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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是指一种或几种文化制约下活动着的个体的心理面貌和秉性,这里指文学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的创作者的思想向度和情感偏执①。文化心理是作家审美和艺术表达的原动力,作家的文化心理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也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入手可以对作家的文学文本寻得有意义的解读。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4月,是一部描绘湘西农村风俗人情的作品。它以其如诗如梦般的优美故事成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湘西世界山清水秀的水墨画,尽情地歌咏了边城人的敦厚、淳朴、善良的品格。在这块“净土”上,处处闪烁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边城人的美好人性和边城的秀丽风光交相辉映。“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之美”的文化概念。然而,在这片至善至美的土地上却隐隐约约蒙上了一层凄凉烟雾。这部仿似朝阳般温馨的书,偏偏给人的是一种夕阳西下的感觉,洋溢在读者周围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年轻的天保驾船闯滩意外死亡,重情的傩送深感自责离家外出一去不返,豪爽的船老大因家庭的变故而变得狭隘冷漠,年老的祖父带着牵挂在深夜悄然离世,留下的只有纯情的翠翠一个人孤零零地默默守候。亲情不再,爱情破灭,这分明是个悲剧,原来美丽的光环里面包涵的却是苦涩的泪水和殷红的鲜血,这似乎太沉重了,沉重得不知这份“人性之美”是否能够承载?
湘西作为沈从文艺术把握的对象,是一个与现代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世界,是一个浸濡着孤独的世界。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与善对立的同时,也吞噬着人性的光辉,更给自然健全的人性造成退化和伤害。②处于现代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之中,目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沈从文从梦中惊醒,他不得不用审丑的目光去揭示。他曾经在《散文选译·序》中说过,他的作品“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律渗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有一份淡淡的孤独和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固有的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映现象”。
湘西的自然和人民保留着更多原始淳朴、粗犷单纯的风姿和心理,沈从文正是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沉沦,才把他那充满美丽幻想的目光转向充满原始淳朴民性的湘西社会,其目的就是希望用原始民性中充满“美”与“爱”的野性活力,洗刷以“风雅”为外衣的“俗气”、“庸鄙”与“残忍”,以净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性的复归。因此在他笔下的以翠翠为代表的湘西人,性情深厚犹如山崖,心灵明静犹如溪水。他在《边城·题记》中曾这样写道:“生活有些地方极其伟大,有些地方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近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把沈从文误读为一个漠视现实生活、沉醉于自我艺术天地以乡土世界的风俗美、人情美来吸引眼球的作家,只欣赏到一幅幅“世外桃源”的山水画,一曲曲人生的田园牧歌,没能体会到沈从文特有的那种不易形诸于笔墨的沉痛和隐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的“隔膜”。为此他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③其实,在《边城》里,沈从文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与象征,他的主观内心情绪也叠印在这群湘西儿女的身上。他在谈及《边城》的创作时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④
阅读《边城》可以发现小说世界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世界:一个是以乡村题材构筑的湘西世界,一个是以都市题材构建的都市社会。沈从文对乡村的近乎偏执的迷恋,对都市的顽固的蔑视在他的作品中是很突出的。他以湘西人物原始而较为健全的生命表现,反照城市因礼教和“文明”发展的矛盾而导致的虚伪、萎靡。正是这位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一方面又渴求现代文化的熏陶,以摆脱封建文化的缠绕。沈从文的情感就是在这文化选择的矛盾中徜徉,置身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而一旦把这复杂的心境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就构筑起两个互为观照、互为发现的文学世界,在礼赞湘西世界抨击都市社会之中实现他的审美理想,但又潜意识地流露出对乡村文化失落的哀惋,对都市文化无奈的认同。
其实,沈从文内心深处怀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他在《边城·题记》中表示,这篇小说是奉献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的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外与坏处”、“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们,以重新“点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他对于文学社会功能有特立独行的看法。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除了给人以美的享受之外,应当“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而这种“向善又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做好人’为止,而且还要让人们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个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因而,他写《边城》的“人性之美”,并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而是一种“湘西世界与都市社会”的客观存在——美好而杂有瑕疵的人生形式。他在尽情展现湘西“人性之美”的同时,又深谙与这种美并存的,还有野蛮、迷信与落后的缺憾。这种缺憾隐伏于边城人们的意识当中,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正是在它的作用下,造成了翠翠父母的去世,造成了祖父希望的破灭和翠翠与傩送有情人难成眷属等一系列的人间悲剧。因此,《边城》所包涵的并非单一鼓吹湘西人性之美,而是展现人性美与迷信、落后的纠合、争斗及挣扎,理想的美丽与现实的忧郁之间的矛盾,启发人们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从而思考“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⑤。
在沈从文《边城》宁谧的湘西世界里,湘西不再是那个充满神性的湘西,尽管它还保存着许多优秀的东西,但它决不是未来的生命存在方式;都市文化虽然使湘西的人性发生了变异,可以说是打了个胜仗,但它也不是未来的生命存在方式。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纷至沓来,打破了旧有的生存状态,留给人们刺骨的伤痛。也正是这一幕悲剧使人们震撼于这一毁灭,带给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唤起人们对完美的追求;也正是这一幕悲剧,让人们意识到人生中的缺失及其破坏力量;也正是这一幕悲剧,使人们看到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边城》是美丽的,正是以这样的存在方式,才构成了她独特的风格和永远的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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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峰:《论沈从文的文化心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黄小珍:《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试析沈从文文学创作一种现象》,《南平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③沈从文:《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⑤转引自吴立昌:《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作者通联: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4月,是一部描绘湘西农村风俗人情的作品。它以其如诗如梦般的优美故事成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湘西世界山清水秀的水墨画,尽情地歌咏了边城人的敦厚、淳朴、善良的品格。在这块“净土”上,处处闪烁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边城人的美好人性和边城的秀丽风光交相辉映。“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之美”的文化概念。然而,在这片至善至美的土地上却隐隐约约蒙上了一层凄凉烟雾。这部仿似朝阳般温馨的书,偏偏给人的是一种夕阳西下的感觉,洋溢在读者周围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年轻的天保驾船闯滩意外死亡,重情的傩送深感自责离家外出一去不返,豪爽的船老大因家庭的变故而变得狭隘冷漠,年老的祖父带着牵挂在深夜悄然离世,留下的只有纯情的翠翠一个人孤零零地默默守候。亲情不再,爱情破灭,这分明是个悲剧,原来美丽的光环里面包涵的却是苦涩的泪水和殷红的鲜血,这似乎太沉重了,沉重得不知这份“人性之美”是否能够承载?
湘西作为沈从文艺术把握的对象,是一个与现代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世界,是一个浸濡着孤独的世界。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与善对立的同时,也吞噬着人性的光辉,更给自然健全的人性造成退化和伤害。②处于现代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之中,目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沈从文从梦中惊醒,他不得不用审丑的目光去揭示。他曾经在《散文选译·序》中说过,他的作品“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律渗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有一份淡淡的孤独和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固有的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映现象”。
湘西的自然和人民保留着更多原始淳朴、粗犷单纯的风姿和心理,沈从文正是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沉沦,才把他那充满美丽幻想的目光转向充满原始淳朴民性的湘西社会,其目的就是希望用原始民性中充满“美”与“爱”的野性活力,洗刷以“风雅”为外衣的“俗气”、“庸鄙”与“残忍”,以净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性的复归。因此在他笔下的以翠翠为代表的湘西人,性情深厚犹如山崖,心灵明静犹如溪水。他在《边城·题记》中曾这样写道:“生活有些地方极其伟大,有些地方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近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把沈从文误读为一个漠视现实生活、沉醉于自我艺术天地以乡土世界的风俗美、人情美来吸引眼球的作家,只欣赏到一幅幅“世外桃源”的山水画,一曲曲人生的田园牧歌,没能体会到沈从文特有的那种不易形诸于笔墨的沉痛和隐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的“隔膜”。为此他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③其实,在《边城》里,沈从文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与象征,他的主观内心情绪也叠印在这群湘西儿女的身上。他在谈及《边城》的创作时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④
阅读《边城》可以发现小说世界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世界:一个是以乡村题材构筑的湘西世界,一个是以都市题材构建的都市社会。沈从文对乡村的近乎偏执的迷恋,对都市的顽固的蔑视在他的作品中是很突出的。他以湘西人物原始而较为健全的生命表现,反照城市因礼教和“文明”发展的矛盾而导致的虚伪、萎靡。正是这位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一方面又渴求现代文化的熏陶,以摆脱封建文化的缠绕。沈从文的情感就是在这文化选择的矛盾中徜徉,置身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而一旦把这复杂的心境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就构筑起两个互为观照、互为发现的文学世界,在礼赞湘西世界抨击都市社会之中实现他的审美理想,但又潜意识地流露出对乡村文化失落的哀惋,对都市文化无奈的认同。
其实,沈从文内心深处怀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他在《边城·题记》中表示,这篇小说是奉献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的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外与坏处”、“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们,以重新“点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他对于文学社会功能有特立独行的看法。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除了给人以美的享受之外,应当“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而这种“向善又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做好人’为止,而且还要让人们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个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因而,他写《边城》的“人性之美”,并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而是一种“湘西世界与都市社会”的客观存在——美好而杂有瑕疵的人生形式。他在尽情展现湘西“人性之美”的同时,又深谙与这种美并存的,还有野蛮、迷信与落后的缺憾。这种缺憾隐伏于边城人们的意识当中,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正是在它的作用下,造成了翠翠父母的去世,造成了祖父希望的破灭和翠翠与傩送有情人难成眷属等一系列的人间悲剧。因此,《边城》所包涵的并非单一鼓吹湘西人性之美,而是展现人性美与迷信、落后的纠合、争斗及挣扎,理想的美丽与现实的忧郁之间的矛盾,启发人们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从而思考“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⑤。
在沈从文《边城》宁谧的湘西世界里,湘西不再是那个充满神性的湘西,尽管它还保存着许多优秀的东西,但它决不是未来的生命存在方式;都市文化虽然使湘西的人性发生了变异,可以说是打了个胜仗,但它也不是未来的生命存在方式。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纷至沓来,打破了旧有的生存状态,留给人们刺骨的伤痛。也正是这一幕悲剧使人们震撼于这一毁灭,带给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唤起人们对完美的追求;也正是这一幕悲剧,让人们意识到人生中的缺失及其破坏力量;也正是这一幕悲剧,使人们看到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边城》是美丽的,正是以这样的存在方式,才构成了她独特的风格和永远的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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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峰:《论沈从文的文化心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黄小珍:《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试析沈从文文学创作一种现象》,《南平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③沈从文:《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⑤转引自吴立昌:《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作者通联: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