。在我的诠释中，我想阐述一种“西非”复合模型。对我的博士论文以及答辩来说这样的论证绝非易事。我必须让读者相信我不是在寻找某种具有非洲文化特色的东西，或者我仅仅是在臆造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洲特性——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贝宁湾这块广袤的区域。我只是想勾勒出一种集体的邻里结构，作为认识种植园群落的方法。这时需要非裔散居理论的支持。现在不论是在伊费(Ife)、尼日利亚、萨尔瓦多、巴西，还是在牙买加的丘陵地区或是古巴的乡村城镇，这样的观念并不新鲜，或者说并无实质区别，但是在19世纪的田纳西中部这可能吗?是的，可能。
跨越国界的前景
我现在明白，伴随着UNIA的旗帜一起成长或者了解黑人民族圣歌的歌词是不够的，为了让我的工作能够面向更广大的受众，回答种种关于非裔美国人历史的问题，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科菲·阿戈萨(Kofi Agorsah)解释说：“非裔美国人文化和非裔加勒比海人文化是非洲文化传统的发展，对它们进行审视可以产生出许多相关议题，如家庭、性别、种族和少数族裔，而不是拘泥于研究制陶工艺的传承次序。除了强调同美国社会进行文化互动的特点和过程外，同样还强调文化遗产的发展以及演变过程等议题。这包含了文化转型、转移和交流、种族和权力关系以及文化和技术的连续性。”(Agorsah，1996：222)
这一方法已超出我的专业知识范畴，于是我开始学习非裔散居生物考古学(由迈克尔·布莱基提出)，并对加纳和塞内加尔的奴隶城堡和地牢开展历史考古学研究，了解政治问题以及那些在非洲各地遗址上努力工作的非洲文化学者的情况。这需要参加一些非洲研究项目和组织，与非洲大学里的同行合作，并与美国的同事良好沟通、共享成果。一个跨国对话的新学派已然形成，它是紧跟不断发展的非裔散居理论的唯一途径。
(李钟涛 译)
我想用一段小时候的入会宣誓作为开头：
我承诺以我的身体、心灵和精神保护、
捍卫、维护红黑绿的三色会旗。
我将奉献自己的生命来拯救非洲母
亲，并解放四处流散的黑人孩子。
我代表自己和我的子孙接受环球非洲民族主义联盟(Universal African Nationalism)的教诲，
并承诺把对非洲民族的使命和认识灌输给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永不退缩或失败慢慢而行，
直到所有的黑色民族在同一个上帝、目的和命运下，
团结一致、获得自由。
这是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加入由马库斯·加唯(Marcus Garvey)创建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UNIA)时。面对“黑色自由旗”做出的入会宣誓。
这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在宽扎节(Kwanzaa)的庆典上、在社区讨论中、在其他的时刻经常听到的一些词语。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属于“老派”全球性对话思潮下的产物。我称小时候的家带有一种黑人民族主义的氛围，它为我的哲学思想——强调一种以非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提供了形成、发展的空间。我认识到非洲是典范、是参照中心，非洲大陆、殖民主义、所有问题以及我自己的会员资格都代表着一种散居身份。
母亲教会我如何认识“自我”，在这一点上她用意深长。她从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南部出发踏上行程，横越大西洋于1969年抵达加纳。她背负着一种被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称之为“非洲人格”(Osei-Tutu，2007:185)的崭新联系去往那里。母亲决定访问故土，大概是受了一些与加纳有联系的杰出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如W.E.B.杜波依斯、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以及玛雅·安吉洛。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非裔美国人前往加纳朝圣的热潮，母亲正是在该热潮前夕到达加纳的。这次旅行决定了她对自我的认识，并决定了她教导我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
非裔散居
非裔散居不是一处遗址、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参照框架。如果一个人来自海地，但是居住在该国的国界之外，他就是散居的一分子。如果一个尼日利亚人居住在英国，他就是散居的非洲人(或尼日利亚人)。如果一个人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但持有非洲中心论思想，那他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属于黑人散居中的成员—这正是我的观点，很复杂。
2000年，蒂法尼·鲁宾·佩特森(Tiffany RubenPaterson)和罗宾·D.G.凯利(Robin D.G.Kelley)在非洲研究学会会刊《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非常出色的论文，题目是《未完成的迁移：对非裔散居和现代社会形成的反思》(‘Unfinished Migrations：Reflections on the 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World’)。我想引用其中的一段：
正如我们所提出的，人们认为世界范围内的黑人民族共享一种文化，这种假设不是来自于蹩脚的学术研究。这是对政治需要的呼应——这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会导致发生一场建立在国际团结基础之上的政治和文化运动。所以，我们要承认新大陆上确实残存着非洲文化，但同时，我们必须永远牢记散居身份是由社会、历史的因素构建并重建的。认为新大陆、欧洲和非洲的黑人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集体身份，这种理解是因事而定、不断变化的。无论是身为黑人这个事实，还是在种族主义背景下的共同经历，或者是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流散史，都不能使他们形成一个社群，甚至带给他们一种共同的身份。(2000：19)
我们称自己为“非裔散居者”时会面临各种困难，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如果我称自己为非裔散居理论的学生，可能会更现实一点，因为我并不相信这种理论思潮是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永恒不变的形式加以了解或确定的。
年轻的时候，我开始认真思考非裔身份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并将非裔散居定义为非洲民族散布到世界各地。首先我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非洲人口的扩散潮——自愿或被迫的迁徙、政治移民，甚至不同形式的放逐。但是我认为美国的非裔散居理论中缺失了重要的组成部分——非洲的位置。我们都在讨论影响、文化的连续性、散居身份，但是都没有谈到非洲。把非洲重新放人这场关于非裔散居的更为宏大的讨论之中，或许可以深化甚至改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重视程度和阐释。于是我选择了把历史考古学纳入其中的方法，在我看来，历史考古学一直在尝试发掘美国物质生活中的非洲遗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处自由黑人社区遗址，比如，纽约的威克斯维尔(Weeksville，1968年发现)、波士顿的非洲会议室(AfricanMeetingHouse，1975年发现)、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的帕廷维斯墓地(Parting Ways，1975年发现)，以及若干种植园遗址，比如，佛罗里达的金斯利种植园(Kingsley，1968年发现)、弗吉尼亚的金斯米尔种植园(Kingsmill，1972年发现)和佐治亚的加农点种植园(Cannon's Point，1973年发现)。安娜·阿贝一戴维斯(Anna Agbe-Davies)把这一时期捕述为“民权行动主义、新的历史保存法规，以及新社会史和黑人力量对学术的双重影响相互交织、令人振奋的年代”(2007：414)。不管该研究被称为非裔美国人考古学还是种植园考古学，学者们都必须考虑考古学阐释中的社会和政治功用。这一时刻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来，在人们发现了纽约非裔墓地以及参与式／行动主义考古学出现之后。社会和政治上的天真 一去不返，研究领域内必须树立起真正的责任感。我希望此项研究能够发展成非裔散居考古学，一门我已投身其中的学科。
赫米蒂奇(Hermitage)种植园和非洲复合模型
我的专长是研究美国南部——18和19世纪种植园经济时期的美国南部。我自己的散居之旅是从布朗克斯到美国南部，我把这种经历视为一种“反向迁徙”——我们的祖辈经历了1910年至1940年间的第一次大迁徙(包括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作为一名研究历史的学生，我必须了解美国奴隶制的复杂性。我想更深入地发掘那些受奴役的非洲人的生活。我想寻求一种整体的视角去审视这个国家的黑人先辈们留下的遗产。不是通过书面记载，而要超越它，历史考古学于是成为了我唯一的合理选择。
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遗址是美国西扩时期出现的早期遗址之一，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城外，那里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中心与传奇家园，也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家乡。赫米蒂奇博物馆是由一群富庶的纳什维尔妇女于1889年出资建立的，她们称自己为“赫米蒂奇妇女协会”，其目的是保存、保护并宣传杰克逊将军的种植园旧宅。
我一开始进行了性别和文化景观方面的调研，希望由此解读这块土地，获知一个全然不同的奴隶制故事。考古学将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情况比考古挖掘和处理文物复杂得多。我意识到，在对自己的住所进行设计、建造和选址的过程中，这些被奴役的居民也许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他们确实决定了这些景观发挥作用的方式。为摆脱关于这些景观的困惑，必须了解空间是如何被转变成舒适和安全的场所的，这很重要。根据考古学家伊沃纳·爱德华兹一英格拉姆(Ywone Edwards-Ingram)的观点，“奴隶的活动景观中整合了明显的和隐秘的因素”(Ed-wards，1998：270)。于是住所转变成了我所谓的“家之所在”(homeplace)，在这里被奴役的非洲人可以缓解日夜艰辛所产生的压力。我对赫米蒂奇种植园第一遗址的个案研究，即为一例。
还有一些情况使我更加关注遗址的外部空间。小棚屋的面积有限，大量的活动不得不转移到居住区的户外。我相信小屋之间的院子不仅仅是一处空地，还是连接单个家庭的桥梁。小院是房屋的延伸，或者这么说吧，是一间“客厅”(H.Lawrencie Jones，Chesapeake，Virginia，个人通信，1997)。爱德华兹—英格拉姆进一步解释说，“同现在一样，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的房屋和院落也蕴藏着复杂而简单的时间、空间、能量和变化的规律。”(Edwards，1998：249)为了分析景观和家宅的中心地位，对物质文化在象征性空间关联活动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奴隶制下的家庭组织和相关社会关系的认识。赫米蒂奇种植园中的奴隶家庭“形成了一种家庭网络，可以协调围绕生产、分配和再生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随着情况和需求的变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精力和资源投向网络中的亚家庭。”(Franldin，1997：53-54)
在赫米蒂奇种植园第一遗址中，日常活动把居住区内的多个家庭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家庭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此，这里存在着某种单个家庭间互相合作、共同工作的体系，从而构建成单一的复合家庭。所以，“院落空间”(或者称为转化后的外部空间)是这种家庭结构的核心。院落是居住区的中心，对这个复合家庭的所有成员来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对奴隶家庭的阐释试图为日常生活方式提供新的维度，不同于杰克逊强调的“简单”的家庭单位。当妇女和男人们在种植园中从事与家庭有关的劳作时，单个家庭不断地跨越社会界线以满足其不同的需求。居住区内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一些家庭活动之中，例如拾柴、烧饭、社交、种植药草和蔬菜、打扫院落、照料小孩和病人。
造饭坑
院落的中心是一个与食物有关的坑，里面发现了一连串令人称奇的手工制品。其中有数量可观的动物遗骸，表明这里很有可能是室外挖坑烧饭的地方。里面还发现了一些与音乐和休闲娱乐相关的人工制品，如黏土和陶制的弹子、一把口琴的部件、数枚大头针和纽扣、三把简易口琴以及渔钩。杰克逊或者监工们也许并不认为这样的社交活动具有危险性。但是，对赫米蒂奇第一遗址中的这个群落来说，这些活动构成了复合家庭的基础。
非洲人成为奴隶来到美国之后，其家庭和亲属结构也随之改变。杰克逊认为维系奴隶群落的是一种简单的家庭单位，这只是表面现象。为了完成日常工作，奴隶们把资源集中起来，共享一种集体生活。对赫米蒂奇第一遗址的居民来说，集体生活可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需。在我的诠释中，我想阐述一种“西非”复合模型。对我的博士论文以及答辩来说这样的论证绝非易事。我必须让读者相信我不是在寻找某种具有非洲文化特色的东西，或者我仅仅是在臆造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洲特性——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贝宁湾这块广袤的区域。我只是想勾勒出一种集体的邻里结构，作为认识种植园群落的方法。这时需要非裔散居理论的支持。现在不论是在伊费(Ife)、尼日利亚、萨尔瓦多、巴西，还是在牙买加的丘陵地区或是古巴的乡村城镇，这样的观念并不新鲜，或者说并无实质区别，但是在19世纪的田纳西中部这可能吗?是的，可能。
跨越国界的前景
我现在明白，伴随着UNIA的旗帜一起成长或者了解黑人民族圣歌的歌词是不够的，为了让我的工作能够面向更广大的受众，回答种种关于非裔美国人历史的问题，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科菲·阿戈萨(Kofi Agorsah)解释说：“非裔美国人文化和非裔加勒比海人文化是非洲文化传统的发展，对它们进行审视可以产生出许多相关议题，如家庭、性别、种族和少数族裔，而不是拘泥于研究制陶工艺的传承次序。除了强调同美国社会进行文化互动的特点和过程外，同样还强调文化遗产的发展以及演变过程等议题。这包含了文化转型、转移和交流、种族和权力关系以及文化和技术的连续性。”(Agorsah，1996：222)
这一方法已超出我的专业知识范畴，于是我开始学习非裔散居生物考古学(由迈克尔·布莱基提出)，并对加纳和塞内加尔的奴隶城堡和地牢开展历史考古学研究，了解政治问题以及那些在非洲各地遗址上努力工作的非洲文化学者的情况。这需要参加一些非洲研究项目和组织，与非洲大学里的同行合作，并与美国的同事良好沟通、共享成果。一个跨国对话的新学派已然形成，它是紧跟不断发展的非裔散居理论的唯一途径。
(李钟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