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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日-2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浙江省文联主办，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浙江）基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五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在杭州召开。本届论坛以“致敬70年：青年文艺与国家形象”为主题，来自全国的近百名青年文艺评论家、理论研究者、新文艺群体代表围绕“造型艺术与新时代中国形象”“媒介融合迭代与文艺评论新样态”“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与现实主义精神”“人工智能与艺术未来”“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现实精神”“‘融’语境下的文艺发展新生态”“对青年文艺批评的批评”等话题进行了主题论坛、主论坛、圆桌论坛、名家论坛等环节的研讨，以跨学科、跨艺术门类的视角聚焦新时代、新青年、新文艺、新媒体，进而探讨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文艺的蓬勃气象和社会担当。
主题论坛以“致敬70年：青年文艺与国家形象”为题，青年评论家结合当下文艺发展及各艺术门类的创作实践作了主题发言。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颜全毅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自信的提法提振了整个戏曲行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从国家政策层面到社会各种力量的合力，让青年戏曲创作和评论人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青年戏曲人才的成長迎来了“培训多、机会多、交流平台多”的“三多”平台。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当下我国亚文化现象的复杂内涵和对当代历史的影响，亟待深入评估。面对新时代的青年文化、亚文化，应该有更包容的态度和更纵深的视野，引导青年文化、亚文化更好地迸发出先锋性、创造性，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文化治理能力的一大内在考验。
在“造型艺术与新时代中国形象”主论坛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认为，造型艺术塑造视觉形象，直观且时代性强，有些视觉形象甚至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为某一特定时期国家形象的具体表征。对自我文化的认识，包括对国家形象的认同，不仅需要文化的自觉，还需要有文化的敏感度及文化的自省能力。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樊波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文艺塑造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6年，是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关键时期，创作的作品具有一种难以超越的经典品质;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前夕，这一阶段的文化性质总体来说是开放，文艺开放强化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弱化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内在品质;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至今，新时代在吸纳世界文化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自身的文化品质和逻辑。
祖宇认为，理想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是“心手相应”的，理论应与创作并重。以艺术塑造一国之形象可以通过两种策略：“顺势反映”与“反省式反映”。顺势反映会变成一种因势利导的助力，但逆向反省或有可能让一国之精神走在时代同行者的前列，激发创新和超越。
除主题论坛、主论坛外，本届“西湖论坛”还同时举办了五个圆桌论坛，来自不同艺术门类的青年评论家展开了跨艺术门类的深层对话，对当下文艺发展的新生态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
就“媒介融合迭代与文艺评论新样态”这一话题，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薛晋文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在为文艺评论带来新空间、新样态、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缺少中心、少有共识、缺乏理性等弊端。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焕钊认为，在产业经济、媒介融合与文化治理的共同作用下，网络文艺从根本上带来了社会多元文化主体的崛起、文化的分众圈层与审美分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因为网络文艺与青年深度互动的文化效应、移动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效应以及网红经济有效转化的粉丝效应，推动了文化与社会的多层次融合。
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创作也是评论者关注的一个话题。四川省剧目工作室编辑部副主任邓添天认为，抒写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是自我人生境界的大洗礼、大升华，创作者应该首先从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三观”建树等方面积极向英模人物看齐，从发自内心地崇敬、喜爱甚至化身为先进人物做起。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吴凑春认为，现实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问题，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一种精神。当前文艺界在创作、批评、评奖等方面常常看重一部作品是否属于现实题材而轻视其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含量。
颜全毅认为，这些年来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成果很突出，也涌现出一大批非常抢眼的现实题材创作作品，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一是把现实生活等同于现实题材创作。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感动自己的点，以为这就是现实题材的创作。二是不了解观众的心理，当下编剧更应该去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样反而更能紧紧抓住老百姓的心。三是缺乏对自己所在专业“套路”等艺术门类经验该有的继承的尊敬。类型电影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传统戏曲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关目。
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教师方冠男认为，对于文化建设而言，人格建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作品是传播模范形象的最佳载体。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渐渐接受、认同人格模范，于是模仿、甚至是主动参与建模。自《新青年》开始翻译介绍《娜拉》开始，戏剧出现了大量的出走且有抗争精神的“新青年”，在其后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和历史作用，新时期戏剧应该继续激活这些“新青年”，从而开拓出新的空间，发掘出新的观念。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盖琪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的首要责任在于寻找张扬“人之为人”主体意志的途径，这必将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此外，艺术的又一重要责任在于维护人的伦理边界，包括对人工智能时代人和人之间会出现的一些新的伦理关系问题的介入。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长鸿认为，技术是冰冷的，人性是温暖的，人工智能所探讨的一切问题，最终的归结解释在于如何让技术拥有人性的光芒，而艺术是我们人性光芒中的一个点或一个分支。《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副教授张延杰认为，在当今的“融”语境下，艺术要打破各个门类、专业精英和普通人、主流创作和民间艺术之间的界限。
主题论坛以“致敬70年：青年文艺与国家形象”为题，青年评论家结合当下文艺发展及各艺术门类的创作实践作了主题发言。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颜全毅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自信的提法提振了整个戏曲行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从国家政策层面到社会各种力量的合力，让青年戏曲创作和评论人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青年戏曲人才的成長迎来了“培训多、机会多、交流平台多”的“三多”平台。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当下我国亚文化现象的复杂内涵和对当代历史的影响，亟待深入评估。面对新时代的青年文化、亚文化，应该有更包容的态度和更纵深的视野，引导青年文化、亚文化更好地迸发出先锋性、创造性，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文化治理能力的一大内在考验。
在“造型艺术与新时代中国形象”主论坛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认为，造型艺术塑造视觉形象，直观且时代性强，有些视觉形象甚至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为某一特定时期国家形象的具体表征。对自我文化的认识，包括对国家形象的认同，不仅需要文化的自觉，还需要有文化的敏感度及文化的自省能力。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樊波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文艺塑造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6年，是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关键时期，创作的作品具有一种难以超越的经典品质;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前夕，这一阶段的文化性质总体来说是开放，文艺开放强化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弱化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内在品质;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至今，新时代在吸纳世界文化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自身的文化品质和逻辑。
祖宇认为，理想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是“心手相应”的，理论应与创作并重。以艺术塑造一国之形象可以通过两种策略：“顺势反映”与“反省式反映”。顺势反映会变成一种因势利导的助力，但逆向反省或有可能让一国之精神走在时代同行者的前列，激发创新和超越。
除主题论坛、主论坛外，本届“西湖论坛”还同时举办了五个圆桌论坛，来自不同艺术门类的青年评论家展开了跨艺术门类的深层对话，对当下文艺发展的新生态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
就“媒介融合迭代与文艺评论新样态”这一话题，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薛晋文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在为文艺评论带来新空间、新样态、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缺少中心、少有共识、缺乏理性等弊端。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焕钊认为，在产业经济、媒介融合与文化治理的共同作用下，网络文艺从根本上带来了社会多元文化主体的崛起、文化的分众圈层与审美分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因为网络文艺与青年深度互动的文化效应、移动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效应以及网红经济有效转化的粉丝效应，推动了文化与社会的多层次融合。
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创作也是评论者关注的一个话题。四川省剧目工作室编辑部副主任邓添天认为，抒写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是自我人生境界的大洗礼、大升华，创作者应该首先从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三观”建树等方面积极向英模人物看齐，从发自内心地崇敬、喜爱甚至化身为先进人物做起。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吴凑春认为，现实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问题，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一种精神。当前文艺界在创作、批评、评奖等方面常常看重一部作品是否属于现实题材而轻视其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含量。
颜全毅认为，这些年来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成果很突出，也涌现出一大批非常抢眼的现实题材创作作品，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一是把现实生活等同于现实题材创作。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感动自己的点，以为这就是现实题材的创作。二是不了解观众的心理，当下编剧更应该去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样反而更能紧紧抓住老百姓的心。三是缺乏对自己所在专业“套路”等艺术门类经验该有的继承的尊敬。类型电影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传统戏曲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关目。
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教师方冠男认为，对于文化建设而言，人格建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作品是传播模范形象的最佳载体。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渐渐接受、认同人格模范，于是模仿、甚至是主动参与建模。自《新青年》开始翻译介绍《娜拉》开始，戏剧出现了大量的出走且有抗争精神的“新青年”，在其后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和历史作用，新时期戏剧应该继续激活这些“新青年”，从而开拓出新的空间，发掘出新的观念。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盖琪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的首要责任在于寻找张扬“人之为人”主体意志的途径，这必将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此外，艺术的又一重要责任在于维护人的伦理边界，包括对人工智能时代人和人之间会出现的一些新的伦理关系问题的介入。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长鸿认为，技术是冰冷的，人性是温暖的，人工智能所探讨的一切问题，最终的归结解释在于如何让技术拥有人性的光芒，而艺术是我们人性光芒中的一个点或一个分支。《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副教授张延杰认为，在当今的“融”语境下，艺术要打破各个门类、专业精英和普通人、主流创作和民间艺术之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