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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生前有诗咏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以此诗意境言项英、陈毅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的斗争精神，那是再贴切不过。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他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实现了党的战略意图，保住了革命火种，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可传可诵的一章。而这一切折射出来的，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初心
项英、陈毅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是指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中枢机关，于1934年10月上中旬之际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突围（即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以及地方武装、地下党组织（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红军游击队”，简称“游击队”）。其时，为了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果实，也为了消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引起的社会震荡、群众恐慌，先后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辦事处，以及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同时留下了以红二十四师（只有2000余人）为主力的军地武装力量1.6万余人，连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伤病员，共约3万余人，归他们指挥和保护。而党中央交给项英他们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苏区，破坏进占苏区的敌人的统治，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失地。
相对于各种力量都很强大的敌人，相对于肩上的担子，项英他们真可谓势单力薄，困难重重。加之随着国民党当局对根据地的反复“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日渐萎缩;内部的失败情绪、逃跑和叛变现象频发，游击队的战斗力不断削弱;在最初的三个月里，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一些重大决策得不到党中央的及时指导和批准，使得项英他们更是难上加难，几陷绝境。
正是岁寒而后知松柏。在如此困境险局下，项英、陈毅和游击队的大多数人牢记初心，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战胜了敌人，战胜了自我的消极思想与情绪，迎来了胜利。这个初心，就是苏区时期党员入党誓词强调的“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宣示的：“我们是工农的儿子，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保护苏维埃完成革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
为着大家牢记初心，项英和陈毅牢牢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关键，不断对红军指战员、地方干部进行革命形势、革命前途、革命传统、革命气节的教育，引导、鼓励大家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越过黑暗、迎来曙光。
1935年4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在开启赣粤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时刻，在大余县河洞乡长岭村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进行动员与部署。项英在报告中首先强调要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反对失败情绪。他指出，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苏区虽被失掉，但主力红军存在和游击战进行，不仅有新的发展，而且将推动新的形势到来。要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坚决进行游击战，为恢复苏区而斗争。陈毅接着讲话，他首先针对盲目乐观情绪指出，大发展暂时做不到，红军必须接受中央苏区丢掉的教训，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彻底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才能坚持下来。他着重针对悲观情绪指出，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因为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一个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迟早要到来。他为大家描绘了抗日战争爆发，红军大发展的光辉前景，预想了现在的几个人发展为几十人、几百、几千乃至几万人的队伍的局面。项英和陈毅的言词中肯而富有激情，所说道理浅近而深刻，给大家以极大的教育与振奋。
同年10月中下旬之际，已出任粤军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制造了袭击北山游击区、致使我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的“北山事件”。原来，龚楚与史犹生带队到了乐昌、宜章附近后，就带一营人叛变，投向广东军阀。为了邀功请赏，就带了粤军化装成红军，由仁到北山，企图捉拿阮啸仙、李乐天等，进而消灭该地区的游击队。为骗取游击队信任，他们先跟敌周文山部假装打了一下，并贴一些标语，欺骗群众说，他们是湘南来的红军，来这里找关系。这时正当游击队后方采买人员出来买东西，没有细察就带他们上了北山，终至游击队毫无防备遭受重大损失。项英、陈毅得悉后，十分震惊和悲痛。他们连夜研究，决定在党内和游击队内开展阶级教育与红军优良传统教育，赞扬为革命光荣牺牲，谴责为保命可耻叛变，加强说服教育，搞好内部民主，以防止叛变事件的再次发生。
一次，陈毅在一支游击队了解到有个战士逃跑又回来的事，便趁机对全体队员进行教育。他恳切地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我们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待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回来。”他当众表态：“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他的话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队员们纷纷表示也要坚持到底，绝不动摇。
稍后，项英在信丰县潭塘坑和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谈心时，也进行了这样的气节教育。他说，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有随时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可能，我们要有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红旗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革命的火种不仅消灭不了而且还会燎原，燃遍万里江山，黑暗总会过去，光明必然会到来。当然，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开小差的、叛变的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掉了砂子，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1936年4月，项英还亲自起草了长达6000来字的《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下达，在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组织学习讨论，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开展反叛徒斗争。 永葆本色
红军是工农武装，是工农子弟兵，和游击区的地方干部一样，他们都来自普通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有着天然联系、利益攸关。因而，他们素有勤劳俭朴、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政治本色、阶级本色。
项英、陈毅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身处强敌包围、封锁、“清剿”之中，只能柄身于深山老林。生命安全、疾病防治、糊口裹腹、御寒衣物、信息沟通、打击敌人等，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这使得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持政治本色、阶级本色的极端重要，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为此，项英和陈毅反复教育红军游击队战士，要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陈毅常常对大家说，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他以诗性语言深刻表达了革命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项英和陈毅要求红军游击队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农忙时，要帮助群众收割、耕种。对欺压群众的保甲长，要设法规劝、警告，使其收敛。对群众痛恨的作恶多端的地头蛇，要坚决惩治，为民除害。对被国民党军抓去的群众，要设法营救。因而，游击队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得到群众的保护与支援。拿粮食来说，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孤立游击队时，群众就把大米、干菜等埋起来，告诉游击队去取。日子一久，群众怕游击队断粮，就去跟敌人闹，要进山种地打柴。敌人只好在每月初一、十五日开禁，用武装押送群众进山。群众趁机把随身带的粮、菜、盐丢在路旁，让游击队去“捡”。
陈毅和项英强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执行政策，宁愿自己多受苦，也不能加重群众负担。不能把游击战争变为单纯的打土豪筹款，以至将各个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土豪筹款上。打土豪，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决不能把富农当豪绅地主打，更不能损害中农利益，商人的合法利益也应保护。项英还及时总结红军游击队群众工作经验，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尽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指出群众工作做得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
陈毅和项英以身作则，面对饥寒交迫依然乐观从容，身藏不少金条却坦然公开。“北山事件”发生时，项英他们为避开叛徒袭击，转移到一处森林隐蔽。这时什么东西都丢了，饭也没吃，饿到第三天连水都没得喝（山顶无水）。项英毫不气馁，鼓励战士们坚持下去，终于到达目的地。陈毅和项英身上都藏着组织上交给他们作为活动经费的金条，被少数战士发现后悄悄议论开了。两人为此商量后，决定把事情向大家讲明白。一天，他俩把金条、银元、钞票摊开在桌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项英、陈毅的坦荡心胸、廉洁风范，深深地感动、教育了战士们。战士们对领导同志更加信任、信服，对革命前途更有信心。
像陈毅、项英这样身藏金条而不乱花的共产党人，还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1935年初，刘启耀在于都南部突围时被冲散，跟部队失去联系。他不敢回家，便隐姓埋名，在遂川一带行乞讨米。可是谁也不会料到，这个衣着破烂的乞丐，原来竟是堂堂省苏主席，且腰问缠着一大包金银。因为这包金银是他保管的党的活动经费，刘启耀宁愿自己讨米度日，也不敢动用一丝一毫。他一边沿路讨米，一边串连散落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的革命同志。1937年初，刘启耀在泰和马家洲召集一批苏区领导干部开会，决定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这才将珍藏了两年的金银拿出来，用作省委办公经费。
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牢记初心、坚守本色、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率先垂范，南方游击战争才能在群众支持下进行三年之久，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主要支点。
百折不挠
在强敌挤压、清除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有着许许多多想得到与想不到的困难，诸如随时可能被敌人发现、偷袭;随时可能出叛徒，被其出卖诱捕;没有粮食接济，要忍饥挨饿，三月不知肉味更是平常事;衣单被薄难以御寒，甚至在风雨中只能靠彼此抱团取暖;生病受伤却缺医少药，只有用土方草药对付，或者强忍久拖;还有讨厌的蚊叮虫咬，难耐的孤寂愁绪，失去上级指示的彷徨犹豫，等等。情况瞬息万变，前路茫然难料。陈毅、项英等以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经受住了敌人、疫病和自然环境给予的残酷考验，显示出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那些考验有多残酷，看看陈毅回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段话就略见一斑。他说：
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在那三年中，我只进过两次房子……三年看见四次山外的老百姓……这样的生活容易使人感到前途渺茫。再加上敌人经常不断地封锁、“围剿”，斗争就更加艰苦。因此，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逃跑甚至叛变的情况。……由于环境的恶劣，战争的伤亡，死人的事天天有，加上得不到补充，原有一千五六百人的游击队，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了。
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右腿负重伤，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他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开了刀，取出了体内一些弹片。但伤口一直未能愈合，时常流脓血，痛得他呲牙咧嘴。一天，他到林子里挤伤口的脓血，痛得没劲了，又叫警卫员接着用力挤。警卫员含着眼泪挤，竟然把上次手术未净的弹片挤出来了。没想到，陈毅的腿伤奇迹般痊愈了。
对付孤独寂寞，陈毅、项英他们常用的办法，一是组织大家开会、学习，讨论形势，商量对策，学马列著作和苏区文件，以及自编教材。二是讲故事、说笑话，《三国》《水浒》《西游记》，甚至《红楼梦》里的故事、段子人人爱听。三是条件允许时，也就地观风赏景，吟诗作赋，弹琴下棋。总之，以充实精神来战胜孤寂。四是注重理想和前途教育，引导大家于黑暗中看到光明，透过敌人表面的强大，看到他们没落的下场，克服眼前困难，迎接胜利的到来。 面对敌人的进攻、“清剿”、诱降，项英、陈毅他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能战则战，不能战也要尽力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再战，绝不屈服于敌人的软、硬两手。1935年春，赣南党政军机关率领独立六团，离开仁风山区突围时，遇到敌人的强势堵截，许多战士倒在血泊中。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子弹打光后被敌人捕去。在狱中，他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上了年纪，体质又差，而且长期带病工作。当他走到牛岭，正指挥战斗时，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胸口。他喘着气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后才缓缓倒下。何叔衡、贺昌、瞿秋白等留下打游击的苏区领导人，以及游击区县委书记曾纪才等，也是为了苏维埃、为了新中国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何叔衡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同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长等职，其时年近花甲。1935年2月，他在从瑞金向长汀转移途中，被敌人围困在山崖上。眼看脱身无计，为不连累同志，便高呼“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纵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
知错即改
陈毅、项英他们在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过程中，由于对形势判断的失误，对内部离心倾向估计不足，对群众在敌人高压下产生的复杂心理分析不够，还因为情绪急躁、方法欠当等原因，也犯过大小不一的错误。但他们以革命事业、群众利益为重，不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知错即改，从而坚持了下来，取得了胜利。
主力红军突围后的头几个月里，项英寄希望于野战军打胜仗，重返苏区，迟迟未能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也没有很好地准备转变，因而吃了亏，部队损失很大。1935年春，项英得到党中央从长征途中发来的指示后，痛定思痛，终于认识了先前的错误，进而和陈毅等一道，提出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游击战争方针。自此转入以游击战争为中心的思考与实践中去，开创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他们还把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
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
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
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
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
进行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
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
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
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为着巩固内部，防止动摇逃跑现象发生，游击队曾经对此实行过严管、狠斗、追杀的办法，结果弄得互相猜忌、人人自危。陈毅、项英认为这样“巩固内部”不行，这是自乱阵营、自挖墙脚的做法，是帮了敌人害了自己，进而改用说服教育、革命自愿、民主管理、经济公开，领导带头艰苦奋斗，以及善待逃跑后又回队的人等举措，稳住了局面，安定了军心。
在随时改正错误，维护党的形象和群众利益、革命事业方面，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做出了榜样。他们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跟自身、跟同志中存在的各种不正确、不健康倾向进行斗争，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他们善于学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且及时传达给大家，使之成为共同的精神财富。诚如陈毅在当年的《赣南游击词》中所言：“勤学习，落伍实堪悲。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灰。”
（责任编辑：聶红琴）
牢记初心
项英、陈毅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是指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中枢机关，于1934年10月上中旬之际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突围（即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以及地方武装、地下党组织（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红军游击队”，简称“游击队”）。其时，为了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果实，也为了消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引起的社会震荡、群众恐慌，先后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辦事处，以及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同时留下了以红二十四师（只有2000余人）为主力的军地武装力量1.6万余人，连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伤病员，共约3万余人，归他们指挥和保护。而党中央交给项英他们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苏区，破坏进占苏区的敌人的统治，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失地。
相对于各种力量都很强大的敌人，相对于肩上的担子，项英他们真可谓势单力薄，困难重重。加之随着国民党当局对根据地的反复“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日渐萎缩;内部的失败情绪、逃跑和叛变现象频发，游击队的战斗力不断削弱;在最初的三个月里，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一些重大决策得不到党中央的及时指导和批准，使得项英他们更是难上加难，几陷绝境。
正是岁寒而后知松柏。在如此困境险局下，项英、陈毅和游击队的大多数人牢记初心，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战胜了敌人，战胜了自我的消极思想与情绪，迎来了胜利。这个初心，就是苏区时期党员入党誓词强调的“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宣示的：“我们是工农的儿子，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保护苏维埃完成革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
为着大家牢记初心，项英和陈毅牢牢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关键，不断对红军指战员、地方干部进行革命形势、革命前途、革命传统、革命气节的教育，引导、鼓励大家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越过黑暗、迎来曙光。
1935年4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在开启赣粤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时刻，在大余县河洞乡长岭村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进行动员与部署。项英在报告中首先强调要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反对失败情绪。他指出，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苏区虽被失掉，但主力红军存在和游击战进行，不仅有新的发展，而且将推动新的形势到来。要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坚决进行游击战，为恢复苏区而斗争。陈毅接着讲话，他首先针对盲目乐观情绪指出，大发展暂时做不到，红军必须接受中央苏区丢掉的教训，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彻底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才能坚持下来。他着重针对悲观情绪指出，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因为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一个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迟早要到来。他为大家描绘了抗日战争爆发，红军大发展的光辉前景，预想了现在的几个人发展为几十人、几百、几千乃至几万人的队伍的局面。项英和陈毅的言词中肯而富有激情，所说道理浅近而深刻，给大家以极大的教育与振奋。
同年10月中下旬之际，已出任粤军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制造了袭击北山游击区、致使我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的“北山事件”。原来，龚楚与史犹生带队到了乐昌、宜章附近后，就带一营人叛变，投向广东军阀。为了邀功请赏，就带了粤军化装成红军，由仁到北山，企图捉拿阮啸仙、李乐天等，进而消灭该地区的游击队。为骗取游击队信任，他们先跟敌周文山部假装打了一下，并贴一些标语，欺骗群众说，他们是湘南来的红军，来这里找关系。这时正当游击队后方采买人员出来买东西，没有细察就带他们上了北山，终至游击队毫无防备遭受重大损失。项英、陈毅得悉后，十分震惊和悲痛。他们连夜研究，决定在党内和游击队内开展阶级教育与红军优良传统教育，赞扬为革命光荣牺牲，谴责为保命可耻叛变，加强说服教育，搞好内部民主，以防止叛变事件的再次发生。
一次，陈毅在一支游击队了解到有个战士逃跑又回来的事，便趁机对全体队员进行教育。他恳切地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我们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待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回来。”他当众表态：“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他的话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队员们纷纷表示也要坚持到底，绝不动摇。
稍后，项英在信丰县潭塘坑和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谈心时，也进行了这样的气节教育。他说，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有随时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可能，我们要有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红旗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革命的火种不仅消灭不了而且还会燎原，燃遍万里江山，黑暗总会过去，光明必然会到来。当然，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开小差的、叛变的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掉了砂子，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1936年4月，项英还亲自起草了长达6000来字的《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下达，在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组织学习讨论，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开展反叛徒斗争。 永葆本色
红军是工农武装，是工农子弟兵，和游击区的地方干部一样，他们都来自普通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有着天然联系、利益攸关。因而，他们素有勤劳俭朴、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政治本色、阶级本色。
项英、陈毅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身处强敌包围、封锁、“清剿”之中，只能柄身于深山老林。生命安全、疾病防治、糊口裹腹、御寒衣物、信息沟通、打击敌人等，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这使得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持政治本色、阶级本色的极端重要，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为此，项英和陈毅反复教育红军游击队战士，要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陈毅常常对大家说，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他以诗性语言深刻表达了革命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项英和陈毅要求红军游击队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农忙时，要帮助群众收割、耕种。对欺压群众的保甲长，要设法规劝、警告，使其收敛。对群众痛恨的作恶多端的地头蛇，要坚决惩治，为民除害。对被国民党军抓去的群众，要设法营救。因而，游击队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得到群众的保护与支援。拿粮食来说，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孤立游击队时，群众就把大米、干菜等埋起来，告诉游击队去取。日子一久，群众怕游击队断粮，就去跟敌人闹，要进山种地打柴。敌人只好在每月初一、十五日开禁，用武装押送群众进山。群众趁机把随身带的粮、菜、盐丢在路旁，让游击队去“捡”。
陈毅和项英强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执行政策，宁愿自己多受苦，也不能加重群众负担。不能把游击战争变为单纯的打土豪筹款，以至将各个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土豪筹款上。打土豪，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决不能把富农当豪绅地主打，更不能损害中农利益，商人的合法利益也应保护。项英还及时总结红军游击队群众工作经验，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尽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指出群众工作做得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
陈毅和项英以身作则，面对饥寒交迫依然乐观从容，身藏不少金条却坦然公开。“北山事件”发生时，项英他们为避开叛徒袭击，转移到一处森林隐蔽。这时什么东西都丢了，饭也没吃，饿到第三天连水都没得喝（山顶无水）。项英毫不气馁，鼓励战士们坚持下去，终于到达目的地。陈毅和项英身上都藏着组织上交给他们作为活动经费的金条，被少数战士发现后悄悄议论开了。两人为此商量后，决定把事情向大家讲明白。一天，他俩把金条、银元、钞票摊开在桌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项英、陈毅的坦荡心胸、廉洁风范，深深地感动、教育了战士们。战士们对领导同志更加信任、信服，对革命前途更有信心。
像陈毅、项英这样身藏金条而不乱花的共产党人，还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1935年初，刘启耀在于都南部突围时被冲散，跟部队失去联系。他不敢回家，便隐姓埋名，在遂川一带行乞讨米。可是谁也不会料到，这个衣着破烂的乞丐，原来竟是堂堂省苏主席，且腰问缠着一大包金银。因为这包金银是他保管的党的活动经费，刘启耀宁愿自己讨米度日，也不敢动用一丝一毫。他一边沿路讨米，一边串连散落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的革命同志。1937年初，刘启耀在泰和马家洲召集一批苏区领导干部开会，决定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这才将珍藏了两年的金银拿出来，用作省委办公经费。
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牢记初心、坚守本色、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率先垂范，南方游击战争才能在群众支持下进行三年之久，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主要支点。
百折不挠
在强敌挤压、清除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有着许许多多想得到与想不到的困难，诸如随时可能被敌人发现、偷袭;随时可能出叛徒，被其出卖诱捕;没有粮食接济，要忍饥挨饿，三月不知肉味更是平常事;衣单被薄难以御寒，甚至在风雨中只能靠彼此抱团取暖;生病受伤却缺医少药，只有用土方草药对付，或者强忍久拖;还有讨厌的蚊叮虫咬，难耐的孤寂愁绪，失去上级指示的彷徨犹豫，等等。情况瞬息万变，前路茫然难料。陈毅、项英等以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经受住了敌人、疫病和自然环境给予的残酷考验，显示出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那些考验有多残酷，看看陈毅回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段话就略见一斑。他说：
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在那三年中，我只进过两次房子……三年看见四次山外的老百姓……这样的生活容易使人感到前途渺茫。再加上敌人经常不断地封锁、“围剿”，斗争就更加艰苦。因此，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逃跑甚至叛变的情况。……由于环境的恶劣，战争的伤亡，死人的事天天有，加上得不到补充，原有一千五六百人的游击队，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了。
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右腿负重伤，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他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开了刀，取出了体内一些弹片。但伤口一直未能愈合，时常流脓血，痛得他呲牙咧嘴。一天，他到林子里挤伤口的脓血，痛得没劲了，又叫警卫员接着用力挤。警卫员含着眼泪挤，竟然把上次手术未净的弹片挤出来了。没想到，陈毅的腿伤奇迹般痊愈了。
对付孤独寂寞，陈毅、项英他们常用的办法，一是组织大家开会、学习，讨论形势，商量对策，学马列著作和苏区文件，以及自编教材。二是讲故事、说笑话，《三国》《水浒》《西游记》，甚至《红楼梦》里的故事、段子人人爱听。三是条件允许时，也就地观风赏景，吟诗作赋，弹琴下棋。总之，以充实精神来战胜孤寂。四是注重理想和前途教育，引导大家于黑暗中看到光明，透过敌人表面的强大，看到他们没落的下场，克服眼前困难，迎接胜利的到来。 面对敌人的进攻、“清剿”、诱降，项英、陈毅他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能战则战，不能战也要尽力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再战，绝不屈服于敌人的软、硬两手。1935年春，赣南党政军机关率领独立六团，离开仁风山区突围时，遇到敌人的强势堵截，许多战士倒在血泊中。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子弹打光后被敌人捕去。在狱中，他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上了年纪，体质又差，而且长期带病工作。当他走到牛岭，正指挥战斗时，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胸口。他喘着气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后才缓缓倒下。何叔衡、贺昌、瞿秋白等留下打游击的苏区领导人，以及游击区县委书记曾纪才等，也是为了苏维埃、为了新中国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何叔衡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同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长等职，其时年近花甲。1935年2月，他在从瑞金向长汀转移途中，被敌人围困在山崖上。眼看脱身无计，为不连累同志，便高呼“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纵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
知错即改
陈毅、项英他们在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过程中，由于对形势判断的失误，对内部离心倾向估计不足，对群众在敌人高压下产生的复杂心理分析不够，还因为情绪急躁、方法欠当等原因，也犯过大小不一的错误。但他们以革命事业、群众利益为重，不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知错即改，从而坚持了下来，取得了胜利。
主力红军突围后的头几个月里，项英寄希望于野战军打胜仗，重返苏区，迟迟未能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也没有很好地准备转变，因而吃了亏，部队损失很大。1935年春，项英得到党中央从长征途中发来的指示后，痛定思痛，终于认识了先前的错误，进而和陈毅等一道，提出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游击战争方针。自此转入以游击战争为中心的思考与实践中去，开创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他们还把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
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
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
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
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
进行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
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
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
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为着巩固内部，防止动摇逃跑现象发生，游击队曾经对此实行过严管、狠斗、追杀的办法，结果弄得互相猜忌、人人自危。陈毅、项英认为这样“巩固内部”不行，这是自乱阵营、自挖墙脚的做法，是帮了敌人害了自己，进而改用说服教育、革命自愿、民主管理、经济公开，领导带头艰苦奋斗，以及善待逃跑后又回队的人等举措，稳住了局面，安定了军心。
在随时改正错误，维护党的形象和群众利益、革命事业方面，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做出了榜样。他们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跟自身、跟同志中存在的各种不正确、不健康倾向进行斗争，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他们善于学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且及时传达给大家，使之成为共同的精神财富。诚如陈毅在当年的《赣南游击词》中所言：“勤学习，落伍实堪悲。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灰。”
（责任编辑：聶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