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主要记载春秋时期管仲及关中学派的言行事迹，书中多数篇幅论及经济问题。管子相齐，继承其国工商兴邦的传统，确立了发展工商业的战略思想，并提出了很多发展新理念。
　　《管子》的賦税制度。在管子看来，国家赋税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管子认为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国家应该征收什么赋税用以充实府库财力，以满足国家机器的各项开支呢？管子认为，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管子》对于货币这个杠杆，主要是利用它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于是便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见《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除了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的相权之数外，国家还可以利用信贷这种经济杠杆，来平抑物价、调节余缺，抑制奸商和高利贷者的高额暴利，借以扶助民众生产经营，且可将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利润，一部分收归国有，一部分让给民众。其具体措施有：在春耕农忙时对农民发放生产资金贷款和预付收购订金，即所谓“无食者予以陈，无种者贷以新”，或者将一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租借给农民使用，秋后农民付一定利息归还原物。
　　《管子》亦善于经营国际间贸易。重要的方法是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在各种相关物资的比价不断变化趋势中，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如果国家需用某种物资鼓励进口时，就要在“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的物价变化中，采取与之相背的措施，实行“天下下我独高”的价格，这样，这种物资便会归之如流水一般输进国内。反过来，对于需要鼓励出口的物资，例如鱼、盐、器械等，则在适当的机会采取“天下高我独下”的价格政策，这样，齐国的盐便可远销到“梁、赵、宋、卫濮阳之地”。
　　为了取得齐国所奇缺的各种稀缺物资，有时还可以积敛黄金以作为购买手段。这样，不论多么遥远的货物皆可购得来。桓公问管子曰：“吾闻阳山之马，具驾千乘”，怎么可得呢？管子知道需要四万黄金才换得，而齐国又不是产金的国，管子便建议国内所有征集不用钱币皆改用金，且言金价，可以以一顶四。此外，还对亟缺盐的梁、赵、宋、卫之国，因其“国无盐则肿”，特别是正在争战的“守国之国，用盐独甚”，对于他们都要求用黄金来购买盐，这样就很快积得四万金，于是就换得大量马匹（见《揆变》）。管子说：“积得了黄金，不仅可以购买马匹，甚至连远在七八千里之外的禺山的白璧、朝鲜的虎豹之皮、吴越的珍珠、昆仑的玉石，皆可招致而来。
　　管子治理齐国的手段政策可总结为以下五点：
　　（一）石民
　　石，支撑大厦的柱石。石民，则是国家立国的基础。管子重视人口政策，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会带来人口成分的变化，人口成分的变化就是国情的变化，国情变化就要制定相应的治国方略。这个理论体现了管子“以人为本”的战略理念，这是最本质的物质力量。
　　（二）万乘之国匹万金之贾
　　《管子》一书中两次提到“万乘之国匹万金之贾”，它明确了一个数量关系，说明国家规模的大小需要相适应的商业规模，需要相匹配的商贾队伍。这一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民生的需要。
　　（三）来天下之财
　　这个观点主张发展诸侯国之间的商业贸易，促进境内社会经济发展。管子认为要打开各诸侯国政治壁垒，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殖社会财富。“为国不能理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
　　（四）官商分离
　　《管子·权修》篇曰：“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即商贾之辈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亡上层官员之中，这时国家法制就受到玷污。因此，为了保证官员和国家政治不受侵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商人担任官员，避免官府与商贾相互勾结。
　　（五）“国准”管理
　　国家制订各种经济政策以管理整个社会经济，即通过控制和管理商贾的政策，调节社会各种经济关系，以利民生。《管子》一书中多次强调政策控制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管子》阐述“国准”，正是要“调通民利”，通过“审其号令”，制定相对应的物价，参与市场收购，“杀正商贾”，保证农民和其余阶层的人民利益不受损害。
　　《管子》论述经济问题时注重探究经济的整体把握，“它的整体性经济思维根源与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思维模式，服从于其‘至善’国家的目标建构，包括重‘本’，而不‘富本’，农、手工、商协调发展；市场、货币、轻重多重调控；自然资源与经济生产之间可持续，最终实现经济领域的和谐、秩序和正义”，对于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问题，注重研究其内在规律并指出其实用性，提出观点，对于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站在新颖的角度提出自己独到的解决方法。
　　管仲执政，构建国内外新式工商业业态，对内活跃了社会经济；对外推行各种新政，吸引各诸侯国商贾入境交易；同时，派遣外交官员广泛联络各诸侯国，促进各诸侯国关注其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开启相互之间的和平往来，促进天下局势向和平的方面发展。
　　管仲原创的“轻重学”谋略，不仅有理论层面的学术价值，也有社会实践方面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其“轻重”篇为代表的经典著述，仍闪耀着理论光芒，留下了丰厚的商业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