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高雅的文化和艺术形式，是文人雅士吟风弄月的风雅之物，甚至经常有意地疏远大众，脱离大众的品位，追求一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境界。与此相应，诗歌的语言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乃至不同于其他文学文本语言的经典的丽词雅语。虽然其间也不断有亲近大众的诗人努力拉近诗歌语言同生活语言的距离，不断有各种风格的民歌将更为生活化和通俗化的语言带入诗歌领域，尤其是20世纪初的现代白话诗运动，曾经一度将诗歌语言和生活语言的距离缩小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总体来看，诗歌语言和生活语言之间，仍然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仍然被定义为两种功能不同、风格迥异的语言现象，并有意无意地以雅语和俗语两种不同的标签加以简单的区分。
　　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语言发展情况来看，首先，以所谓朦胧诗人为代表的一代具有强烈叛逆色彩和探索精神的新诗人，不但将诗歌的整体思想内涵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性的高度，同时也带动和激活了诗歌语言的艺术创造，同样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艺术高度。具体体现为：一方面，诗歌语言更加精致、典雅、华丽，更加追求陌生化和变异化，更富于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性、实验性；另一方面，诗歌语言更加远离生活语言，脱离大众的趣味和品位，孤立于大众的阅读视野之外，成为诗人之间的特殊的对话，乃至成为诗人纯粹面向自我的心灵呓语和独白。在这种情况下，诗语以一种强烈的背叛和破坏的冲动，迅速奔向语言规则乃至语言自身的边缘，向语言之外逃逸，试图脱离语言的引力和束缚，摆脱语言的掌控。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诗作及其语言的哗变：
　　
　　从炉中把水灌完
　　从炉口
　　看脸看白天
　　锯开钱敲二十下
　　烟
　　
　　被车拉着西直门拉着奔西直门去
　　
　　Y
　　Y
　　Y
　　——顾城《名》
　　
　　然而，当诗语在背向生活语言的道路上走到雅语的又一个顶峰和极致，甚至超出雅语而走向语言的边缘的时候，当诗歌语言和生活语言、常规语言产生最大的分歧和敌意、发生最激烈的矛盾和对抗的时候，诗语也走到了它的叛逆之路的尽头，并由此开始了物极必反的回归，重新朝向生活语言、世俗语言的回归。
　　这种回归在雅语大行其道、登峰造极的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如王小龙《出租汽车总在绝望时开来》：
　　
　　上次也是
　　为了去饭店结婚
　　我和她站在马路边上
　　像一对彩色的布娃娃
　　装作很幸福的样子
　　急得心里出汗
　　希望是手表快了一刻钟
　　而真正自觉地、有意识地向生活语言回归的诗歌创作，则是从所谓第三代诗人的口语诗运动开始的，并且，口语诗的出现和流行，其根本的动机和出发点，正是对朦胧诗的雅语风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气息和精英色彩的反感和背叛。
　　第三代诗人韩东是早期口语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作《有关大雁塔》则是最早出现的有影响的口语诗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口语诗不同于朦胧诗的语言特征：
　　
　　…………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在随后出现的“叙事化”诗歌创作中，口语化倾向更加明显，也更加接近生活的原生态语言。比如西渡的《扬州三日》：
　　
　　一九九一年春天回南方省亲
　　和老同学在扬州相聚三日
　　我和孙祥从南京坐公共汽车
　　在午后抵达。凌亚涛骑自行车
　　从镇江到渡口，然后搭船过江
　　还有两位从浙江来，在公路上
　　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到扬州
　　…………
　　
　　口语诗究竟能够走多远？能够达到怎样的生活化程度？这个本来很复杂也很暧昧的问题，最近忽然被一位叫做赵丽华的诗人意外地解决了，她在网络上发表的几首小诗，在诗坛及其周边引发了一阵久违的骚动。她的诗虽然被冠以“口水诗”的恶名，但与口语诗之间显然有着直接的渊源。不仅如此，“口水诗”实际上正是口语诗畸变的必然结果，它将口语诗推向了口语化的极端，同时也等于宣告了它的终结。我们似乎已经看到，又一个历史的时段行将结束，又一种潮流开始没落。下面是赵丽华最受争议的一首“口水诗”《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
　　
　　我坚决不能容忍
　　那些
　　在公共场所
　　的卫生间
　　大便后
　　不冲刷
　　便池
　　的人
　　
　　综观新时期以来从朦胧诗到“口水诗”的发展历程，从语言演变的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把握到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诗歌语言经历了由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话语到普通大众的生活语言，由阳春白雪的雅语到下里巴人的俗语的迁移转变过程，是一个诗语不断俗化的过程——这里的俗，既是世俗之俗，也是通俗之俗，同时也是低俗之俗。
　　诗语俗化风气的出现，既不是一种偶然的文艺现象，也并非诗歌自身艺术探索的某种语言尝试，它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动因，体现了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某种必然性。简单地说，这个文化背景和动因就是：文化的大众化和娱乐化。当然，这一判断实际上是基于另一个更重要、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前提性的判断，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娱乐化的时代，相应地，我们的社会文化自然随之显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娱乐性倾向和特征。具体地说，娱乐正在成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乃至精神追求的第一需要，娱乐既是过程，也是目的，而其他曾经具有主流意义的很多内容和意义，现在只能作为娱乐的附带物和副产品，甚至变成可有可无的赠品。另一方面，作为大众精神生活的娱乐活动和娱乐行为，正在迅速地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消费行为，消费已经成为娱乐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乃至唯一的途径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也就不再是个人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而不可避免地成为需要市场来提供的东西，即便不是完全地依赖市场，也无法彻底摆脱和市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逃离市场的影响和制约。一切娱乐归根结底都将来自市场，都要沾染市场的气息，打上消费的烙印。
　　回到本题，娱乐并不排斥诗意，因为娱乐需要各种艺术的和审美的元素的充分参与；但另一方面，娱乐却又并不需要诗。因为诗除了审美的感性的一面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理性的一面，而娱乐是不需要理性的，甚至常常是排斥理性的。对于大众娱乐而言，诗太严肃、太清醒、太深刻、太尖锐，因此也必然太紧张、太沉重，至少在传统的意义上，诗就是这样，并且应该这样，只能这样。因此大众在选择娱乐方式、娱乐项目的时候，自然也就抛开了诗，冷落了诗，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诗。
　　进而，在娱乐文化和文化娱乐的大众文化语境与氛围当中，诗歌在远离娱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远离了消费，远离了消费也就意味着远离了市场；而诗歌在失去市场的同时，必然还要失去更多的东西——曾经拥有和曾经荣耀的东西，包括名誉、光环、地位、价值乃至财富、金钱等等，这些东西就诗歌本身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对于诗人来说却不能说不重要，至少对绝大多数诗人是如此，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愿意承认。
　　在这种形势下，诗人以及诗歌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可以走两种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不受娱乐文化的干扰和影响，不为市场所左右，继续面向诗歌自身的艺术和审美追求，沿着诗歌自己的道路前行，这是诗歌的自足的发展道路。当然，它需要诗人付出高昂的、世俗的代价。第二条道路就是：向市场靠拢，向娱乐靠近，直接迎合大众文化消费的需要，打造从俗媚俗还俗的娱乐新诗歌，这是诗歌的市场化和娱乐化发展道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诗人所选择和正在选择的应该是后者，其中包括种种三心二意的、犹豫不决的、被迫的和不自觉的选择。
　　就诗歌本身而言，诗的娱乐化和世俗化当然是全方位进行的，包括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包括诗的体式、风格和语言。至此，对于诗语俗化的文化动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诗语俗化现象的出现，是在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娱乐化的宏观语境下，当代诗歌创作娱乐化、世俗化努力的必然结果，它试图在语言的层面上，找寻诗歌与大众娱乐需要的有效链接，打造适合大众娱乐消闲口味和消费习惯的新诗语，进而打造全新的大众娱乐诗歌。
　　至于说到市场的实际反馈和回应情况，至少目前看来还并不乐观，或者说，消费大众正在试用和品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