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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长江岸线资源
园区拥有11.1公里的长江岸线,这成为园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尤其是在长江经济带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重点推进的当下,园区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园区管理者面前的一大机遇和挑战。
靖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赵叶说:“工业园区一直打的是跨江联动先导区、示范区、临江产业集聚区的牌,当时园区呼应的是省里的沿江开发牌,现在如果没有新‘牌’,或者‘牌’不响,优势就荡然无存。当前应从顺应国家‘长江经济带’和区域经济联动中去寻找园区的新概念。”
实际上,不仅是长江岸线资源,土地资源也是园区得以发展的基础。 早在2000年前后,苏南经济遭遇发展瓶颈,但这却成为苏中发展的机遇。当时,江阴市的长江岸线资源开发所剩无几,开发区东区土地已基本用完,在工业园区成立之前,江阴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向靖江购置土地。
工业园区正好解决了江阴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在工业园区成立后不久,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把企业从江阴搬迁至工业园区,主要看中的也是工业园区的长江岸线资源和土地资源。目前,扬子江在工业园区占地3000多亩,长江岸线超过3公里。
“企业借着搬迁至工业园区的契机,很快地完成了转型升级”,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缪为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在行政审批和落实优惠政策上,各方面都给予了很多支持,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抢占了发展先机,在短短几年间,企业在行业内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
据缪为群介绍,进入园区之前,“扬子江”在全国造船企业的排名为10名之后,而2014年则位列前三;企业以前的造船产量占全国的份额约为1%~2%,而2014年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已达到10%。
除了“扬子江”之外,在江阴市政府的引导下,包括新长江实业集团、中船澄西船厂、电工合金等一批优秀骨干企业均在园区投资了大体量的优质项目,累计投资额超过了100亿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园区已经成功打造出中国民营造船、国家重钢结构两大产业基地和“特色冶金-机电-汽车零部件-特色车辆” “特色冶金-钢结构-船舶修造”两条产业链,特色产业和央企项目集聚的态势基本形成,打造了“五个国内第一”:最大的集装箱船、最高建筑的钢结构、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线缆、跨度最大的跨海大桥钢箱梁、最高强度的系泊链。
经济总量也在不断做大。截至2014年底,园区已累计引进超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14个,实际到账外资累计达6.76亿美元,批准设立各类企业548家,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500亿元,累计完成财政总收入108.58亿元。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6倍,年均增速73%;财政总收入增长了158倍,年均增速89%;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63倍,年均增速69%。主要经济指标占江阴的5%左右,占靖江的15%左右。
用地制约怎么破
然而,随着园区的产业升级,不断引进新的企业入驻,土地审批逐渐成为制约园区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园区招商局局长徐宇锋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园区土地指标有两个部分,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计划内的是每年200亩,这200亩涵盖园区所有用地,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等,真正能用到项目上的土地相当有限。“对稍大体量的项目而言,其土地需求都在300亩左右,也就是说,一年计划内的土地指标都根本不够用。”
徐宇锋具体谈了大明重工项目的例子。他说,大明重工项目从洽谈到项目落地,进度比较缓慢,原因在于土地没有保障到位。“现阶段大明项目的一期用地300亩已经解决了,这是争取省发改委的批准;可二期项目有两个车间急需开工,一个需要123亩、一个141亩,虽然2014年园区把仅剩的63亩的指标都给了大明项目,但还有很大的缺口。”
他认为这是管理体制上导致的问题,土地审批实行属地管理原则,一旦有问题需要协调时,江阴其实是没办法直接插手管理的,虽然靖江的支持力度也很大,但是毕竟靖江也有自己的园区板块,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保障自己的园区。“像我们这样比较特殊的园区,建议特事特办,单独进行土地审批,如果单纯靠计划内用地指标,对园区的对外形象和项目的推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徐宇锋说。
“长期固化共赢”靠什么
其实,尚在园区运行到第十个年头时,就遭遇了“成长的烦恼”。在2012~2013年期间,关于园区要调整管理体制和归属地管理的传闻四起,园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明江回忆,“当时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想法都很多。”
为什么发展到十年会出现这种局面?孙明江分析,这与当初协议中所提到的“十年两地政府可分成”有关。所谓“分成”是指两地对园区财政收入进行五五分成。“但即使是十年分成,也不是说要对园区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也没有说要归谁所有”,孙明江说。
“当时确有很多传言,说靖江要收回,江阴要撤回,这对园区的招商工作有很大影响,企业投资的意愿明显下降。”徐宇锋说。
“作为企业觉得有点恐慌,园区给了靖江怎么办?”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康远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轶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企业的担忧主要是对园区的管理,因为企业来自江阴,与江阴政府和职能部门打交道更多,彼此更熟悉。
在他眼中,两地政府在管理理念上还是有差异,相较而言,江阴的市场化程度更高,相关职能部门业务更熟练。“现在一些职能部门已实行属地化管理,转到了靖江,企业就必须重新适应。”刘轶伦说。
据园区管理方介绍,那段时间经济下行压力大,管理体制机制面临调整,干部队伍人心涣散,这些问题成为影响园区发展的阻力。
“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困难期,过渡到了‘破冰迎春’期。园区已经摸索和实践了整整12年,也为国家推进长江经济带战略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需要改进的方面。”程政说。
作为园区负责人,程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再次明确园区“长期固化共赢”的管理体制,省委省政府也应该在战略决策上给予明确定位。
对于园区管理体制等问题,靖江方面的相关负责人则未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在何渊看来,这种创新的区域合作模式想要进一步推进,就应该把园区设立成一个独立管理机构,“如果工业园区的独立性没解决好,势必会导致双方的权力争夺”。
他认为,工业园区这种区域合作的模式实际上走在了法律的前面。“在我们现行法律框架当中,其实是缺乏政府间合作协议签署后的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方法目前只有一个,就是找共同的上级机关,江阴和靖江的共同上级机关就是江苏省委和省政府。”
何渊建议,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了更好地发展园区,江阴、靖江双方应该共同商议签署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区域合作协议,把地方政府间合作需要的利益共享及补偿机制、履行模式、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机制和有效期限等一一明确,“只有细则落地,双方才能够长期履行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