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什么哺育诗歌/用血里的铁锻打钉子/用骨头里的磷点燃油盏/用钉子和油盏/建造诗歌必要时……还须跑回失去的岁月/把自己的声音找回来。”（《我们用什么哺育诗歌》李瑛）
　　1926年，李瑛出生于一个铁路员工之家，一些父亲口头讲授的故事成为他最早打量到的文学的模样。后来，因为战争和父亲频繁调动的工作，他在颠沛流离里勉强读完了小学和初中。李瑛自述，童年给他的回忆是“充满蒸汽机车的喷气声和车轮碾动铁轨的单调的轰响”，孤独而不安。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内向孤僻，“喜欢安静，不爱说话”，但似乎也因此练就了敏锐的人生嗅觉。他在《回忆童年之二》中写道：“谁知道我的忧郁、饥饿和孤寂相加/等于什么，等于我今天/白发里的什么/骨头里的什么/精神里的什么/血里的什么。”

　　到了18岁，李瑛就开始把来源于号志灯与简陋月台的生命体验投入到稚嫩的文学实践中，他与同学自费出版了诗集《石城底青苗》，满纸是“多灾多难的土地”。1945年，李瑛考入北京大学，结束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也开启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文学积淀期：冯至、沈从文在诗歌创作上给了李瑛莫大的帮助，里尔克、艾略特的作品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写作。李瑛一边读书，一边投身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北京和平解放之后，他又参加了第四野战军随军新闻队，南下做军事报道。
　　大学毕业后，李瑛以新华社部队记者的身份进军广西，参与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野战诗集》。这本诗集不仅意味着题材的延伸，也是诗人话语模式的根本改变——由个人抒怀转入历史叙事，视角由“我”变成了“我们”。李瑛看到了军旅生活的艰难、随军战士的牺牲，痛苦与颤栗扭转了他的表达，他的诗国疆土也由书斋开拓到高原哨所、海岛边防：“夜晚，在接近炮火的前方/我看见我们的哨兵/守卫在一棵大树的隐蔽下/那一幅闭着厚厚嘴唇，收着下颚的/庄严的面容/像一座古希腊童话里青铜的铸像/整个地球都旋转在他的脚下/他铁山一样地屹立着。”（《历史的守卫者》李瑛）
　　随军生涯结束后，李瑛的创作依然没有离开社会洪流。20世纪50年代，当代的政治抒情诗开始流行，世界被置于宏观视角之下，诗人们渴望吸吮时代的血液，再书写“人民”的脉搏。长达3500行的《我的中国》就是李瑛对这一诗歌范式的探索，家国情怀主导了这一时期他的文学走向。
　　难免地，有些文学作品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诗人们对“宏大”的深深迷恋某种程度上是时代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瑛强调“诗人”于希腊语中的“创造者”一义，并在90年代实现了创作的“向内转”：“但生活没有冷却/鲜花仍将开放/疯长的青草/总是很认真地/用最后几滴血，滋润着/碑的根和时间的心脏。”（《墓园》李瑛）生命凸显，战争与死亡退却。
　　同是诗人的女儿李小雨曾经问李瑛写诗的意义，他只是回答：“能让我平静地写詩，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乐。”李瑛行走诗坛68年，由少年至耄耋，《李瑛诗文总集》多达14卷，近100万字。3月28日，李瑛因肺部感染去世。一代诗人的告别，也是一种时代话语方式的远去。
　　编辑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