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人玛丽莲·雷斯特离开家人，到沙特为一个王室成员做家政服务员，从此却杳无音讯。英国《卫报》记者对菲律宾女工离奇死亡或下落不明事件进行调查，揭开了现代奴隶制的罪恶面纱。

　　2013年，玛丽莲·波拉斯·雷斯特擦拭着3个孩子的泪水，与他们亲吻告别，安慰他们自己很快会回到他们身边。接着，同曾经很多次一样，她离开了自己位于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一个破败街区的家，只不过，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来。
　　同菲律宾其他数十万个家庭的孩子一样，雷斯特家孩子们的成长，父母都是缺席的。他们从小由姨妈抚养长大，每天同朋友们一起骑车上下学，放假的时候一起踢球、游戏;而他们的妈妈玛丽莲和爸爸阿努尔福身在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正在为别人做饭、清洁、开车，夫妻俩辛勤工作，把挣来的钱寄回菲律宾供孩子上学。
　　目前全世界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口达5300万，其中不乏玛丽莲这种来自贫穷地区到发达国家的富人家中服务的外籍打工者。菲律宾有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了供子女上学，到国外打工挣钱吸引了上千万的菲律宾人背井离乡，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以海湾国家数量最多。身在海外的菲律宾劳工向国内的汇款数额，官方数据最高达到260亿美元，接近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15%。
　　雷斯特家的孩子们，每周一定会聚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一至两次，等待与母亲玛丽莲视频通话。每当玛丽莲像素化的脸通过Skype软件出现在屏幕上，询问孩子们的家庭作业和考试成绩，听他们倾诉与朋友同学的关系，成了玛丽莲每次通话的惯例。然而，突然有一天，毫无征兆地，母亲的脸再也没有出现在屏幕上。
　　就这样，雷斯特一家开始了对玛丽莲近乎绝望的寻找。终于在一年多以后，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个太平间里，他们找到了玛丽莲。那天，同在沙特为另一个富人家庭开车的父亲阿努尔福接到了一个让他去认尸的电话。阿努尔福记忆中的妻子体格健壮，但当他掀起白布单，眼前的妻子却只剩下了皮包骨。
　　一个星期后，记者来到了玛丽莲的家。在那个小起居室的角落里，玛丽莲的两个女儿，18岁的安娜和12岁的露妮卡正蜷缩在外婆身边呜咽着。整个家都笼罩在悲痛中。玛丽莲的儿子约翰泣不成声地向记者描述着他的母亲：“她是一位好母亲……虽然很严厉，但她很爱我们。”约翰今年22岁，但失去母亲的绝望和悲痛，使他看上去就像12年前妈妈首次离家去沙特打工时难以割舍的孱弱的小男孩。接着，他噤了声，愤怒地用手背拂去了脸上的泪水。他悔恨自己没有更努力地学习，让母亲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只想让母亲知道，我很想念她，我知道我曾经不听话，让母亲很忧愁。我现在非常地想念她。”
　　在事发前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玛丽莲为利雅得一位皇室成员做家庭服务员的工作一直很顺利。那份工作很体面，她能够得到雇主的尊重，挣得的薪水足够她寄回家乡供孩子们读到大学毕业，并支付自己母亲的医药费。然而，2014年6月，玛丽莲悄无声息地从雇主家里消失了。丈夫阿努尔福被告知，妻子遭人绑架，并被迫到皇室的另一成员家劳作。获得新雇主的地址后，阿努尔福上门寻找妻子，却遭遇了武装侍卫的枪击。他向菲律宾驻沙特大使馆和当地警方求助，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后来菲政府向沙特当局正式提出申诉：带走玛丽莲的雇主一家涉嫌虐待和禁锢多名家政服务员，另有3名女工仍然下落不明——要求其提供有关信息。
　　在玛丽莲失踪的一年里，她的家人发疯般地寻找着她的下落。他们多次向政府部门求助，但终无所获。“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政府可以把她救出来。”玛丽莲的姐姐拉妮说，他们找遍了玛丽莲可能被禁锢的所有地方，“我们找到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哀求他们，可怜巴巴地求他们帮忙。”近一年的时间里，玛丽莲几乎音讯全无，雷斯特一家只在2014年10月接到玛丽莲打来的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约翰，通话时间只有几分钟，玛丽莲听上去很匆忙，“妈妈说她当时很好，她爱我，让我们不要为她担心。”约翰说，“我们当时都觉得妈妈没什么事。”
　　在沙特这边，阿努尔福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把玛丽莲的遗体带回国。玛丽莲的最后一个雇主给了阿努尔福一笔钱，但他和孩子们想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答案：他们想知道玛丽莲的确切死因。菲律宾驻利雅得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阿努尔福，玛丽莲可能是被人从房顶上推下坠亡的。“孩子们只想要他们的妈妈回家。”玛丽莲的姐姐拉妮说。3个孩子此时正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电话。拉妮告诉记者，让雷斯特一家人最痛苦的事就是，想象玛丽莲是如何度过那最后几个月的。“我们只期望她能回来，但已经太晚了。”

　　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家政服务工作者是最有可能在工作场合遭遇虐待和剥削的群体。2015年10月前后，几宗案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一位印度籍家政服务员据称因向雇主索要工资，而被砍下手臂;沙特一外交官被控虐待、强奸家里的尼泊尔仆人;沙特另一男子对正在厨房中工作的外籍女佣实施骚扰和猥亵，并进行了录像。这些案件令人发指，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人权组织记录在案的还有其他许多案件，在那些案件中，女工惨遭轮奸，被汽油焚烧，被活活饿死，被强酸致残，乃至活活累死的案例，并非个案，也不是耸人听闻。国际工会联合会报告，海湾国家的240万名家政服务工作者身处被剥削和奴役的险境。背井离乡、远赴海外做家政服务员，对于玛丽莲一样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来说，无异于铤而走险，以生命作赌注。 　　作为一支无形的劳动大军，家政工作者对经济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全世界的家政工作者占全球就业者总数的4%，接近全球就业女性总数的8%。单单沙特阿拉伯就有150万名家政工作者。每个月，中介公司会将4万名妇女送往沙特，以满足当地的用工需求。菲律宾籍的穆斯林女性是沙特众多富人家庭家政服务员的最主要来源。这些远赴海外的女工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幸运：受雇于良心中介，在正经家庭谋得一份差事，最终能得到应得的薪水。然而，当事态的发展不再受这些女工所控制，她们铤而走险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她们输掉的赌注则是生命。
　　在菲律宾，玛丽莲失踪案这类案件呈上升趋势。一些女工不明不白地消失，再无音信;另一些女工最终被定为“离奇死亡”，她们的尸体被找到时或已残缺不全，或有中毒迹象，或存在刀伤，而登记的死因却是自杀或心脏病发作。“那些人希望人们相信，女工们不是倾向于把自己缢死，就是从高楼上跳下去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劳纶斯·卡斯蒂略说，他是国际流动劳工联盟的社工，国际流动劳工联盟是菲律宾的一个小规模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维护家政工作者及其家人的权益。卡斯蒂略介绍说，女工离奇死亡或消失时，几乎没有人去调查这些案件，“女人们出国打工挣钱、带动经济发展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事，但一旦出了事，大家却都不闻不问，没有人愿意为她们发声，没有人会为她们争取权益。”

　　许多家庭向可以找到的一切政府机构求助无果后，最终会来到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郊区的劳工联盟办公室，由于来访者众，办公室里总是拥挤不堪。卡斯蒂略说：“我们是求助家庭最后的希望，他们祈祷我们为他们创造奇迹，但我们做不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成堆的档案，每一份档案里都是一位离家未归的女人。“无法帮助亲人和爱人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会令人发狂。”卡斯蒂略说，“面对紧闭的大门，女工的家人们能做的，只剩下捶胸顿足和撕心裂肺的尖叫。”
　　国际流动劳工联盟这家由志愿者组建的小型组织，自建立以来始终处于资金匮乏濒临关门的边缘。每天，联盟社工会接到12个左右中东地区妇女打来的电话，电话内容都让人深感不安。3年来，联盟经手处理了14宗离奇死亡案，包括特丽尔·阿蒂恩萨一案。
　　2011年，34岁的家政女工特丽尔·阿蒂恩萨的家人在其计划回国的一周前接到通知：特丽尔已自杀身亡。特丽尔出国时并没有合法签证，中介公司把她送到了新加坡。在她抱怨工作环境不好后，中介公司又把她送到了蒙古。4个月后，特丽尔的家人接到了她的死讯。特丽尔的大女儿奈莉尔不相信母亲已经不在。“妈妈到很远的地方打工供我们上学，”奈莉尔说，她曾向家里人抱怨受到虐待，工资被克扣。“妈妈在那边经历了太多太多，她始终在保护我们，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
　　特丽尔的遗体被送回菲律宾后，孩子们发现她的身上有很多刺伤和烧伤的痕迹，双手手腕上各有一块大大的淤痕。独立尸检表明，特丽尔的心脏去向不明，体内被碎布所填充。特丽尔的离奇死亡给这个家造成了重创，情感创伤和经济上的匮乏使这个家庭一蹶不振，几年来，阿蒂恩萨一家仍在艰难度日。
　　“妈妈出事使我一夜间就长大了，任何16岁的孩子都不应该经历这些。”奈莉尔说，“我要同爸爸一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生活如此艰辛——我们不得不接受母亲的死，每个人的心都被击得粉碎，（妈妈死后）第一个月时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两年了，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决。没人向我们施以援手，好像我的妈妈从未存在过一样。”奈莉尔愤怒的声音仍然回荡在记者的耳边，“但我们是存在的，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工作人员卢瑟娜·贝加姆介绍说，在许多雇主家里，外籍家政服务员毫无地位可言，她们就是被买来的货物。大批的菲律宾女性来到富裕的海湾石油国家，都要遵循卡法拉保荐人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女人们的家庭先出资为其获得工作签证，未经雇主允许，不能离职或离开该国;如果她们私自离职，就成了“在逃劳工”，要被处以罚金或被关进监狱;如果雇主拒绝支付工资，她们也无计可施——国际家政服务工作者联合会估算，每年，雇主家庭克扣家政服务员的工资总额达80亿美元。
　　卡法拉保荐人体制和世界各地其他类似的法律制度，完全没有顾及外籍女工的权益，无异于向雇主们赋予了他们可以对女工们“为所欲为”的赦免权。贝加姆说，这份工作不仅让她了解到人求生的力量有多强大，更让她看到了人类灵魂的阴暗面。“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时，人性会残酷到何种地步，你无法想象。”
　　菲律宾政府在为海外劳工同胞争取正义和权益方面，一直付出极大的努力，被认为是最激进的政府之一。菲律宾政府为其海外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的同胞，要求的最低工资世界范围内最高，为400美元/月。“所以，如果你觉得菲籍女工的境遇很糟糕，”贝加姆说，“那些来自塞拉利昂、肯尼亚或巴格达的女工的境遇则更糟。”
　　贝加姆刚开始从事家政服务者权益工作时，她所在的团队就收到了一个来自斯里兰卡招聘中介公司的包裹，里面是45名妇女的个人档案，她们被中介公司送到海湾国家后，被雇佣家庭几经转卖。“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她们，至少菲律宾大使馆为受到剥削和虐待的女工们提供了庇护所，而这些妇女只能靠她们自己。”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称，2014年，菲政府向20939名海外劳工及其家庭提供了援助。“对本国内的外籍劳工，菲律宾大使馆会给予一切必要和适当的领事和法律援助。”何塞说。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流动劳工和雇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往往是由贫困的劳工输出国和富有、强大的“雇主”国之间的非平等关系所决定的。当事态出现恶化，那些依赖海外流动劳工向国内汇款以添补国内生产总值的政府，在伸张正义一事上，却总是有所怠慢。 　　在马尼拉高峰时段刺耳的鸣笛声和薄雾的笼罩下，记者去拜访了玛丽娜·萨尔诺。40岁出头的萨尔诺身材娇小，待人亲切，当记者询问她是谁时，她的脸上绽放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她告诉记者，能够活下来，她已感到很幸运，无论现在菲律宾的生活有多艰难，都比她在国外所经历的美好得多。
　　玛丽娜曾在沙特阿拉伯做过家政服务员，当她决定再去的时候，她的丈夫不希望她去，“但我们也别无选择。”玛丽娜耸了耸肩。出国前，夫妻俩靠做助产士和开出租车，抚养着他们的4个孩子，但生活仍然难以为继。因而玛丽娜再次踏上了出国打工之路。这一次，中介公司把她送到了阿联酋。但刚到新雇主的家，玛丽娜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新雇主拿走了她的护照和手机，不允许她与家人联络。“那个雇主就像一头冷酷无情的狮子。”
　　玛丽娜告诉记者，她每天被迫工作22个小时：清晨4点起来洗车，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我没有休息时间，一刻也不得停歇。当我想吃东西时，女主人就会冲着我大喊：‘你来这里不是来吃东西的！我在你身上可是花了大价钱。’对她来说，我只是个奴隶，不是人。”就这样，每天只睡两小时，几乎毫无进食，却要连续工作22小时的玛丽娜，一个月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她的身体右侧完全失去知觉，双手已不听使唤，“我感觉太累了，大脑已经失控，几周后，身体的剧痛使我根本无法走路或举起任何东西。我不知道孩子们是否安好，我感到孤独无助。”
　　然而，如果玛丽娜想要离开，在阿联酋的卡法拉保荐人制度下，她就成了“在逃劳工”。玛丽娜告诉中介自己受到虐待，中介却表示，她必须继续做到合同终止。“他们对我说：‘你的女主人为你付了大价钱。’这时我才知道，中介是不会帮我的。”
　　玛丽娜被软禁在阿联酋的同时，联系不到妻子的约瑟夫心急如焚。“孩子们总问我：‘妈妈有新消息吗？妈妈去哪儿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约瑟夫说。他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到妻子的消息，只收到过一次汇款，但妻子的电话一直关机。“那段日子十分难熬，我不知道玛丽娜遭遇了什么事，我总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很不舒服。”
　　向中介公司和政府求助无果后，国际流动劳工联盟帮助约瑟夫递交了请求遣返回国的申请。玛丽娜的女雇主收到申请后，大发雷霆，她对玛丽娜说：“你不能回去，我可是在你身上花了钱的。”玛丽娜说女雇主曾威胁她，要把她送进监狱，还扬言要杀了她，要把她扔到沙漠里去，“她对我说：‘如果我把你杀了，没有人会在乎，也没有人会找到你。’而我回答她：女士，如果你想杀了我，就动手吧。”
　　此后，她的雇主一度想毒死她，男主人用一根杖棍威胁她，把她锁进了一间祷告室，连续3天3夜，她滴水未进。玛丽娜说，那个房间像火炉般炙热，她饥渴万分，就在厕所里取水喝。脱水使她的嘴唇干裂脱皮，皮肤也开始松弛，她感到周身剧痛无比。雇主一家出门后，她想尽办法从窗户爬了出去，在厨房找到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了“SOS“的字样。为了把求救纸条扔到墙外，她在一个土豆上挖了一个洞，把纸条塞了进去。玛丽娜的求救纸条被一位印尼籍家政服务员发现。纸条辗转到了国际流动劳工联盟的社工手里，联盟出面找到了菲律宾大使馆和玛丽娜所属的中介公司，玛丽娜最终获救。然而，玛丽娜说，直到那时，中介公司还想迫使她签署承诺书，承诺她不会起诉该公司和她的雇主。
　　目前，已经回到家中的玛丽娜，正在竭力使她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在劳工联盟的帮助下，她刚刚收到了那个雇主的补偿金。目前她24小时看护着因中风而瘫痪的丈夫，夫妻俩都认为，约瑟夫中风，源于妻子的莫名消失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
　　玛丽娜说她宁愿在家乡忍受贫穷，也不会再冒险到国外做家政服务员。“对于任何想去国外打工的人，我想说的是：不要相信任何人。”她说，“他们会把你杀了，然后任何人都不会帮助你。”
　　[编译自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