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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是一个地区整个文化精神的形象而具体的展示,同时,它又把自己融入文化发展中,丰富和扩展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内容和风貌。广西文学必须深深植根于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形成自己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
关键词:广西文学 地域文化 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古人孔颖达在其《十三经注疏》里说:“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表明地气不同,则民风有异;民风有异,则文风也迥异。刘师培在《南北文风不同论》也说:“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可见,文学与地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995 年,严家炎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总序”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 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可视为是对地域文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一个总结性论述。
一 文学必须扎根于独特的地域文化中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文学所依赖和表现的特定地域的客观现实必然影响这一地域的文化环境,它包括社会风俗民情、人文景观、宗教崇拜与信仰、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精神、文化渊源等。地域文学是描写特定地域的民族文化意蕴和文化形态,及其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基本心理素质和观念方式、生活状态;表现民族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人对自身与物质环境、自身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而又统一的复杂关系。此地域不可能完全为别人的地域所替代、同化,盲目地依附外来文化甚至背离本身的文化基础,无异于舍本求末。我国当代的许多小说家的创作都呈现出十分突出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山东既拥有泰山的雄浑、朴实,又拥有着大海的浪漫、宽广。所以,山东作家群既富有凝重的道义感又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如:张炜的《古船》凝重而《九月寓言》却浪漫;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深沉而《三个渔人》则奇幻……陕西地处西北,所以陕西作家群多以朴实、悲凉的风格见长,就像贫瘠、坚忍的黄土高原一样。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同样,王安忆、程乃姗的小说中就有着上海“十里洋场”的气息,而方方、池莉的小说也传达出武汉市民的生活气息,跃动着民间泼辣的生命力。这些地域文化小说在一股股文学新潮中此起彼伏,又在转眼即逝之时不动声色地显示出淳厚、隽永、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昭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强大魅力,昭示了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不解之缘。同时,这些地域文化小说又与文化散文、音乐界的“西北风”、电影界的“张艺谋现象”等,一起展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辉煌。
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山川风物、四时美景)与人文景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统掌故)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作品富有文化氛围、超越时代局限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变幻的时代风云,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它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的磨洗,战乱的浩劫,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同时,它还能够以斑斓的色调、别致的风韵博取文艺女神的青睐,在文艺的圣殿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可以说,当代地域文化小说的优秀之作都既有对人的命运的深思,又有对地域风物的描绘,如《那五》、《美食家》、《商州》……莫不如此。
二 独特的地域文化应是广西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广西不但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广西境内居住着壮、苗、侗、瑶、毛南、仫佬族等 12个少数民族。其中的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又为少数民族的主体,其民族文化可谓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聚居县;罗城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也是我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则是全国七个侗族自治县中侗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三江的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浓郁;而地处桂中地区的来宾市既有独特的山川风物和四时美景,又具有独特的民风民俗、新鲜活泼的方言土语以及丰富多彩的传统掌故,文化特色非常鲜明。早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被称为壮家始祖的“麒麟山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秦统一岭南时,在今来宾市境内首设县级行政建治,汉、三国、南北朝也均在来宾境内设桂林郡治。此外,来宾还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仍保存有以盘古神话为核心的包括盘古寺庙、地名、节日、歌舞、剧本唱词等在内的原生态的盘古文化。其他如壮族的“三月三”、瑶族的“盘王节”等民族节日也都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广西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具有少数民族独特的饮食、医药,服饰、头饰、银饰等传统的手工艺术品,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风俗习惯等文化资源。这些少数民族文化都可作为广西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独特的、可贵的素材来源,是其他省市作家难以获得的。钱理群先生曾提出了“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命题,他认为,“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而广西的这些地域文化都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来源,成为提升广西文学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
三 彰显地域文化,提升广西文学的艺术价值
广西百越文化历经百年来的政治激荡、文化冲突、世事沧桑,已然几经蜕变,走向式微,但它作为一种源于历史、文明、土地的精魂,并没有彻底瓦解和消失。它生生不息,积淀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里,流贯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性格心理中,依然潜在地影响着广西社会和广西人,更直接地影响着广西文学的兴衰和流变。如何在创作中注入地域文化,提升文学的艺术价值,这是目前广西作家应该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现常常与描绘地方特产、风物分不开。沈从文、老舍、汪曾、贾平凹各有千秋的地域文化小说中都有大段的关于地方风景、历史掌故、民风民俗、特产器物的精彩描写,这些描写既营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广西作家们在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时也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创作中注意山川的景观呈现。山川的景观呈现有其焦点,因为某一景观必有其特别能反映该景观的特征的景点为其独有,或能与其他景观区分出来的景物,也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对自然山川的表现,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外部特征,主要指自然存在状态。如武宣百崖大峡谷、金秀的圣堂山、莲花山的独特的自然美;二是人文特征,即山川的人文价值。
其次,注意刻画广西的名物。如红水河奇石,广西的矿石、名茶。
再次,擅写广西的民风民俗。风俗的独特往往在民居上有所体现,作家应注意描写民居的环境、广西人的居住习惯;风俗也体现在对神灵的态度上,不同地方的祭祀活动都有所不同;风俗还体现在饮食上,饮食又能体现性格。
最后,自觉运用有广西风味的方言土语。
文学总是深深植根于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形成自己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它是一个地区整个文化精神的形象而具体的展示。同时,它又把自己融入文化发展中,丰富和扩展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内容和风貌。但是,文学的地域色彩全然不等于单纯向人们展示一片黄土地,一座四合院,一棵银杏树,提供猎奇式的地方掌故,异域风光,原始习俗,它还蕴藏着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民俗的、心理的和美学的丰富含义。文学的地域色彩也存在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重层次,某一地方生活的素材、气氛、情调以及方言俚语,只能归于表层结构,而某一地方特具的精神和这种精神的人格化,即特定时代和地域共同构成的环境与人物的特殊禀赋、气质等内在因素相撞合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才属于深层结构。作出这样的划分是轻而易举的,困难地是如何把握好文学地域色彩中两重结构的关系,以及对文学的对象主体的确定。在这方面,广西作家东西的高明就在于,他的笔触不仅触及到人物生活的一定地域环境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且引入了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展示出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文化心理结构。要想深入地认识作品的蕴含,也得从单一的社会历史的分析,进入一个新的与作品的艺术世界相匹配的思考层。
广西作家如桂北的沈东子、桂东的陈爱萍,以及桂西的东西、鬼子、凡一平和黄佩华,他们都自觉地接受了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获得了富于文化魅力的个性化的文学成就,从而以鲜明的地域性文学和文化的魅力,建构起了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化对话的平台。桂中作家龙志的两篇发表在《广西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狗眼》、《张集的风花雪月》,有着对人的命运的深思,又有着来宾风味的方言土语,如:“晓不得”、“摆平”、“过硬”、“搞什么名堂”、“恼火”、“脑筋短路”、“没得搞头”、“小病挨,大病抬,死在哪里哪里埋。”、“磨拉牛”、“火烧屁股”、“谷子下磨盘,出来的货扫进簸箕,就是吹糠见米”、“皱纹夹苍蝇”等。这些来宾风味的方言土语都很生动活泼传神,给小说增添了不少鲜活的生活气息。体现了作者提炼方言,使方言与普通文学语言水乳交融的能力。
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百鸟衣》、《刘三姐》和《美丽的南方》是广西地域文化自然积淀的“自为”表现的话,那么,东西和鬼子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是发出了广西地域文学的最强音,他们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和《被雨淋湿的河》,分别表现了红水河流域底层人们的困顿和苦难,并都登上了中国文坛的最高领奖台,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尤其可贵的是,他们都以其独特的经历和体验,娴熟地展示了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的广西壮乡人家的生活角落,其艺术表现力是不言而喻的。作家的创作大多得益于山光水色的滋润,而自然山水之美丽,不仅直接启发了作家的灵感,激发了他们的情感,同时也可成为作家作品中的背景与场景。笔者认为: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基因;在民族文化的勃勃生机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根深叶茂的广西地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和强劲的生机,只要广西作家脚踏实地、开放思想,不断从本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丢弃陈腐和糟粕,构筑自己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体系和审美境界,广西文学真正的“高潮”终将会到来。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广西作家在倾力表现现实社会时,要自觉地突现广西的地域风貌、民情风俗、民间生活,以及这块土地上各种人物的精神和性格;同时又要努力跳出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站在现代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审视社会人生,使延续了数十年的广西现代文学传统获得新的生机和生命。当下广西文学匮乏的,正是那种对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我们的不少作家还没有自觉地从周围环境和脚下的厚土中获得新的资源和动力,拥有表现它和批判它的思想、艺术能力。广西作家如果能够在创作中注入更多的地域文化,相信一定能够提升广西文学的艺术价值,为我国当代文学园地植入更多更美的具有广西特色的文学之花。
注:本文系广西教育厅科研经费资助项目(200805lx
383)。
参考文献:
[1]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 钱理群:《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
作者简介:兰鲜凤,女,1967—,广西柳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文化,工作单位: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广西文学 地域文化 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古人孔颖达在其《十三经注疏》里说:“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表明地气不同,则民风有异;民风有异,则文风也迥异。刘师培在《南北文风不同论》也说:“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可见,文学与地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995 年,严家炎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总序”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 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可视为是对地域文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一个总结性论述。
一 文学必须扎根于独特的地域文化中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文学所依赖和表现的特定地域的客观现实必然影响这一地域的文化环境,它包括社会风俗民情、人文景观、宗教崇拜与信仰、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精神、文化渊源等。地域文学是描写特定地域的民族文化意蕴和文化形态,及其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基本心理素质和观念方式、生活状态;表现民族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人对自身与物质环境、自身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而又统一的复杂关系。此地域不可能完全为别人的地域所替代、同化,盲目地依附外来文化甚至背离本身的文化基础,无异于舍本求末。我国当代的许多小说家的创作都呈现出十分突出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山东既拥有泰山的雄浑、朴实,又拥有着大海的浪漫、宽广。所以,山东作家群既富有凝重的道义感又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如:张炜的《古船》凝重而《九月寓言》却浪漫;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深沉而《三个渔人》则奇幻……陕西地处西北,所以陕西作家群多以朴实、悲凉的风格见长,就像贫瘠、坚忍的黄土高原一样。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同样,王安忆、程乃姗的小说中就有着上海“十里洋场”的气息,而方方、池莉的小说也传达出武汉市民的生活气息,跃动着民间泼辣的生命力。这些地域文化小说在一股股文学新潮中此起彼伏,又在转眼即逝之时不动声色地显示出淳厚、隽永、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昭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强大魅力,昭示了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不解之缘。同时,这些地域文化小说又与文化散文、音乐界的“西北风”、电影界的“张艺谋现象”等,一起展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辉煌。
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山川风物、四时美景)与人文景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统掌故)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作品富有文化氛围、超越时代局限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变幻的时代风云,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它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的磨洗,战乱的浩劫,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同时,它还能够以斑斓的色调、别致的风韵博取文艺女神的青睐,在文艺的圣殿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可以说,当代地域文化小说的优秀之作都既有对人的命运的深思,又有对地域风物的描绘,如《那五》、《美食家》、《商州》……莫不如此。
二 独特的地域文化应是广西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广西不但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广西境内居住着壮、苗、侗、瑶、毛南、仫佬族等 12个少数民族。其中的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又为少数民族的主体,其民族文化可谓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聚居县;罗城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也是我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则是全国七个侗族自治县中侗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三江的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浓郁;而地处桂中地区的来宾市既有独特的山川风物和四时美景,又具有独特的民风民俗、新鲜活泼的方言土语以及丰富多彩的传统掌故,文化特色非常鲜明。早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被称为壮家始祖的“麒麟山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秦统一岭南时,在今来宾市境内首设县级行政建治,汉、三国、南北朝也均在来宾境内设桂林郡治。此外,来宾还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仍保存有以盘古神话为核心的包括盘古寺庙、地名、节日、歌舞、剧本唱词等在内的原生态的盘古文化。其他如壮族的“三月三”、瑶族的“盘王节”等民族节日也都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广西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具有少数民族独特的饮食、医药,服饰、头饰、银饰等传统的手工艺术品,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风俗习惯等文化资源。这些少数民族文化都可作为广西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独特的、可贵的素材来源,是其他省市作家难以获得的。钱理群先生曾提出了“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命题,他认为,“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而广西的这些地域文化都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来源,成为提升广西文学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
三 彰显地域文化,提升广西文学的艺术价值
广西百越文化历经百年来的政治激荡、文化冲突、世事沧桑,已然几经蜕变,走向式微,但它作为一种源于历史、文明、土地的精魂,并没有彻底瓦解和消失。它生生不息,积淀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里,流贯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性格心理中,依然潜在地影响着广西社会和广西人,更直接地影响着广西文学的兴衰和流变。如何在创作中注入地域文化,提升文学的艺术价值,这是目前广西作家应该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现常常与描绘地方特产、风物分不开。沈从文、老舍、汪曾、贾平凹各有千秋的地域文化小说中都有大段的关于地方风景、历史掌故、民风民俗、特产器物的精彩描写,这些描写既营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广西作家们在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时也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创作中注意山川的景观呈现。山川的景观呈现有其焦点,因为某一景观必有其特别能反映该景观的特征的景点为其独有,或能与其他景观区分出来的景物,也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对自然山川的表现,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外部特征,主要指自然存在状态。如武宣百崖大峡谷、金秀的圣堂山、莲花山的独特的自然美;二是人文特征,即山川的人文价值。
其次,注意刻画广西的名物。如红水河奇石,广西的矿石、名茶。
再次,擅写广西的民风民俗。风俗的独特往往在民居上有所体现,作家应注意描写民居的环境、广西人的居住习惯;风俗也体现在对神灵的态度上,不同地方的祭祀活动都有所不同;风俗还体现在饮食上,饮食又能体现性格。
最后,自觉运用有广西风味的方言土语。
文学总是深深植根于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形成自己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它是一个地区整个文化精神的形象而具体的展示。同时,它又把自己融入文化发展中,丰富和扩展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内容和风貌。但是,文学的地域色彩全然不等于单纯向人们展示一片黄土地,一座四合院,一棵银杏树,提供猎奇式的地方掌故,异域风光,原始习俗,它还蕴藏着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民俗的、心理的和美学的丰富含义。文学的地域色彩也存在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重层次,某一地方生活的素材、气氛、情调以及方言俚语,只能归于表层结构,而某一地方特具的精神和这种精神的人格化,即特定时代和地域共同构成的环境与人物的特殊禀赋、气质等内在因素相撞合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才属于深层结构。作出这样的划分是轻而易举的,困难地是如何把握好文学地域色彩中两重结构的关系,以及对文学的对象主体的确定。在这方面,广西作家东西的高明就在于,他的笔触不仅触及到人物生活的一定地域环境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且引入了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展示出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文化心理结构。要想深入地认识作品的蕴含,也得从单一的社会历史的分析,进入一个新的与作品的艺术世界相匹配的思考层。
广西作家如桂北的沈东子、桂东的陈爱萍,以及桂西的东西、鬼子、凡一平和黄佩华,他们都自觉地接受了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获得了富于文化魅力的个性化的文学成就,从而以鲜明的地域性文学和文化的魅力,建构起了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化对话的平台。桂中作家龙志的两篇发表在《广西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狗眼》、《张集的风花雪月》,有着对人的命运的深思,又有着来宾风味的方言土语,如:“晓不得”、“摆平”、“过硬”、“搞什么名堂”、“恼火”、“脑筋短路”、“没得搞头”、“小病挨,大病抬,死在哪里哪里埋。”、“磨拉牛”、“火烧屁股”、“谷子下磨盘,出来的货扫进簸箕,就是吹糠见米”、“皱纹夹苍蝇”等。这些来宾风味的方言土语都很生动活泼传神,给小说增添了不少鲜活的生活气息。体现了作者提炼方言,使方言与普通文学语言水乳交融的能力。
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百鸟衣》、《刘三姐》和《美丽的南方》是广西地域文化自然积淀的“自为”表现的话,那么,东西和鬼子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是发出了广西地域文学的最强音,他们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和《被雨淋湿的河》,分别表现了红水河流域底层人们的困顿和苦难,并都登上了中国文坛的最高领奖台,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尤其可贵的是,他们都以其独特的经历和体验,娴熟地展示了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的广西壮乡人家的生活角落,其艺术表现力是不言而喻的。作家的创作大多得益于山光水色的滋润,而自然山水之美丽,不仅直接启发了作家的灵感,激发了他们的情感,同时也可成为作家作品中的背景与场景。笔者认为: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基因;在民族文化的勃勃生机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根深叶茂的广西地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和强劲的生机,只要广西作家脚踏实地、开放思想,不断从本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丢弃陈腐和糟粕,构筑自己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体系和审美境界,广西文学真正的“高潮”终将会到来。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广西作家在倾力表现现实社会时,要自觉地突现广西的地域风貌、民情风俗、民间生活,以及这块土地上各种人物的精神和性格;同时又要努力跳出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站在现代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审视社会人生,使延续了数十年的广西现代文学传统获得新的生机和生命。当下广西文学匮乏的,正是那种对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我们的不少作家还没有自觉地从周围环境和脚下的厚土中获得新的资源和动力,拥有表现它和批判它的思想、艺术能力。广西作家如果能够在创作中注入更多的地域文化,相信一定能够提升广西文学的艺术价值,为我国当代文学园地植入更多更美的具有广西特色的文学之花。
注:本文系广西教育厅科研经费资助项目(200805lx
383)。
参考文献:
[1]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 钱理群:《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
作者简介:兰鲜凤,女,1967—,广西柳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文化,工作单位: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