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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心城市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比较完善的基础措施，在其所辖地区（次区域）内扮演着经济枢纽的作用，同时在整个区域内分担中心城市部分功能的城市。次中心城市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区域的经济容纳力，促进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开拓经济腹地和推动区域的工业化进程。
肇庆居珠三角西江的中下游，是珠三角通往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是珠三角洲城市群非常重要的次中心城市。然而，肇庆总体经济规模较小，工业欠发达，经济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珠三角的总体水平，远未能充分发挥出其作为东引西连的次中心城市的作用，个中原因非常值得思考。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依赖及“闭锁”退出
（一）路径依赖的涵义
路径依赖原指技术中的偶然选择导致技术的发展进入一条特定的且有时并非最优的发展路径。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对手；相反，一种更具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到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困境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难以自拔。
诺斯指出，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有意义的”①，因为，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系统采纳，即使该方案不是最优的，“路径依赖”也会阻止人们对其他更优方案的利用开发，保护该方案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者被其他方案替代，使其呈现出前后连贯、因果关联的特征，从而导致了“闭锁”效应的出现。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依赖及闭锁退出
工业化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冲突、惯性以及政策体制变迁的历史，是一种多维度的、非线性的路径依赖以及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区域初始的条件，取决于区域的经济、制度、文化、政治和历史，是各方面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性转变②，由此产生了工业化不同的演进路径。
工业化要朝着“好”的路径演进，需要诸多因素的良性互动。如果政府能够选择某一恰当的制度，并通过政策实施的反馈纠正，再经过完全市场选择更具有效率的制度，如此良性循环，制度变迁就会出现诺思所谓的“适应效率”，经济发展便能进入良性循环。相反，如果区域缺乏了某些促使良性互动的条件，使得上述这种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不能发生时，则新制度会朝无效的方向发展，甚至可能被“锁定”，工业化就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而进人“闭锁”状态。
路径替代是指通过政府等权威力量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而建立全新制度安排的制度变迁方式。黄少安提出“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③，认为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自然地形成，而必须由政府有意识地建立。米歇尔·乔治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了路径替代存在的必然性，他认为“危机可以产生突变性制度变迁，因为它们赋予了领导人执行新计划和实现新想法的机会④。梅森等证明，韩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强有力的政府指导，通过政府权威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并以一个较为民主的政府难以做到或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予以贯彻⑤。
路径替代的启示是，如果政府意识到工业化处于一种“闭锁”的状态或者意识到外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就可以改变制度，甚至通过计划性的产业政策（但效用还要取决于政府对基本国情的把握）促使工业化退出“闭锁”状态。
二、肇庆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依赖
目前，珠三角已经形成为一个包括港、澳在内的连绵成网络的城市群。但珠三角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形成了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内外两个圈层，即环珠江口地区的内圈层（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等）和惠州、肇庆、江门等构成的外圈层，内圈层集中了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型基础设施，外圈层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大部分县（市）未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缺乏具备较大优势的主导产业。
珠三角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则主要通过极化效应和屏蔽作用，使得内圈层的工业化进入良性循环而外圈层的工业化则进入“闭锁状态”。
极化效应是指经济增长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极上，由于其“创新”作用和经济活动的“聚集”作用，会使其产生累积增长。“极化效应”使区域内生产要素向中心圈（增长极）积聚，而外围的发展受到抑制，与中心圈的发展出现扩大性差距。同时，外圈层的次中心在吸收外部生产要素时也产生了障碍，即内圈层利用交通、信息等优势截留外部生产力要素向非中心城市流动，产生一种类似物理学中防辐射作用的“屏蔽”效应，使区域外流向非中心城市的生产力要素的数量大大减少，同样也抑制了非中心城市的发展。
虽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极化效应和屏蔽效应可能会逐步弱化，例如，在中心城市（增长极）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通过价格、流量、模仿等渠道向外扩散，即“扩散效应”带动非中心城市发展，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之前，政府也可以审时度势，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引导，以促使次中心城市尽早退出工业化的闭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水平。
三、“广、佛、肇一体化”与肇庆路径依赖的闭锁退出
2010年，广州、佛山和肇庆签署了《广、佛、肇经济圈合作框架协议》，即“广、佛、肇”一体化战略，该合作框架囊括了规划对接、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旅游合作、交通运输、社会事务和区域合作等八大重点。
在“广、佛、肇”区域内，广州服务业发达，又是政治、金融、教育、文化中心，同时汽车、石化、钢铁、造船等重工业优势明显；佛山制造业发达，尤以家电、家具、建材、服装为盛；两者客观上都需要腾出更大空间发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肇庆一方面地域广阔，生态优良，可为广佛未来发展提供广阔腹地，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广佛的产业转移和辐射加快发展步伐。
广、佛、肇一体化战略为肇庆改变落后状态，实现工业化路径依赖的“闭锁退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从产业角度来看，以后肇庆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合作
肇庆应重点发展本市具有相对优势产业，以突破屏蔽效应而获取生产力要素的充分供给。肇庆拥有丰富的矿产物和成本较低的人力资源，在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优势，因此可以重点发展资源性工业，实现与广、佛的互补。
（二）务实工业基础，加快工业化进程
肇庆应围绕配套广州、佛山主导产业，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配套基地，形成与广、佛产业错位发展的竞合格局；要继续推进高新区大旺园区建设；整合东南部园区资源，提高园区发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肇庆担负着珠三角发达地区生态屏障的重任，从长远来看，肇庆必须走环境污染少的工业化道路。
（三）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划引导
应对重点服务业项目优先安排用地；利用城市黄金地段规划发展第三产业，引导集中经营和特色经营；做好对第三产业大型项目的规划和协调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从政策上实行倾斜；加强肇、港合作，放宽香港个人或团体到肇庆市创办服务业的准入条件，把香港最先进的服务理念带到肇庆。
（四）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
政府要对农业产业化给予强大的资金和服务支持，引导农业产业化的有序发展；立足本地资源，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综合效益；全力打造优质禽畜水产、名优果品、高效林业及特色林产品、名优蔬菜绿色食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等农业基地和主导产品；培育农业专业示范镇，逐步形成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群。
参考文献：
①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9
②李仙娥. 工业化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及政策选择．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5：106
③黄少安. 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 中国社会科学，2000：4
④Michael JI Goes，“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A Note Of Caution”，in Polities，2(X)1Voll21(2)，p.138
⑤Edwardl S Mason(edsl)，The Ee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of Kore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0，p.154
（宋小芬， 1977年生，广东湛江人，肇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肇庆居珠三角西江的中下游，是珠三角通往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是珠三角洲城市群非常重要的次中心城市。然而，肇庆总体经济规模较小，工业欠发达，经济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珠三角的总体水平，远未能充分发挥出其作为东引西连的次中心城市的作用，个中原因非常值得思考。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依赖及“闭锁”退出
（一）路径依赖的涵义
路径依赖原指技术中的偶然选择导致技术的发展进入一条特定的且有时并非最优的发展路径。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对手；相反，一种更具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到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困境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难以自拔。
诺斯指出，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有意义的”①，因为，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系统采纳，即使该方案不是最优的，“路径依赖”也会阻止人们对其他更优方案的利用开发，保护该方案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者被其他方案替代，使其呈现出前后连贯、因果关联的特征，从而导致了“闭锁”效应的出现。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依赖及闭锁退出
工业化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冲突、惯性以及政策体制变迁的历史，是一种多维度的、非线性的路径依赖以及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区域初始的条件，取决于区域的经济、制度、文化、政治和历史，是各方面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性转变②，由此产生了工业化不同的演进路径。
工业化要朝着“好”的路径演进，需要诸多因素的良性互动。如果政府能够选择某一恰当的制度，并通过政策实施的反馈纠正，再经过完全市场选择更具有效率的制度，如此良性循环，制度变迁就会出现诺思所谓的“适应效率”，经济发展便能进入良性循环。相反，如果区域缺乏了某些促使良性互动的条件，使得上述这种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不能发生时，则新制度会朝无效的方向发展，甚至可能被“锁定”，工业化就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而进人“闭锁”状态。
路径替代是指通过政府等权威力量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而建立全新制度安排的制度变迁方式。黄少安提出“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③，认为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自然地形成，而必须由政府有意识地建立。米歇尔·乔治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了路径替代存在的必然性，他认为“危机可以产生突变性制度变迁，因为它们赋予了领导人执行新计划和实现新想法的机会④。梅森等证明，韩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强有力的政府指导，通过政府权威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并以一个较为民主的政府难以做到或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予以贯彻⑤。
路径替代的启示是，如果政府意识到工业化处于一种“闭锁”的状态或者意识到外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就可以改变制度，甚至通过计划性的产业政策（但效用还要取决于政府对基本国情的把握）促使工业化退出“闭锁”状态。
二、肇庆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依赖
目前，珠三角已经形成为一个包括港、澳在内的连绵成网络的城市群。但珠三角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形成了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内外两个圈层，即环珠江口地区的内圈层（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等）和惠州、肇庆、江门等构成的外圈层，内圈层集中了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型基础设施，外圈层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大部分县（市）未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缺乏具备较大优势的主导产业。
珠三角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则主要通过极化效应和屏蔽作用，使得内圈层的工业化进入良性循环而外圈层的工业化则进入“闭锁状态”。
极化效应是指经济增长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极上，由于其“创新”作用和经济活动的“聚集”作用，会使其产生累积增长。“极化效应”使区域内生产要素向中心圈（增长极）积聚，而外围的发展受到抑制，与中心圈的发展出现扩大性差距。同时，外圈层的次中心在吸收外部生产要素时也产生了障碍，即内圈层利用交通、信息等优势截留外部生产力要素向非中心城市流动，产生一种类似物理学中防辐射作用的“屏蔽”效应，使区域外流向非中心城市的生产力要素的数量大大减少，同样也抑制了非中心城市的发展。
虽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极化效应和屏蔽效应可能会逐步弱化，例如，在中心城市（增长极）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通过价格、流量、模仿等渠道向外扩散，即“扩散效应”带动非中心城市发展，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之前，政府也可以审时度势，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引导，以促使次中心城市尽早退出工业化的闭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水平。
三、“广、佛、肇一体化”与肇庆路径依赖的闭锁退出
2010年，广州、佛山和肇庆签署了《广、佛、肇经济圈合作框架协议》，即“广、佛、肇”一体化战略，该合作框架囊括了规划对接、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旅游合作、交通运输、社会事务和区域合作等八大重点。
在“广、佛、肇”区域内，广州服务业发达，又是政治、金融、教育、文化中心，同时汽车、石化、钢铁、造船等重工业优势明显；佛山制造业发达，尤以家电、家具、建材、服装为盛；两者客观上都需要腾出更大空间发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肇庆一方面地域广阔，生态优良，可为广佛未来发展提供广阔腹地，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广佛的产业转移和辐射加快发展步伐。
广、佛、肇一体化战略为肇庆改变落后状态，实现工业化路径依赖的“闭锁退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从产业角度来看，以后肇庆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合作
肇庆应重点发展本市具有相对优势产业，以突破屏蔽效应而获取生产力要素的充分供给。肇庆拥有丰富的矿产物和成本较低的人力资源，在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优势，因此可以重点发展资源性工业，实现与广、佛的互补。
（二）务实工业基础，加快工业化进程
肇庆应围绕配套广州、佛山主导产业，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配套基地，形成与广、佛产业错位发展的竞合格局；要继续推进高新区大旺园区建设；整合东南部园区资源，提高园区发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肇庆担负着珠三角发达地区生态屏障的重任，从长远来看，肇庆必须走环境污染少的工业化道路。
（三）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划引导
应对重点服务业项目优先安排用地；利用城市黄金地段规划发展第三产业，引导集中经营和特色经营；做好对第三产业大型项目的规划和协调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从政策上实行倾斜；加强肇、港合作，放宽香港个人或团体到肇庆市创办服务业的准入条件，把香港最先进的服务理念带到肇庆。
（四）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
政府要对农业产业化给予强大的资金和服务支持，引导农业产业化的有序发展；立足本地资源，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综合效益；全力打造优质禽畜水产、名优果品、高效林业及特色林产品、名优蔬菜绿色食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等农业基地和主导产品；培育农业专业示范镇，逐步形成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群。
参考文献：
①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9
②李仙娥. 工业化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及政策选择．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5：106
③黄少安. 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 中国社会科学，2000：4
④Michael JI Goes，“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A Note Of Caution”，in Polities，2(X)1Voll21(2)，p.138
⑤Edwardl S Mason(edsl)，The Ee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of Kore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0，p.154
（宋小芬， 1977年生，广东湛江人，肇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