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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击落民航客机先例的国家，正是近现代历史上罪恶累累的日本。
1938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年。这一年的8月24日上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2客机“桂林号”由香港启德机场出发，执飞香港—广西梧州—重庆—成都的定期航线，而航线则由泛美航空承包营运，整个航程约1210公里。机上载有14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飞行员为美国人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者武庆华4名机组人员。
约半小时后，“桂林号”进入中国空域，机师伍兹发现8架日本水上飞机排出攻击阵形而来，伍兹知道中日正在交战，判断日机肯定是来者不善，打算驾机进入云层躲避。但日机紧追而来，直接向“桂林号”开火，飞机被击中要害，伍兹不得不紧急俯冲降低高度，将“桂林号”迫降于广东中山县张家边九顷围附近的一条小河中。
日机攻击“桂林号”之时，无线电员罗昭明即向外拍电报，称“日机追击”。后来“桂林号”迫降河面漂浮，机上乘客人员也没有伤亡，故此罗昭明又电报“乘客均安”。致使香港在24日的晚报俱指“桂林号”的人员安然无恙。不过，日本战机很快随后赶上，反复扫射20余次，直至“桂林号”沉没后才飞走。
机上人员中仅有飞行员伍兹、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一位名叫楼兆念的男乘客幸存，其余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罹难。机上遇难乘客之中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一名妇人和她2歲的孩子，“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该次空难被视为民航史上首次客机被军机击毁，史称“桂林号事件”。
“桂林号”邮机具有中美合资的商业性质，其本身并非武装性设备，机上所载人员亦非兵士。时人蒲乃钧认为，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会议都对空中轰炸做出规定，禁止“用任何手段轰炸或炮击无防护的城镇村落住屋”，同时，“邮包享有特殊之待遇，中立国或交战国之邮政信件无分公私性质，无论在中立船或敌船上都是不可侵犯的”，而日本恰恰又是《海牙公约》的签字国。由此不难看出，日军对“桂林号”的袭击不仅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挑衅和示威，最让人感到痛心的则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
幸存者楼兆念在《中航机“桂林号”遇险始末记》一文中回忆：“……突闻拍然一声，机上有物击落余颈，余急举手摸探，视之则赤血涔涔，速取手巾裹伤……余回视果然，知为子弹击伤，于是余悟为敌机前来截击，同人均速仆伏座下……时王君偶一举手，手亦中弹，凄呼曰：‘我手废矣！’胡君曰：‘毋呼，事已至此，余早置生死于度外矣！’旋又闻拍然一声，机身微震，乃知已安然降落……机枪声大作，弹如雨注……敌机扫射约五分钟，始告停息。”读罢全文直让人感觉寒气逼人，毛骨悚然。
此次遇难的10余人中，胡筠、徐新六等都是在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蒋介石为抚恤胡筠和徐新六专门指出，“两君抗战以来，对于后方金融，尽力襄助，不辞劳苦，裨补至多”。可见，他们的遇难，是抗战时中国金融业的重大损失。
8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桂林号事件”发表声明，发言人愤慨地说：“中国航空公司为一商业性质之运输机关，所载人员，除公司职员外，余均乘客。且该公司之成立，远在中日战争之前，其航行路线与飞机机帜，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一动机外，敌机实无任何借口对之施行袭击，敌人自大举侵华以来，尽量发挥其兽性，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于非战斗人员与非军事目标残杀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近复变本加厉，袭击此商务运输性质之飞机，其违法与残暴实造成世界未有之卑污纪录。”
外交部声明里最后要求“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此人类公敌”，“群起制止”。
军用飞机向民航客机开火，是日本首创，招致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此惨案悲愤写下一联：“因国难而捐躯，识与不识，同声一哭；为鬼雄以杀贼，死如未死，赍恨千秋。”
导致“桂林号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日军打算行刺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香港发行的日文报章《香港日报》曾经承认孙科是这次攻击的目标，并指日军飞机本来打算活捉孙科；而孙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号”离开香港。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截获了日军谍报，电文破译出来的时候，孙科正要登机，最后搭乘了另一架航空公司的飞机。
孙科的性命因为第二厅破译这份情报而保住了，但飞机照常起飞后其他司乘人员却全部遇难。邹韬奋在《全民抗战》发文揭露日军暴行的直接目的：“有计划地破坏中国航空交通，有计划地屠杀中国平民，有计划地损害第三国利益。”
日军的暴行无异增添了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战情绪，也更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其行为的反感，美国当即以日本攻击民机，致死非战斗人员、危害美籍机组成员生命、毁坏与美国有关财产为由，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自知理亏的日本政府含糊其词，没有回应。
孙 科
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讲，每一架飞机都很宝贵，哪怕是“桂林号”这样一架被打烂的飞机也不能放弃。中国航空公司将“桂林号”打捞修复后，更名为“重庆号”，继续运营。“桂林号”是民航史上首次遭到军机攻击的客机，空难后中航及其他客运公司引进了德国的无线电导引系统，将航线改为夜间飞行。但这架多灾多难的飞机最后还是毁于日本人之手。“重庆号”的幸存者、飞机的副驾驶对这起空难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1940年10月29日凌晨，“重庆号”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上午7点到达。飞行员美国人肯特按原计划继续飞往昆明，但是重庆珊瑚坝机场接到报告，日本飞机正在经过宜昌飞往重庆。于是肯特被迫离开重庆，不过油料的消耗使他只能降落在位于昆明东北约80英里处的一个二级机场沾益机场。
在接近沾益机场时，肯特发现场坪停有两架中国飞机，于是臆测如果日本飞机在附近，中国飞机肯定会离开，于是他对准跑道准备着陆。然而肯特并不知道，这两架飞机其实是用来吸引敌人火力的木质诱饵，5架日本驱逐机刚刚扫射了它们，正在爬高离开机场。
由于沾益没有电台，机场无法通知肯特，即将离开的日机发现了正在着陆的“重庆号”，当即俯冲下来，开始猎杀。
肯特被炮弹炸破心脏当场死亡，空姐鲁美音推开机舱门催促帮助乘客离开，自己则最后一个离开机舱。当鲁美音在机场上奔跑的时候，一架日机俯冲猛烈扫射，她倒在了血泊中，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26岁。
“重庆号”遇袭，致使机上1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9人遇难，其中包括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师钱昌淦。
日本军机袭击没有任何威胁的民航客机，在事发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合众社评论：这是一起冷血、野蛮的谋杀。
1938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年。这一年的8月24日上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2客机“桂林号”由香港启德机场出发，执飞香港—广西梧州—重庆—成都的定期航线，而航线则由泛美航空承包营运，整个航程约1210公里。机上载有14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飞行员为美国人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者武庆华4名机组人员。
约半小时后，“桂林号”进入中国空域，机师伍兹发现8架日本水上飞机排出攻击阵形而来，伍兹知道中日正在交战，判断日机肯定是来者不善，打算驾机进入云层躲避。但日机紧追而来，直接向“桂林号”开火，飞机被击中要害，伍兹不得不紧急俯冲降低高度，将“桂林号”迫降于广东中山县张家边九顷围附近的一条小河中。
日机攻击“桂林号”之时，无线电员罗昭明即向外拍电报，称“日机追击”。后来“桂林号”迫降河面漂浮，机上乘客人员也没有伤亡，故此罗昭明又电报“乘客均安”。致使香港在24日的晚报俱指“桂林号”的人员安然无恙。不过，日本战机很快随后赶上，反复扫射20余次，直至“桂林号”沉没后才飞走。
机上人员中仅有飞行员伍兹、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一位名叫楼兆念的男乘客幸存，其余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罹难。机上遇难乘客之中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一名妇人和她2歲的孩子，“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该次空难被视为民航史上首次客机被军机击毁，史称“桂林号事件”。
“桂林号”邮机具有中美合资的商业性质，其本身并非武装性设备，机上所载人员亦非兵士。时人蒲乃钧认为，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会议都对空中轰炸做出规定，禁止“用任何手段轰炸或炮击无防护的城镇村落住屋”，同时，“邮包享有特殊之待遇，中立国或交战国之邮政信件无分公私性质，无论在中立船或敌船上都是不可侵犯的”，而日本恰恰又是《海牙公约》的签字国。由此不难看出，日军对“桂林号”的袭击不仅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挑衅和示威，最让人感到痛心的则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
幸存者楼兆念在《中航机“桂林号”遇险始末记》一文中回忆：“……突闻拍然一声，机上有物击落余颈，余急举手摸探，视之则赤血涔涔，速取手巾裹伤……余回视果然，知为子弹击伤，于是余悟为敌机前来截击，同人均速仆伏座下……时王君偶一举手，手亦中弹，凄呼曰：‘我手废矣！’胡君曰：‘毋呼，事已至此，余早置生死于度外矣！’旋又闻拍然一声，机身微震，乃知已安然降落……机枪声大作，弹如雨注……敌机扫射约五分钟，始告停息。”读罢全文直让人感觉寒气逼人，毛骨悚然。
此次遇难的10余人中，胡筠、徐新六等都是在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蒋介石为抚恤胡筠和徐新六专门指出，“两君抗战以来，对于后方金融，尽力襄助，不辞劳苦，裨补至多”。可见，他们的遇难，是抗战时中国金融业的重大损失。
8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桂林号事件”发表声明，发言人愤慨地说：“中国航空公司为一商业性质之运输机关，所载人员，除公司职员外，余均乘客。且该公司之成立，远在中日战争之前，其航行路线与飞机机帜，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一动机外，敌机实无任何借口对之施行袭击，敌人自大举侵华以来，尽量发挥其兽性，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于非战斗人员与非军事目标残杀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近复变本加厉，袭击此商务运输性质之飞机，其违法与残暴实造成世界未有之卑污纪录。”
外交部声明里最后要求“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此人类公敌”，“群起制止”。
军用飞机向民航客机开火，是日本首创，招致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此惨案悲愤写下一联：“因国难而捐躯，识与不识，同声一哭；为鬼雄以杀贼，死如未死，赍恨千秋。”
导致“桂林号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日军打算行刺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香港发行的日文报章《香港日报》曾经承认孙科是这次攻击的目标，并指日军飞机本来打算活捉孙科；而孙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号”离开香港。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截获了日军谍报，电文破译出来的时候，孙科正要登机，最后搭乘了另一架航空公司的飞机。
孙科的性命因为第二厅破译这份情报而保住了，但飞机照常起飞后其他司乘人员却全部遇难。邹韬奋在《全民抗战》发文揭露日军暴行的直接目的：“有计划地破坏中国航空交通，有计划地屠杀中国平民，有计划地损害第三国利益。”
日军的暴行无异增添了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战情绪，也更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其行为的反感，美国当即以日本攻击民机，致死非战斗人员、危害美籍机组成员生命、毁坏与美国有关财产为由，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自知理亏的日本政府含糊其词，没有回应。
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讲，每一架飞机都很宝贵，哪怕是“桂林号”这样一架被打烂的飞机也不能放弃。中国航空公司将“桂林号”打捞修复后，更名为“重庆号”，继续运营。“桂林号”是民航史上首次遭到军机攻击的客机，空难后中航及其他客运公司引进了德国的无线电导引系统，将航线改为夜间飞行。但这架多灾多难的飞机最后还是毁于日本人之手。“重庆号”的幸存者、飞机的副驾驶对这起空难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1940年10月29日凌晨，“重庆号”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上午7点到达。飞行员美国人肯特按原计划继续飞往昆明，但是重庆珊瑚坝机场接到报告，日本飞机正在经过宜昌飞往重庆。于是肯特被迫离开重庆，不过油料的消耗使他只能降落在位于昆明东北约80英里处的一个二级机场沾益机场。
在接近沾益机场时，肯特发现场坪停有两架中国飞机，于是臆测如果日本飞机在附近，中国飞机肯定会离开，于是他对准跑道准备着陆。然而肯特并不知道，这两架飞机其实是用来吸引敌人火力的木质诱饵，5架日本驱逐机刚刚扫射了它们，正在爬高离开机场。
由于沾益没有电台，机场无法通知肯特，即将离开的日机发现了正在着陆的“重庆号”，当即俯冲下来，开始猎杀。
肯特被炮弹炸破心脏当场死亡，空姐鲁美音推开机舱门催促帮助乘客离开，自己则最后一个离开机舱。当鲁美音在机场上奔跑的时候，一架日机俯冲猛烈扫射，她倒在了血泊中，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26岁。
“重庆号”遇袭，致使机上1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9人遇难，其中包括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师钱昌淦。
日本军机袭击没有任何威胁的民航客机，在事发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合众社评论：这是一起冷血、野蛮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