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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在杭州那两三年，前杭州市市长仇保兴说：“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几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做不好事情。”
回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40年，每一项决断都考验着主政者的才能与胆魄，大到家国，小至村镇。历史不语，功过自在民心。前杭州市市长仇保兴在《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中，讲述了自己在杭州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
功成不必在我
我是1999年3月到杭州担任市委副书记的，1个月后任杭州市代市长，2000年1月任杭州市市长，2001年11月离开杭州任建设部副部长。那时杭州外部的竞争压力很大。上海当时发展得非常快，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跟我讲，要是高铁一通，有可能杭州的企业家全要到上海了。
当时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评价：“西湖是美的，如果拿个芭蕉扇把西湖一盖，其他地方就不咋地了。”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西湖，杭州只能算是三流城市，没有优势。
杭州朝什么方向发展？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从传统的以西湖为核心的西湖时代走向以钱塘江为轴心的钱塘江时代。围绕这一战略，我们采取了很多举措。
第一步，在城市总体规划方向上进行调整，要把钱塘江作为今后杭州长期发展的一个永久性主轴。第二步，钱塘江两岸全部控制开发，坚决实施“拆违复绿工程”。第三步，拆除发展障碍。在新城市中心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个大型热电厂正在开工建设。
这么大规模的热电厂，国务院都已经批准开工了，2500多根桩已经打下去了，设备也早已訂好。但如果这个厂建成投产的话，那整个钱江新城建设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热电厂正处在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点上。如果每年有一百万吨煤运进来，几万吨的煤灰产生，周边五六平方公里就会成为煤灰区，还怎么建城市CBD（中央商务区，指一个国家或大城市里主要商务活动进行的地区）？
当时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次，意见不统一。这是一件两难的事，但我认为必须要把它拿掉，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因为从长远考虑都是合算的。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好不容易作出这个决定，省政府又作了一个决定，这个热电厂还要继续上。
于是，我找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副主任张国宝。他们作为浙江同乡也了解杭州，听了我的汇报后觉得有道理，既然杭州要走向钱塘江时代，此事非解决不可。
我回来以后，就主动对这件事情做了调整。但有点儿遗憾的是，钱江新城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思路去建。这主要由于钱塘江两岸的建设有些操之过急。城市规划建设应在紧要的地方留白，在规划中留有弹性空间，给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功成不必在我。可能五十年、一百年后有人填空，这个填空构成的景观才可能是最好最美的。
“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
杭州城市发展空间战略上的调整与实施过程中最重大的决策无疑是“大拆违”。当时，杭州市区违法建筑肆无忌惮，公园绿化被占、人行道被挤占、管道被压……
当时还是代市长的我，下决心要把这些违建拆掉。很多人劝我等代市长的“代”字去掉以后再拆。我认为，当时违建增加很快，每年增长约200万平方米，推迟一年等“代”字去掉再拆，就要多拆200万平方米，各方矛盾和损失会更大。
我记得当时很多朋友纷纷打电话跟我说：“你这样做，‘代’字还要不要取消啊？”我说：“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我始终认为，如违建不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当时我们拆的第一座违建，就是某政法机关盖的三星级饭店绿晶饭店。当时我们去拆时，饭店连家具都没搬，但市政府违建拆除公告已经张贴出来半月有余。当我们把吊车启动，里边的负责人才跑出来说，3年前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定下来的他们都可以不执行，你们小小的杭州市竟敢来拆。当时我们开始动手了，他们才开始搬家，上面一边扒，下面一边搬家。
这是很典型的案例。法治的公平社会不能让强势者或违法者侵占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在。
当然，拆违的方法也比较巧妙。以前拆违法建筑都是领导下决心，然后执法队伍偷偷地去把它拆掉。我认为政府办事须公告在先。同时，还要设立举报电话，听取群众举报他们住宅周边的违建。违法建筑被拆的人有种心理，既然我建的违建被拆了，就积极地举报周边他人的违建。拆违的同盟军越来越壮大，许多群众被发动起来参与拆违。
这当中也有许多利益冲突，但是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几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做不好事情。
连省里干部也打“12345”办事
我到杭州任市长前就有市长公开电话，但那时的市长公开电话基本是一个空架子，号码谁也记不住，且只有一条线路，于是我想到了搞一个“12345”市长公开电话。“12345，有事找政府。”这个电话号码最容易被民众记住。
这个市长公开电话与数字化城市管理功能不同。首先，它是一种效能检查和监督的机制。通过市长公开电话“12345”，可以评价出哪个单位服务好、哪个单位投诉少、哪个单位反应快，一目了然。这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最主要的功能，它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用最高的效率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的效率。
其次，它能促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块要高高挂起的牌匾，而且要落实到政府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细节上。
后来，我要求机关所有的后备干部都必须到“12345”去直接为百姓解忧办事，不仅现场能清楚回答百姓的诉求，而且有权调度相关部门，直接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对他们的服务效能作出评价。
开办第一年，市长公开电话就为百姓办了30万件各类事情，就连省级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常打“12345”来办事。
回溯在杭州那两三年，其实最难的事就是作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主政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相信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
（《廉政瞭望》）
回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40年，每一项决断都考验着主政者的才能与胆魄，大到家国，小至村镇。历史不语，功过自在民心。前杭州市市长仇保兴在《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中，讲述了自己在杭州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
功成不必在我
我是1999年3月到杭州担任市委副书记的，1个月后任杭州市代市长，2000年1月任杭州市市长，2001年11月离开杭州任建设部副部长。那时杭州外部的竞争压力很大。上海当时发展得非常快，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跟我讲，要是高铁一通，有可能杭州的企业家全要到上海了。
当时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评价：“西湖是美的，如果拿个芭蕉扇把西湖一盖，其他地方就不咋地了。”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西湖，杭州只能算是三流城市，没有优势。
杭州朝什么方向发展？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从传统的以西湖为核心的西湖时代走向以钱塘江为轴心的钱塘江时代。围绕这一战略，我们采取了很多举措。
第一步，在城市总体规划方向上进行调整，要把钱塘江作为今后杭州长期发展的一个永久性主轴。第二步，钱塘江两岸全部控制开发，坚决实施“拆违复绿工程”。第三步，拆除发展障碍。在新城市中心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个大型热电厂正在开工建设。
这么大规模的热电厂，国务院都已经批准开工了，2500多根桩已经打下去了，设备也早已訂好。但如果这个厂建成投产的话，那整个钱江新城建设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热电厂正处在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点上。如果每年有一百万吨煤运进来，几万吨的煤灰产生，周边五六平方公里就会成为煤灰区，还怎么建城市CBD（中央商务区，指一个国家或大城市里主要商务活动进行的地区）？
当时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次，意见不统一。这是一件两难的事，但我认为必须要把它拿掉，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因为从长远考虑都是合算的。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好不容易作出这个决定，省政府又作了一个决定，这个热电厂还要继续上。
于是，我找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副主任张国宝。他们作为浙江同乡也了解杭州，听了我的汇报后觉得有道理，既然杭州要走向钱塘江时代，此事非解决不可。
我回来以后，就主动对这件事情做了调整。但有点儿遗憾的是，钱江新城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思路去建。这主要由于钱塘江两岸的建设有些操之过急。城市规划建设应在紧要的地方留白，在规划中留有弹性空间，给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功成不必在我。可能五十年、一百年后有人填空，这个填空构成的景观才可能是最好最美的。
“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
杭州城市发展空间战略上的调整与实施过程中最重大的决策无疑是“大拆违”。当时，杭州市区违法建筑肆无忌惮，公园绿化被占、人行道被挤占、管道被压……
当时还是代市长的我，下决心要把这些违建拆掉。很多人劝我等代市长的“代”字去掉以后再拆。我认为，当时违建增加很快，每年增长约200万平方米，推迟一年等“代”字去掉再拆，就要多拆200万平方米，各方矛盾和损失会更大。
我记得当时很多朋友纷纷打电话跟我说：“你这样做，‘代’字还要不要取消啊？”我说：“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我始终认为，如违建不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当时我们拆的第一座违建，就是某政法机关盖的三星级饭店绿晶饭店。当时我们去拆时，饭店连家具都没搬，但市政府违建拆除公告已经张贴出来半月有余。当我们把吊车启动，里边的负责人才跑出来说，3年前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定下来的他们都可以不执行，你们小小的杭州市竟敢来拆。当时我们开始动手了，他们才开始搬家，上面一边扒，下面一边搬家。
这是很典型的案例。法治的公平社会不能让强势者或违法者侵占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在。
当然，拆违的方法也比较巧妙。以前拆违法建筑都是领导下决心，然后执法队伍偷偷地去把它拆掉。我认为政府办事须公告在先。同时，还要设立举报电话，听取群众举报他们住宅周边的违建。违法建筑被拆的人有种心理，既然我建的违建被拆了，就积极地举报周边他人的违建。拆违的同盟军越来越壮大，许多群众被发动起来参与拆违。
这当中也有许多利益冲突，但是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几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做不好事情。
连省里干部也打“12345”办事
我到杭州任市长前就有市长公开电话，但那时的市长公开电话基本是一个空架子，号码谁也记不住，且只有一条线路，于是我想到了搞一个“12345”市长公开电话。“12345，有事找政府。”这个电话号码最容易被民众记住。
这个市长公开电话与数字化城市管理功能不同。首先，它是一种效能检查和监督的机制。通过市长公开电话“12345”，可以评价出哪个单位服务好、哪个单位投诉少、哪个单位反应快，一目了然。这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最主要的功能，它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用最高的效率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的效率。
其次，它能促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块要高高挂起的牌匾，而且要落实到政府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细节上。
后来，我要求机关所有的后备干部都必须到“12345”去直接为百姓解忧办事，不仅现场能清楚回答百姓的诉求，而且有权调度相关部门，直接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对他们的服务效能作出评价。
开办第一年，市长公开电话就为百姓办了30万件各类事情，就连省级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常打“12345”来办事。
回溯在杭州那两三年，其实最难的事就是作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主政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相信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
（《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