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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决定着其所能摄取的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而先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对信息的解读。利用河南省433份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概率越大；新生代农民工最后工作工龄、换工作次数在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应重视创业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渠道建设，以使更多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辨识更具价值的创业机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先前经验；创业机会；创业行为；信息警觉；信息解读
中图分类号：F069.9；F272.15；C9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3002606
一、引言
农民工的特征、需求在不断改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据农民工群体的多数。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被认为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年龄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当年“扛着蛇皮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特点。贺天平等（2012）认为其具有户籍制度“农村居民”与生活环境“城市居民”的双重身份，乡土留恋多局限于亲情，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度较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也日益增多，并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创业需要机会，而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获取承载创业机会的信息，其二是解读信息并识别其中蕴含的价值。西方学者存在共识：能够利用社会网络获悉并识别创业机会的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创业成功率，而创业者往往是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承载机会的信息并发现创业机会的（Montgomery，1991）。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会影响其接收信息的类型、质量与数量（Bian，1997）。先前经验和知识有助于个体认识到新信息的价值，创业者更容易发现与其先前经验相关的创业机会（Zhang，2003）。机会发现是个体获取、处理并解读信息价值的过程，作为机会信息的重要来源，社会资本在机会发现中的角色备受关注，已有研究集中于挖掘关系强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个体网络结构特征与机会发现可能性之间的因果关系（Zhao，2003），阐述具有何种个体社会资本构成特征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
接触信息是发现机会的前提，但每个人的信息解读能力不同，这导致在面对相同信息时，不同人的反应不同。这种个体信息反应可被解读为创业警觉，而先前工作经验、先前创业经历是强化创业警觉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能获取机会信息，个体将难以发现创业机会，只有当先前经验有助于其合理解读机会信息时，创业机会才能真正被发现。
张玉利等（2008）考察了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三者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其进行创业活动，而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会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其研究对象为普通务工人员，并未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中国是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边燕杰，2004）。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手机、电脑、网络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覆盖面更广、朋友更多、朋友异质性更高（王国猛 等，2011），他们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乡土依赖，建立起具有城市特征的新型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一代农民工那种以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联系为主的网络关系，转为以业缘、同学、朋友为主的新型社会关系，其网络规模大小、网络连带强度、网络连带地位均显著不同（李建华 等，2011）。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先前经验在其创业过程中是否也可以产生帮助和调节作用？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并着重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与经历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以丰富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实践提供参考。
二、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是来自社会学的概念，一般指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来源于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社会资本包括三个重要内容：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对微观个体来说，社会网络易测量、影响最直接，因此所受关注最多。社会网络具有分担风险、提高收入和促进就业的作用，它已成为创业研究中对创业机会识别起关键作用的前因变量（丁冬 等，2013）。
丁冬，傅晋华，郑风田: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总的来说，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掌握了更多的有关市场、产品、资源等有价值的信息，其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较强（蒋剑勇 等，2012）。Munshi等（2006）指出个体先前所积累的顾客问题、市场服务等知识造就了创业者的“知识走廊”，这导致创业者在面对同样信息时，解读的往往是与其先前知识相关联的机会。在先前创业经历方面，一般来讲，有创业经历的个体因体验过机会发现过程而更易于洞察信息价值，从而发现隐性知识，强化其信息警觉性（Montgomery，1991）。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创业经历调节着其社会资本构成与所识别机会之间的关系，其原因是：社会资本构成决定着个体所能摄取的信息数量、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摄取相同信息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就能够识别出相同的创业机会，因为先前经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对所摄取信息的解读。
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比非创业者知道得更多，而是因为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较为恰当的时机、较为恰当的场合以及较为恰当的领域获取到了较为恰当的信息。如果不能获取较为恰当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将很难发现创业机会；而在获取到有效信息的条件下，只有当新生代农民工的先前经验存量有助于其合理解读信息所含的价值时，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才能真正看到机会。因此，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三者间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
基于以上判断，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其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资源促进了其创业行为的发生；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先前工作种类、工作年限正向调节着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图1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关系图
三、数据描述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0年课题组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所用样本为分布于河南省2个县18个村庄的433个新生代农民工（被访者年龄均在31周岁以下）。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之机，调查员到农户家中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面对面访谈。河南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该省“80后”“90后”外出务工人员人数众多，取自该省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具备代表性，分析结论也具有普遍性。
本研究使用“可靠亲友个数”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的代理变量。在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问题“当你遇到困难时，感到有几个值得信赖、可以获取帮助的亲朋好友？”做答。根据统计，样本人员自我感知平均拥有8位可靠亲友。除此之外，采用被调查者主观评价的指标还包括健康程度、风险偏好等。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创业”这一指标为二值变量，“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数据中还包含性别、年龄、婚姻、民族、教育年限、创业前年收入（对数形式）、创业前是否有社保、是否是当地大姓、创业初始投资中亲友借款数额等客观指标。本文在计量分析部分所用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缩写平均值标准误最小值最大值备注是否创业ENT0.600.49011是，0否可靠亲友人数FRI8.035.06040单位：人性别GEN0.770.41011男，0女年龄AGE27.302.891932单位：周岁婚姻状况MAR0.890.30011已婚，0单身民族NAT0.960.18011汉族，0少数民族健康状况HEA3.170.79040很不健康，1不太健康，2一般，3较健康，4很健康受教育年限EDU9.673.19020单位：年年收入LNI10.561.086.9016.11单位：元，取对数形式社会保障SEC0.520.5001有无保险等：1有，0没有风险偏好RIS3.590.90151保守，2较保守，3一般，4不保守，5爱冒险是否易得贷款LOA0.530.4901是否有办法获得创业贷款：1是，0否创业政策扶持POL0.700.4501是否熟悉政策：1是，0否社会信任程度TRU0.800.3901对待陌生人的态度：1信任，0不信任最后工作工龄YEA6.784.03017单位：年换工作次数CHA2.231.8909单位：次
根据表1可知，样本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7岁，男性占77%，已婚者占89%，96%为汉族，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7年；样本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换过2.23次工作，最后一次工作的工龄平均为6.78年。
本研究还对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做了观察，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大，相关系数最大值0.36出现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二者之间，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30。
此外需注意的是，根据调查，样本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业均分布于第三产业，大多从事个体工商业。而且，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土地，很多受访者对于自己在家乡是否仍有耕地或有多少耕地并不清楚，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其耕地自交由父母打理后自己便不再过问。因此，在本文后续实证研究中，所构建的模型不再考虑产业固定效应以及耕地面积因素。
四、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Logit交互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之间的关系：
ENTi=α0+β1FRIi+β2Xi+β3FRIi×YEAi+
β4FRIi×CHAi+εi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ENTi），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可靠亲友个数”（FRIi）；Xi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健康、教育、民族、社会保障、借贷可得性、创业前年收入、信任、风险偏好、创业扶持优惠政策等；交互项FRIi ×CHAi代表“可靠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FRIi ×YEAi代表“可靠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βi为各项系数；α0为常数项；εi为误差项。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一未放入“可靠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和“可靠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两个交互项；模型二放入了这两个交互项。由于截面数据较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本文也对模型进行了Robust稳健回归。表2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模型二Logit回归Robust回归Logit回归Robust回归可靠亲友人数0.177***（4.55）0.177***（3.72）0.102**（2.18）0.102*（1.74）性别（男=1）-0.167（-0.51）-0.167（-0.50）-0.251（-0.75）-0.251（-0.74）年龄0.041 6（0.88）0.041 6（0.86）0.036 7（0.75）0.036 7（0.75）婚姻状况（已婚=1）-0.552（-1.10）-0.552（-1.12）-0.662（-1.28）-0.662（-1.28）民族（汉族=1）0.215（0.34）0.215（0.39）0.130（0.21）0.130（0.21）健康状况-0.270（-1.56）-0.270（-1.59）-0.258（-1.46）-0.258（-1.49）受教育年限0.100**（2.16）0.100**（2.20）0.109**（2.30）0.109**（2.18）年收入（对数）-0.093 8（-0.74）-0.093 8（-0.74）-0.114（-0.87）-0.114（-0.88）社会保障状况-0.700***（-2.58）-0.700***（-2.63）-0.737***（-2.66）-0.737***（-2.73）风险偏好0.006 77（0.04）0.006 77（0.04）-0.022 8（-0.15）-0.022 8（-0.14）能否获得贷款-0.186（-0.67）-0.186（-0.70）-0.177（-0.63）-0.177（-0.65）创业扶持政策0.435（1.43）0.435（1.50）0.331（1.05）0.331（1.10）社会信任程度-0.569（-1.58）-0.569*（-1.72）-0.502（-1.36）-0.502（-1.51）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0.015 7***（3.53）0.015 7***（3.26）亲友人数×换工作次数——-0.003 83*（-0.41）-0.003 83*（-0.42）常数-0.075 9（-0.04）-0.075 9（-0.04）0.411（0.20）0.411（0.20）Prob>chi2值0.000 00.001 70.000 00.000 0Pseudo R2值0.113 50.113 50.148 60.148 6样本数433433433433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一以及模型二的结果可以看出，“可靠亲友人数”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选择呈现正向关系（模型一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77，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02，分别在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即拥有社会资本越多、社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越大。从模型二可以看出，交互项“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均为0.015 7），交互项“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系数显著为正（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均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均为0.003 83），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最后一份工作的工龄以及更换工作的次数均对其社会网络与创业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假设一和假设二成立。
需补充说明的是，虽然两个交互项均显著，假设亦成立，但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差异值得注意。与交互项“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的系数显著性（在1%统计水平上）相比，交互项“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系数的显著性相对不高（仅在10%统计水平上）。实际上，这一结果可以与张玉利等（2008）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相较于换工作的次数，最后工作的工龄对于社会网络与创业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强。
此外，从表中还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选择呈现显著正向关系（模型一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00，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09，模型一和模型二的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结果均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创业前拥有社会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创业有负向影响（模型一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700，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737，模型一和模型二的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结果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等。因其并非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故不作进一步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并不存在因果联立问题，这是由于“可靠亲友关系”是最具稳定性的关系之一（戴坚，2009），可靠亲友的人数一般不会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前后发生改变。因此，模型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立的内生性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社会网络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获得创业初始阶段所需的信息资源，进而有助于创业行为的产生；然而，创业机会的发现不仅取决于获取承载创业机会的信息，还取决于合理解读信息并识别其中价值。在已获取到机会信息的条件下，只有当个体先前经验存量有助于其合理解读信息价值时，才能真正看到创业机会。
本文利用河南省433份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数据，对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概率越大；新生代农民工最后工作工龄、换工作次数在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创业实践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应善于发现并评价创业机会，把握自身社会网络中富含相关知识与信息的人脉资源，积极与其交流；同时，要善于总结自身工作经验，积累知识并获取最新信息，以便较早发现创业机会。对于政府而言，欲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相关政策措施不应仅停留于已有的税收减免、资金支持层面，而应更重视促进创业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渠道建设，以使更多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辨识更具价值的创业机会。
参考文献：
边燕杰. 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3）：136146.
戴坚. 2009.网络嵌入性的理论分析［J］.生产力研究（3）：2122，44.
丁冬，傅晋华，郑风田. 2013.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056.
贺天平，刘欣，李华君. 2012.体面劳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559.
蒋剑勇，郭红东. 2012.创业氛围、社会网络和农民创业意向［J］.中国农村观察（2）：2027.
李建华，郭青. 2011.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分析与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3）：4245.
林嵩，姜彦福，张帏. 2005.创业机会识别： 概念、过程、影响因素和分析架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6）：128132.
王国猛，郑全全，黎建新. 2011.社会网络特征、工作搜索策略对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10）：7682.
张玉利，杨俊，任兵. 2008.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7）：91102.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366385.
MONTGOMERY D J. 1991. Social Network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towards an Economic Analy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14081418.
MUNSHI K，ROSENZWEIG M. 2006.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Meet the Modern World： Caste，Gender，and Schooling Choic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12251252.
YANG M. 1994. Gifts，Favors，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ZHANG X，Li G. 2003.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1：315331.
ZHAO Y.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4）：500511.
Social Networks,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urvey o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in Henan ProvinceDING Dong1, FU Jinhua2, ZHENG Fengtian1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for individuals determin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ts taken information, however, previous experience affects his or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to most exten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33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in Henan Provi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examined, the previous working experience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is process are discussed, an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richer social capital is, the more developed social network is, the bigger the entrepreneurship probabilit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is, and that the ultimate working period and the times for changing job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lay a positive regulating role in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their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s.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hanne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make more individual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ith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 obtain more valuable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previous experience;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information vigilance; information digest
CLC number：F069.9；F272.15；C912.3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4）03002606
（编辑：夏冬，段文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先前经验；创业机会；创业行为；信息警觉；信息解读
中图分类号：F069.9；F272.15；C9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3002606
一、引言
农民工的特征、需求在不断改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据农民工群体的多数。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被认为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年龄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当年“扛着蛇皮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特点。贺天平等（2012）认为其具有户籍制度“农村居民”与生活环境“城市居民”的双重身份，乡土留恋多局限于亲情，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度较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也日益增多，并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创业需要机会，而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获取承载创业机会的信息，其二是解读信息并识别其中蕴含的价值。西方学者存在共识：能够利用社会网络获悉并识别创业机会的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创业成功率，而创业者往往是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承载机会的信息并发现创业机会的（Montgomery，1991）。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会影响其接收信息的类型、质量与数量（Bian，1997）。先前经验和知识有助于个体认识到新信息的价值，创业者更容易发现与其先前经验相关的创业机会（Zhang，2003）。机会发现是个体获取、处理并解读信息价值的过程，作为机会信息的重要来源，社会资本在机会发现中的角色备受关注，已有研究集中于挖掘关系强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个体网络结构特征与机会发现可能性之间的因果关系（Zhao，2003），阐述具有何种个体社会资本构成特征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
接触信息是发现机会的前提，但每个人的信息解读能力不同，这导致在面对相同信息时，不同人的反应不同。这种个体信息反应可被解读为创业警觉，而先前工作经验、先前创业经历是强化创业警觉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能获取机会信息，个体将难以发现创业机会，只有当先前经验有助于其合理解读机会信息时，创业机会才能真正被发现。
张玉利等（2008）考察了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三者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其进行创业活动，而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会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其研究对象为普通务工人员，并未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中国是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边燕杰，2004）。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手机、电脑、网络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覆盖面更广、朋友更多、朋友异质性更高（王国猛 等，2011），他们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乡土依赖，建立起具有城市特征的新型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一代农民工那种以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联系为主的网络关系，转为以业缘、同学、朋友为主的新型社会关系，其网络规模大小、网络连带强度、网络连带地位均显著不同（李建华 等，2011）。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先前经验在其创业过程中是否也可以产生帮助和调节作用？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并着重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与经历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以丰富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实践提供参考。
二、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是来自社会学的概念，一般指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来源于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社会资本包括三个重要内容：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对微观个体来说，社会网络易测量、影响最直接，因此所受关注最多。社会网络具有分担风险、提高收入和促进就业的作用，它已成为创业研究中对创业机会识别起关键作用的前因变量（丁冬 等，2013）。
丁冬，傅晋华，郑风田: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总的来说，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掌握了更多的有关市场、产品、资源等有价值的信息，其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较强（蒋剑勇 等，2012）。Munshi等（2006）指出个体先前所积累的顾客问题、市场服务等知识造就了创业者的“知识走廊”，这导致创业者在面对同样信息时，解读的往往是与其先前知识相关联的机会。在先前创业经历方面，一般来讲，有创业经历的个体因体验过机会发现过程而更易于洞察信息价值，从而发现隐性知识，强化其信息警觉性（Montgomery，1991）。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创业经历调节着其社会资本构成与所识别机会之间的关系，其原因是：社会资本构成决定着个体所能摄取的信息数量、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摄取相同信息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就能够识别出相同的创业机会，因为先前经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对所摄取信息的解读。
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比非创业者知道得更多，而是因为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较为恰当的时机、较为恰当的场合以及较为恰当的领域获取到了较为恰当的信息。如果不能获取较为恰当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将很难发现创业机会；而在获取到有效信息的条件下，只有当新生代农民工的先前经验存量有助于其合理解读信息所含的价值时，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才能真正看到机会。因此，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三者间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
基于以上判断，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其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资源促进了其创业行为的发生；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先前工作种类、工作年限正向调节着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图1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关系图
三、数据描述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0年课题组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所用样本为分布于河南省2个县18个村庄的433个新生代农民工（被访者年龄均在31周岁以下）。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之机，调查员到农户家中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面对面访谈。河南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该省“80后”“90后”外出务工人员人数众多，取自该省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具备代表性，分析结论也具有普遍性。
本研究使用“可靠亲友个数”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的代理变量。在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问题“当你遇到困难时，感到有几个值得信赖、可以获取帮助的亲朋好友？”做答。根据统计，样本人员自我感知平均拥有8位可靠亲友。除此之外，采用被调查者主观评价的指标还包括健康程度、风险偏好等。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创业”这一指标为二值变量，“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数据中还包含性别、年龄、婚姻、民族、教育年限、创业前年收入（对数形式）、创业前是否有社保、是否是当地大姓、创业初始投资中亲友借款数额等客观指标。本文在计量分析部分所用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缩写平均值标准误最小值最大值备注是否创业ENT0.600.49011是，0否可靠亲友人数FRI8.035.06040单位：人性别GEN0.770.41011男，0女年龄AGE27.302.891932单位：周岁婚姻状况MAR0.890.30011已婚，0单身民族NAT0.960.18011汉族，0少数民族健康状况HEA3.170.79040很不健康，1不太健康，2一般，3较健康，4很健康受教育年限EDU9.673.19020单位：年年收入LNI10.561.086.9016.11单位：元，取对数形式社会保障SEC0.520.5001有无保险等：1有，0没有风险偏好RIS3.590.90151保守，2较保守，3一般，4不保守，5爱冒险是否易得贷款LOA0.530.4901是否有办法获得创业贷款：1是，0否创业政策扶持POL0.700.4501是否熟悉政策：1是，0否社会信任程度TRU0.800.3901对待陌生人的态度：1信任，0不信任最后工作工龄YEA6.784.03017单位：年换工作次数CHA2.231.8909单位：次
根据表1可知，样本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7岁，男性占77%，已婚者占89%，96%为汉族，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7年；样本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换过2.23次工作，最后一次工作的工龄平均为6.78年。
本研究还对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做了观察，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大，相关系数最大值0.36出现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二者之间，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30。
此外需注意的是，根据调查，样本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业均分布于第三产业，大多从事个体工商业。而且，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土地，很多受访者对于自己在家乡是否仍有耕地或有多少耕地并不清楚，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其耕地自交由父母打理后自己便不再过问。因此，在本文后续实证研究中，所构建的模型不再考虑产业固定效应以及耕地面积因素。
四、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Logit交互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之间的关系：
ENTi=α0+β1FRIi+β2Xi+β3FRIi×YEAi+
β4FRIi×CHAi+εi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ENTi），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可靠亲友个数”（FRIi）；Xi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健康、教育、民族、社会保障、借贷可得性、创业前年收入、信任、风险偏好、创业扶持优惠政策等；交互项FRIi ×CHAi代表“可靠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FRIi ×YEAi代表“可靠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βi为各项系数；α0为常数项；εi为误差项。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一未放入“可靠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和“可靠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两个交互项；模型二放入了这两个交互项。由于截面数据较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本文也对模型进行了Robust稳健回归。表2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模型二Logit回归Robust回归Logit回归Robust回归可靠亲友人数0.177***（4.55）0.177***（3.72）0.102**（2.18）0.102*（1.74）性别（男=1）-0.167（-0.51）-0.167（-0.50）-0.251（-0.75）-0.251（-0.74）年龄0.041 6（0.88）0.041 6（0.86）0.036 7（0.75）0.036 7（0.75）婚姻状况（已婚=1）-0.552（-1.10）-0.552（-1.12）-0.662（-1.28）-0.662（-1.28）民族（汉族=1）0.215（0.34）0.215（0.39）0.130（0.21）0.130（0.21）健康状况-0.270（-1.56）-0.270（-1.59）-0.258（-1.46）-0.258（-1.49）受教育年限0.100**（2.16）0.100**（2.20）0.109**（2.30）0.109**（2.18）年收入（对数）-0.093 8（-0.74）-0.093 8（-0.74）-0.114（-0.87）-0.114（-0.88）社会保障状况-0.700***（-2.58）-0.700***（-2.63）-0.737***（-2.66）-0.737***（-2.73）风险偏好0.006 77（0.04）0.006 77（0.04）-0.022 8（-0.15）-0.022 8（-0.14）能否获得贷款-0.186（-0.67）-0.186（-0.70）-0.177（-0.63）-0.177（-0.65）创业扶持政策0.435（1.43）0.435（1.50）0.331（1.05）0.331（1.10）社会信任程度-0.569（-1.58）-0.569*（-1.72）-0.502（-1.36）-0.502（-1.51）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0.015 7***（3.53）0.015 7***（3.26）亲友人数×换工作次数——-0.003 83*（-0.41）-0.003 83*（-0.42）常数-0.075 9（-0.04）-0.075 9（-0.04）0.411（0.20）0.411（0.20）Prob>chi2值0.000 00.001 70.000 00.000 0Pseudo R2值0.113 50.113 50.148 60.148 6样本数433433433433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一以及模型二的结果可以看出，“可靠亲友人数”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选择呈现正向关系（模型一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77，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02，分别在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即拥有社会资本越多、社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越大。从模型二可以看出，交互项“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均为0.015 7），交互项“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系数显著为正（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均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均为0.003 83），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最后一份工作的工龄以及更换工作的次数均对其社会网络与创业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假设一和假设二成立。
需补充说明的是，虽然两个交互项均显著，假设亦成立，但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差异值得注意。与交互项“亲友人数×最后工作工龄”的系数显著性（在1%统计水平上）相比，交互项“亲友人数×换过几次工作”系数的显著性相对不高（仅在10%统计水平上）。实际上，这一结果可以与张玉利等（2008）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相较于换工作的次数，最后工作的工龄对于社会网络与创业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强。
此外，从表中还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选择呈现显著正向关系（模型一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00，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109，模型一和模型二的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结果均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创业前拥有社会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创业有负向影响（模型一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700，模型二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系数均为-0.737，模型一和模型二的Logit回归和Robust回归结果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等。因其并非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故不作进一步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并不存在因果联立问题，这是由于“可靠亲友关系”是最具稳定性的关系之一（戴坚，2009），可靠亲友的人数一般不会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前后发生改变。因此，模型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立的内生性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社会网络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获得创业初始阶段所需的信息资源，进而有助于创业行为的产生；然而，创业机会的发现不仅取决于获取承载创业机会的信息，还取决于合理解读信息并识别其中价值。在已获取到机会信息的条件下，只有当个体先前经验存量有助于其合理解读信息价值时，才能真正看到创业机会。
本文利用河南省433份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数据，对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网络越发达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概率越大；新生代农民工最后工作工龄、换工作次数在其社会网络与创业行为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创业实践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应善于发现并评价创业机会，把握自身社会网络中富含相关知识与信息的人脉资源，积极与其交流；同时，要善于总结自身工作经验，积累知识并获取最新信息，以便较早发现创业机会。对于政府而言，欲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相关政策措施不应仅停留于已有的税收减免、资金支持层面，而应更重视促进创业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渠道建设，以使更多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辨识更具价值的创业机会。
参考文献：
边燕杰. 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3）：136146.
戴坚. 2009.网络嵌入性的理论分析［J］.生产力研究（3）：2122，44.
丁冬，傅晋华，郑风田. 2013.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056.
贺天平，刘欣，李华君. 2012.体面劳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559.
蒋剑勇，郭红东. 2012.创业氛围、社会网络和农民创业意向［J］.中国农村观察（2）：2027.
李建华，郭青. 2011.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分析与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3）：4245.
林嵩，姜彦福，张帏. 2005.创业机会识别： 概念、过程、影响因素和分析架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6）：128132.
王国猛，郑全全，黎建新. 2011.社会网络特征、工作搜索策略对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10）：7682.
张玉利，杨俊，任兵. 2008.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7）：91102.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366385.
MONTGOMERY D J. 1991. Social Network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towards an Economic Analy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14081418.
MUNSHI K，ROSENZWEIG M. 2006.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Meet the Modern World： Caste，Gender，and Schooling Choic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12251252.
YANG M. 1994. Gifts，Favors，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ZHANG X，Li G. 2003.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1：315331.
ZHAO Y.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4）：500511.
Social Networks,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urvey o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in Henan ProvinceDING Dong1, FU Jinhua2, ZHENG Fengtian1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for individuals determin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ts taken information, however, previous experience affects his or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to most exten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33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in Henan Provi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examined, the previous working experience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is process are discussed, an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richer social capital is, the more developed social network is, the bigger the entrepreneurship probabilit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is, and that the ultimate working period and the times for changing job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lay a positive regulating role in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their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s.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hanne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make more individual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ith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 obtain more valuable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previous experience;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information vigilance; information digest
CLC number：F069.9；F272.15；C912.3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4）03002606
（编辑：夏冬，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