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平民赵志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名——进京旅游，却被当做上访群众被抓回，并遭殴打，昏迷在街头，仅仅因为他入住了国家信访局旁边最便宜的地下旅馆，而同一房间的旅客恰恰又是来自洛阳的上访者。
　　赵志斐感受到的不只是肉体上的伤痛，还有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一一上访者世界的切肤之痛，没有阳光、没有尊严，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到暴力。被殴打、被遣返还不是最可怕的，家乡的警察警告赵志斐说，“这次是被抓还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
　　经历了这一劫难，赵志斐当然不希望有下一次。但是那些仍然行走在上访之路上的乡民们呢，他们如何能避免下一次的殴打、下一次的驱逐、下一次的暴力?至少在目前看来，这希望很是渺茫。舆论压力之下。洛阳市洛龙区有关负责人公开向赵志斐道歉，然而，却没有人向那些同样被暴力的上访民众道歉。“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群众观念淡薄，教训深刻”——在洛阳市洛龙区的自查报告中，我们看不到对“暴力截访”的反思，看到的，却是对“错抓”的懊丧。
　　“暴力截访”不是当事者所言“不负责任”的偶然失误，赵志斐所遭遇的暴力有着明确的来路。媒体调查证实，抓人、打人、遣返等等，乃洛阳市洛龙区信访局委托北京一家保安公司所为。原来，这暴力是有关行政机构动用公共财政购买来的，它早已被纳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成为行政管理的一项内容。
　　这项支出当然不会以“暴力截访”的名目入账，相反，它会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构建和谐”。为了阻止民众上北京“告御状”，地方信访部门“暴力截访”：为了一个表面的、静态的文明城区，城管机构“暴力执法”：为了“拆出一个新中国”，动迁办“暴力拆迁”，是的，就是这么讽刺，为了雏稳，为了乌纱帽和政治前途，“和谐”成了“暴力行政”的理由。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在体制，在意识形态。不从制度上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一味地用强制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几乎已经成为行政管理者的惯性思維，而这一思維建立在行政机构强大的、不容挑战的权力基础之上。行政权力大过法律，社会“蔑法律而徇权势”，自然“法律不能生效，民权无从保障，政治无由进行”。
　　暴力行政难以遏制，还因为——利益。暴力拆迁自不必说，每一桩强拆案背后都能看前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博弈。暴力截访则制造出了一个利益市场。北京保安公司错抓赵志斐，一路挥拳相向，其动力无非是因为“利”——遣送一个上访者，保安公司可从地方获得一笔“劳务费”，不仅如此，上访者事实上还成为某些保安公司任意抢劫的对象。地方政府、信访机构、保安公司、所雇佣保安，都是这个市场上的淘金者，共同的利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黑洞。
　　以强大、缺乏制约的权力做基础，有唾手可得的利益诱惑，暴力行政不可避免。如何制约行政权力，避免行政权力“一权独大”?去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法制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推进依法行政，防止“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今年1月，国务院又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取消行政强制拆迁。
　　惟有制度能够維护法治尊严。依法治国，需要的变革不只是废除行政强拆这一点点。今年9月于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一个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今天尤为紧迫。”
　　“人民民主”、“法律之上”、“权力制约”——这不是一个新目标，但是仍然需要寻找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