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说：“一九三九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给习仲勋的题词，既是表扬，也是鼓励，更成为习仲勋一生奋斗的指针。

三次教诲，三次升华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体现在习仲勋和毛泽东的联系上。
　　毛泽东历来重视培养年轻干部，特别是对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地方干部赞赏有加。习仲勋年轻好学，善于创新，尤为毛泽东多次称赞。习仲勋称毛泽东“既是严师又是同志，悉心聆听，受益良多”。
　　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毛泽东和习仲勋直面谈话很多，但在我和几个下面工作者看来，觉得其中三次至关重要。
　　1943年春天，习仲勋在任关中分区书记期间，扩大了地区面积，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获得了社会稳定，干部团结，群众拥护，正准备再大干一场，突然接到要他去绥德新区任书记的调令。这个新区的面积比较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一些中央机关干部住在那里。他开头还有点留旧情绪，但毛泽东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便有针对性地鼓励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又是一种锻炼。”习仲勋听后豁然开朗，留旧情绪消除了，便精神焕发、兴高采烈地走上新战场。果然，他在新岗位上获得了政治上、能力上的更大提高。
　　1945年冬，中央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调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从自己的经历和本身情况考虑，向毛泽东表示：“我长期在地方上工作，没有领导机关工作的经验，恐怕难以胜任”。

　　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知人善用，善做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体现了习仲勋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崇高境界。

光明磊落，广泛团结党内外一切人士

　　进城以后，一些干部受了社会上的影响，误以为当了“官”了，就不必多接触群众，做群众工作了，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乐意和党内外人士交朋友。习仲勋从党的利益出发，发表署名文章，言正意切地提出：“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和党的利益，应当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奋斗。”为此，明确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
　　（1）要不拘一格积极和各方面人士建立平等、团结、友好关系。
　　（2）要谦虚谨慎，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3）要深交，做到“知人”、“知心”、“知音”。
　　（4）要交畏友、诤友。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能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习仲勋还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头交了很多朋友。西北局副书记马文瑞说，习仲勋身兼统战部长，亲自与许多民主人士交往，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了个人间的友谊。据秘书说：他的朋友遍天下，经常来看望他的，不仅有干部，还有工人、农民、士兵、退休人员，特别是民主人士。
　　例如：
　　习仲勋组织起义的部队司令胡景铎回忆起义的原因时说：“我赞赏他的忠厚和胆识，既是革命，不光坚持到底，而且敢想，敢干，敢负责，使人感到他是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愿意听他的。”起义部队骑兵六师的副师长杨拯民说：每当我给部队布置任务时，“团营以上干部经常问我，‘这是习书记的指示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就坚决去贯彻。”顯然，这支部队始终信赖着他。 　　习仲勋为了党的利益，尽力帮助人，人们都爱戴他。当年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界的人士都把他当“知心朋友”，有话要找他谈，有事要找他帮助。
　　诗人柯仲平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发现资料来源不足、取材不易的问题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遇到了下乡与生活上的困难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后碰到出版上的难题时；剧作家马健翎在工作与创作之间发生了矛盾而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及时的支持、帮助与鼓励。解决了他们在创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人们至今念念不忘，称赞不已。
　　习仲勋还有一种特别令人敬佩的崇高品德，在他的一生中，很多时间是和比他年龄大、经历多的同志一道工作，却受到他们的尊重和爱戴。
　　在陕甘边苏区时，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黄子文、黄子祥等同志都比他大10多岁到20岁，但习仲勋与他们亲如手足，患难与共，同创苏区。
　　习仲勋在绥德任地委书记时，地委委员中有设在当地的抗大分校领导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甘泗淇和朱辉照、梁明德、王尚荣等，都是战功累累、颇具声望的老同志，但大家都团结一致，互敬互让，携手并肩，巩固壮大了警备区。
　　习仲勋在西北局任书记时，委员中林伯渠、谢觉哉、贺龙、马明方、李卓然、萧劲光、陈正人、赵伯平、张稼夫，年龄都比他大，德高勋重，但他们亲密无间，和衷共济，创造了抗日民主模范的陕甘宁边区。
　　在西北野战军中，彭德怀、王震、张宗逊、甘泗淇、王维舟、张经武，都比习仲勋年高望重，但他们都很器重他、尊重他、支持他。这很不容易，很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习仲勋能够取得他们信任，因为他们都认为他“思想境界高，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习仲勋则向他们学习了丰富的经验和高尚的品德。

原则问题，毫不含糊

　　习仲勋平时对人和蔼，平易近人，像王世泰说的“温文尔雅”，但是碰到原则问题时，十分严肃。我遇到过三件事，令人難忘。
　　（1）1945年秋，在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有人谈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精疲力竭，衣单被薄，陕北人民给发了皮袄，送去粮食，“不是中央红军救了陕北，而是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习仲勋马上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接着，他先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的事实。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
　　（2）1950年10月，彭德怀赴朝鲜参战，负责大西北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习仲勋的肩上。习仲勋不仅担任西北局书记，还是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而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所管辖的范围，东起黄河，西至帕米尔高原，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唐古拉山，其面积接近共和国面积的1/3。有人因此称，习仲勋是“西北王”，习仲勋听后，疾言厉色斥之：“胡说！共产党是人民当家做主。”
　　（3）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广东省委在深圳给习仲勋祝寿，席间，陕西的一个同志说：“习老是我们陕西人民的伟大领袖。”尽管他那时因病休养，但立即高声驳斥：“不对！我是全国人民的公仆！”然后从道理上作了解释。对习仲勋重视原则问题的精神，参加祝寿的人都深为感动，深受教育。
　　据和习仲勋一起在“肃反”中被关押的黄罗斌回忆，从狱中释放的那天晚上，七八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兴奋得睡不着，互相开着玩笑，学着被关押时的情景，喊着“报告，我要翻身”。刘志丹劝大家“不要开玩笑了，咱们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

　　习仲勋义正词严地说：“志丹同志说得对，我们快要分配工作了，不可轻率任性，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于是，大家都一下心明眼亮，专心致志，严肃认真地去考虑今后如何奋斗。

处险不惊，临危不惧

　　处险不惊、临危不惧是习仲勋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可贵精神品质。当时在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陕北党内“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地方干部和群众听到省委来人了，吓得都跑了，有的上山打游击，部队里干部战士也纷纷开小差，逃跑回家，各处谣言四起，人心不安，陕北苏区濒临危难之中。
　　一天，习仲勋在狱中看到窗口外面挂着一件中山装，领口上斑斑血迹，他知道这是西安地下党姜某某的衣服，便想到姜已被杀害，很快就轮到自己了，便从容不迫拿出一支钢笔和一块银元，交给身边的赵守一（后为国家人事部部长），说：“你还年轻，将来有机会把这个交给党，作为纪念。我习仲勋是清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的。”赵当时还未入党，刚进苏区，即被怀疑是“特务”，扣押狱中，习仲勋对党的忠诚，使他念念不忘。
　　这段习仲勋直面生死的佳话，一直为人们传颂着。
　　通过几十年的接触交往，我深深感到习仲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有伟岸形象，高尚的思想境界，崇高的品格风范。诚如毛泽东给他的题字所言，他是始终坚守“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楷模。“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实际上既是对习仲勋光辉一生的总结，也是党和人民对这位革命家切合实际的最崇高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