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美生任鸿隽先生于1914年6月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长文《建立学界论》,哀叹道：“耗矣哀哉,吾中国之无学界也。”在1914年前,中国并非没有类似学界的机构,如书院、翰林院、同文馆、时务学堂等等。然而,这些机构不仅缺乏独立研究之自由,机构间缺乏交流,难以形成使学问日进之“智力自由竞争”环境,且不能“对一特殊问题,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以至虽有翰林进士无数,当国有大故之时,却有举国无才之窘。“盖学者”,任氏在续论《建立学界再论》中写道,“一以求真,一以致用。吾国隆古之学,致用既有所不周,求真复茫昧而未有见。”任氏虽以科学领域言之,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学界”,依德固哲学家哈贝马斯之术语,即学术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于修道院、大学、学会、学刊等机构的人员为了求真和致用而进行的彼此的学术交流以及共同学术准则的确立。就此意义而言,迟至晚清和民初,中国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异于此前通过举业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即学者-官僚阶层)和初步形态的学术“公共领域”,其标志是现代学堂之创立、学社之形成以及学术报刊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