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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镜我，原名朱德安，又名朱雪纯、朱镜吾，左翼作家，新四军军部首任宣传部长。1901年，朱镜我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朱家峰一户乡村塾师家庭，童年生活虽说艰辛，但一家人在一起，还是幸福温馨的。在他10岁那年，不幸接踵而至，父母相继去世，家境日渐困苦，19岁的大哥、7岁的小弟和已出嫁的姐姐也先后夭亡。他和大2岁的二哥朱德和相依为命，只得投靠奉化县吴江泾的外祖母家。好在外祖母对他哥俩很好，支持他们读书。多次打击使朱镜我少年老成，他学习十分刻苦，读完高等小学后，考入免收学费的宁波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又考入甲种工业学校继续深造。
青少年时期赴日求学，寻找救国之策
1918年7月，朱镜我的二哥考入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朱镜我非常欣喜，和哥哥一起前往日本学习，对未来的学业充满了希望。起初朱镜我靠二哥的官费勉强生活，后来二哥突然病逝。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打击他，他无依无靠，生活拮据，不得不回国继续学业。1920年7月，朱镜我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公费留日学生，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文化知识。1921年，他转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1922年11月，该校教授坂本公然在课堂上污蔑中国国民顽冥而不知恩义，断言中国极难强盛。朱镜我听了十分气愤，决心寻找救国、强国之策。
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已经传播，朱镜我寻找机会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国破家亡的现实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大多学习理工科专业，他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寻求真理和救国道路，毅然选择学习文科，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社会科学，1927年春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不久，他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深造，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掌握了日、德、英、法4种外语，能熟练阅读外文书籍。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当时旅日的一批进步人士，与他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探讨救国的道路。为了研究日本的发展道路，他还参加了日本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他曾周游日本，目睹日本人歧视、欺负中国人的现象，预言中日之间必有大战。他在日记中写道：“预备着死于沙场，当然是我们的权利。”
参加创造社，是提倡革命文化的闯将
1927年，革命文化团体——创造社的元老成仿吾到日本与朱镜我等人会晤。他们取得共识，认为大革命失败后，急需加强文化工作，要使广大文化工作者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尤其要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同年10月，为加强国内革命文化的力量，朱镜我毅然中止学业，应成仿吾的邀请回到上海，经郭沫若介绍加入创造社，成为该社的理论骨干和中坚分子。
朱镜我是提倡革命文化的闯将。他积极写作，发表文艺评论，在他主编的《文化批判》及《创造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社会和文艺等方面，翻译、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响亮地提出了发展“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和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的皋本原理。《文化批判》第1至第5期发表的系统介绍马列主义原理的论文，12篇中朱镜我就撰写了6篇。《文化批判》发行到第5期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1929年11月15日，《新思潮》杂志在上海创刊。他担任《新思潮》杂志主编，着重介绍马列主义和苏联的情况，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创办书店，到大学讲课，号召学生到实际斗争中去，坚持革命文化斗争。这一时期，朱镜我翻译了恩格斯的经典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时书名翻译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纠正了其他译本中的一些错误翻译，这不仅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这本名著的单译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朱镜我翻译的著作还有《农业问题理论基础》《经济学入门》等书，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受到读者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迷茫彷徨的进步青年的欢迎。他们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是迷途上的导师。”
朱镜我曾指出宣传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此来指导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行动。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兼任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看了朱镜我所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一文，非常欣赏，亲自约朱镜我进一步探讨。周恩来等领导人也约见他，交谈推进革命文化工作的方法和举措。朱镜我和当时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并肩战斗，不断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坚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左联”“社联”相继成立，成为发起人之一
朱镜我和同事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使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的革命文化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促进了左翼文化队伍的形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左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朱镜我在革命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2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朱镜我在上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镜我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终生矢志不渝。
1929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创立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新型艺术学校。学牛几乎都是大革命失败后聚集在上海的文艺爱好者和进步青年。为了使学校教学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当时由夏衍出面请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担任校长。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左翼文化人士和中共党员。朱镜我、夏衍、许幸之、彭康、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沈起予等等，都曾在该校执教过。中华艺术大学政治气氛浓烈，学生思想活跃，学校生机勃勃。
1930年3月2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同寻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下午两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大一楼大教室召开。到会者五六十人，会场中仅有四五十个位置，都被坐满，一些人只好站着。鲁迅、潘汉年、茅盾、夏衍、朱镜我等人出席成立大会，成为发起人。
1930年5月30日，根据党的要求，朱镜我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任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1930年10月起任“文委”（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朱镜我兼任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坚持白色恐怖条件下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在此期问，他主编“社联”的刊物《新思想》《社会科学讲座》等，为宣传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 同时，朱镜我以一名文化战士的姿态，为“左联”和“社联”新创办的刊物积极撰写文章，发表了《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意识形态论》《起来，纪念五一劳动节》《徘徊在十字街头的，究竟是谁？》等一系列文章，宣传马列主义思想，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阵。20 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御用文人、托派分子挑起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朱镜我在他主编的“社联”机关刊物《新思潮》上，组织并亲自撰写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问题做了明确的阐述，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判了陶希圣等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同时对托派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身陷囹圄、坚贞不屈，鼓励狱友坚持斗争
1933年初，因上海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党中央机关被迫迁往江西苏区，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领导党在上海的活动。朱镜我调到该局工作。1933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叛变。9月，代理书记盛忠亮也被捕叛变，致使上海中央执行局两次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峻。1934年9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继续领导党在上海的工作，朱镜我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当时极端困难情况下的白区地下斗争，处境十分艰难。
1935年2月19日晚，朱镜我因参加组织活动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以及中央“文委”成员田汉、“文委”书记阳翰笙、“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党团成员许涤新以及特科负责人张维一等30多人，被关押在卢家湾巡捕房地下室的几间牢房里。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朱镜我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多次前来劝降，他不为所动，守口如瓶。朱镜我还利用一切机会团结狱友，身患重病的他还用诗人雪莱“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鼓励被捕同志坚持斗争。他们利用牢房做课堂，读书学习，交流思想。他曾劝田汉说：“老大，你决心读十年书，出狱后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3月6日晚，上海法租界特別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朱镜我等人被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证，被判12年徒刑，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18日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等8人又作为要犯，被秘密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严加看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力争和平解决，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经过党的种种努力和斗争，国民党迫于国际国内形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1937年6月下旬，朱镜我被党组织营救出狱，获得了自由。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他的胃病、肺病严重起来，却使他更加坚定了跟党走、抗日救亡的决心。他出狱后，未等病体完全恢复，立刻投身抗日宣传的洪流中去。
1937年10月，朱镜我受中共长江局派遣去老家宁波等地活动，负责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建立了中断5年之久的党组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开始军旅生活，出任新四军军部首任宣传部长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朱镜我奉调离开浙江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编《剑报》副刊。10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朱镜我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编委，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新四军军旅生活。
朱镜我经常夜以继日地伏案起草文件电报，撰写讲话提纲，修改报告文章，向军部首长和知名文化人士约稿，编审稿件，深入部队指导各支队、各团的宣传工作，领导军直各单位的思想建设。他在全军为工农子弟扫除文盲，开展学用500字运动，还建成了图书馆，供他们借书学习。为宣传新四军敌后抗日，他承担了国统区、敌占区的采访，来访者接待工作以及外国记者的翻译工作。国际友人、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与朱镜我是熟识，对他由知名文化人转变为抗战军人十分钦佩。朱镜我还创作了歌曲《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的歌词，由知名作曲家何士德谱曲。这是一首战斗性、鼓动性很强的歌曲，展现了新四军广大将士英勇顽强、报国为民、奋力杀敌、百折不挠的作风和意志，在新四军广为流传。
为提高部队的理论文化素养，朱镜我还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利用各种资料，既纵论世界时事，又善于抓住重点，把错综复杂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缜密而有条理地分析，深入浅出地讲解，从而使听众自然而然得出中国和世界人民必然战胜日、德、意法西斯的结论。大家普遍爱听他的课。陈毅握住他的手说：“你这个大理论家把马列主义讲活了。党中央调你到这里当部长，要的。”
创办报刊，请周恩来为《抗敌报》题写报名
朱镜我先后参与创办《抗敌报》《抗敌画报》《抗敌》杂志以及业余刊物《文艺》，主持各种报刊的选题、组稿、写稿、审稿工作，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抽空写了不少富有理论性、战斗性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署名的就有20多篇。他为《抗敌》杂志和《抗敌报》撰写的《论现阶段的英美远东政策》《美国的参战趋势与世界大战的持久性》等许多重要文章，深受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赞赏。这些报刊内容广泛，公开发行，质量很高，在军内外影响很大。《抗敌》杂志曾有“向着光明的灯塔”之美称。
1939年2月，周恩来视察皖南新四军军部。他在视察机关、部队时，路过位于汤村的政治部宣传部门口，《抗敌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朱镜我和薛暮桥站在门口等候。朱镜我、薛暮桥就请周恩来进来看看宣传部编印的《抗敌报》。周恩来一听说看报很感兴趣，立即走进来，翻阅报刊，详细询问《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的编排情况，还到印刷所看望了工作人员，当场表扬报刊办得很好。袁国平和朱镜我趁周恩来看报兴浓之际，请他为《抗敌报》报头题字。周恩来爽快答应，欣然为《抗敌报》题写了报名。 不愿先撤退，坚持要和部队一起行动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更加恐惧和仇恨，千方百计对新四军加以限制、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调集军队，向新四军军部逼近，形成了包围圈的态势。
中共顾及全民族抗日大局，决定将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撤往长江以北。1940年12月初，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电示，决定后方机关非战斗人员及老弱病残者，先期分批转移到苏北去。鉴于朱镜我身患严重的胃病，军部决定让他先行撤离皖南，绕道上海去苏北根据地。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向朱镜我传达军首长的决定，要他准备出发，他不肯先走。接着，统战部长夏征农又来劝他，他仍坚持要和大部队一起行动，同进退、共患难。朱镜我说：“我是宣传部长，怎么可以离开部队先走？在这危急关头，理应与大家同牛死共患难，更何况北撤前还有大量宣传教育工作要做，我决意留下和部队一起行动。”
1940年12月3日，朱镜我15岁的女儿朱伊伟和军部服务团等单位先行北撤。临行前，朱镜我將自己津贴中省下来的几元钱塞给女儿，语重心长地说：“伊伟，要坚强些，学会自己照顾自己。”12月9日凌晨，16岁的儿子朱庭光随着教导总队一起北撤，朱镜我在村口和儿子告别：“庭光，你妹妹先走了，军部随后很快也要北撤，你要照顾好自己。”他一边说，一边取出插在上衣口袋的派克钢笔送给儿子，嘱咐：“这是史沫特莱送给我的，你好好使用吧。”朱庭光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父亲依旧站在村口不停向他挥手。这一对儿女不知道，这竟是他们和父亲的永别！在全国解放后，朱庭光把这一支钢笔送到故乡的四明山烈士陵同陈列室展陈。
不愿连累战友，跳崖壮烈牺牲
朱镜我抱病参与转移时各项工作，在牺牲前9天，即1941年1月4日编辑出版的《抗敌报》告别号上，发表了经项英审定的《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署名的《新四军为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告皖南同胞书》，激励官兵斗志。1月4日晚，军部北移，朱镜我因为身体赢弱，路途颠簸，大口吐血，李子芳刚动过阑尾炎手术，军部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们走。阴雨连绵数日，道路泥泞，寒风凛冽，外面漆黑一团，行军速度很慢。6日夜，队伍行至泾县茂林地区，与拦截我军的国民党顽军发生战斗，皖南事变的枪声在此地打响。在艰难转移途中，朱镜我不停地为大家鼓气。老朋友钱俊瑞来看他，劝他：“叶军长说，形势十分危急，希望你能设法化装到农民家里躲躲。”朱镜我还说：“我们最后是会成功的。”
新四军在石井坑突围之际，敌人迅速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13日凌晨，部队突围到西坑时，又被敌人包围。这时敌人放火烧山，四面枪声大作。部队立即又一次实施突围，朱镜我看到自己拖累大家，就对担架队员说：“你们不要抬我，把我放下，不必为我牺牲，你们快走，快冲出去！”同时又对警卫员说：“我命令你，向我开枪，我决不当俘虏！”警卫员怎肯执行。朱镜我夺过枪，却被警卫员夺回。为不拖累战友，朱镜我趁大家不注意，咬牙坐起来，用尽力气纵身一跃，跳下山崖壮烈牺牲，年仅40岁，实现了他早年就立下的为国战死沙场的夙愿。
（责任编辑：贾茹）
青少年时期赴日求学，寻找救国之策
1918年7月，朱镜我的二哥考入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朱镜我非常欣喜，和哥哥一起前往日本学习，对未来的学业充满了希望。起初朱镜我靠二哥的官费勉强生活，后来二哥突然病逝。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打击他，他无依无靠，生活拮据，不得不回国继续学业。1920年7月，朱镜我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公费留日学生，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文化知识。1921年，他转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1922年11月，该校教授坂本公然在课堂上污蔑中国国民顽冥而不知恩义，断言中国极难强盛。朱镜我听了十分气愤，决心寻找救国、强国之策。
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已经传播，朱镜我寻找机会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国破家亡的现实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大多学习理工科专业，他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寻求真理和救国道路，毅然选择学习文科，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社会科学，1927年春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不久，他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深造，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掌握了日、德、英、法4种外语，能熟练阅读外文书籍。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当时旅日的一批进步人士，与他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探讨救国的道路。为了研究日本的发展道路，他还参加了日本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他曾周游日本，目睹日本人歧视、欺负中国人的现象，预言中日之间必有大战。他在日记中写道：“预备着死于沙场，当然是我们的权利。”
参加创造社，是提倡革命文化的闯将
1927年，革命文化团体——创造社的元老成仿吾到日本与朱镜我等人会晤。他们取得共识，认为大革命失败后，急需加强文化工作，要使广大文化工作者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尤其要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同年10月，为加强国内革命文化的力量，朱镜我毅然中止学业，应成仿吾的邀请回到上海，经郭沫若介绍加入创造社，成为该社的理论骨干和中坚分子。
朱镜我是提倡革命文化的闯将。他积极写作，发表文艺评论，在他主编的《文化批判》及《创造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社会和文艺等方面，翻译、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响亮地提出了发展“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和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的皋本原理。《文化批判》第1至第5期发表的系统介绍马列主义原理的论文，12篇中朱镜我就撰写了6篇。《文化批判》发行到第5期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1929年11月15日，《新思潮》杂志在上海创刊。他担任《新思潮》杂志主编，着重介绍马列主义和苏联的情况，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创办书店，到大学讲课，号召学生到实际斗争中去，坚持革命文化斗争。这一时期，朱镜我翻译了恩格斯的经典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时书名翻译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纠正了其他译本中的一些错误翻译，这不仅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这本名著的单译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朱镜我翻译的著作还有《农业问题理论基础》《经济学入门》等书，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受到读者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迷茫彷徨的进步青年的欢迎。他们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是迷途上的导师。”
朱镜我曾指出宣传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此来指导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行动。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兼任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看了朱镜我所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一文，非常欣赏，亲自约朱镜我进一步探讨。周恩来等领导人也约见他，交谈推进革命文化工作的方法和举措。朱镜我和当时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并肩战斗，不断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坚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左联”“社联”相继成立，成为发起人之一
朱镜我和同事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使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的革命文化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促进了左翼文化队伍的形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左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朱镜我在革命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2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朱镜我在上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镜我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终生矢志不渝。
1929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创立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新型艺术学校。学牛几乎都是大革命失败后聚集在上海的文艺爱好者和进步青年。为了使学校教学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当时由夏衍出面请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担任校长。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左翼文化人士和中共党员。朱镜我、夏衍、许幸之、彭康、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沈起予等等，都曾在该校执教过。中华艺术大学政治气氛浓烈，学生思想活跃，学校生机勃勃。
1930年3月2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同寻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下午两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大一楼大教室召开。到会者五六十人，会场中仅有四五十个位置，都被坐满，一些人只好站着。鲁迅、潘汉年、茅盾、夏衍、朱镜我等人出席成立大会，成为发起人。
1930年5月30日，根据党的要求，朱镜我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任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1930年10月起任“文委”（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朱镜我兼任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坚持白色恐怖条件下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在此期问，他主编“社联”的刊物《新思想》《社会科学讲座》等，为宣传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 同时，朱镜我以一名文化战士的姿态，为“左联”和“社联”新创办的刊物积极撰写文章，发表了《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意识形态论》《起来，纪念五一劳动节》《徘徊在十字街头的，究竟是谁？》等一系列文章，宣传马列主义思想，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阵。20 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御用文人、托派分子挑起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朱镜我在他主编的“社联”机关刊物《新思潮》上，组织并亲自撰写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问题做了明确的阐述，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判了陶希圣等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同时对托派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身陷囹圄、坚贞不屈，鼓励狱友坚持斗争
1933年初，因上海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党中央机关被迫迁往江西苏区，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领导党在上海的活动。朱镜我调到该局工作。1933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叛变。9月，代理书记盛忠亮也被捕叛变，致使上海中央执行局两次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峻。1934年9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继续领导党在上海的工作，朱镜我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当时极端困难情况下的白区地下斗争，处境十分艰难。
1935年2月19日晚，朱镜我因参加组织活动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以及中央“文委”成员田汉、“文委”书记阳翰笙、“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党团成员许涤新以及特科负责人张维一等30多人，被关押在卢家湾巡捕房地下室的几间牢房里。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朱镜我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多次前来劝降，他不为所动，守口如瓶。朱镜我还利用一切机会团结狱友，身患重病的他还用诗人雪莱“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鼓励被捕同志坚持斗争。他们利用牢房做课堂，读书学习，交流思想。他曾劝田汉说：“老大，你决心读十年书，出狱后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3月6日晚，上海法租界特別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朱镜我等人被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证，被判12年徒刑，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18日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等8人又作为要犯，被秘密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严加看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力争和平解决，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经过党的种种努力和斗争，国民党迫于国际国内形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1937年6月下旬，朱镜我被党组织营救出狱，获得了自由。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他的胃病、肺病严重起来，却使他更加坚定了跟党走、抗日救亡的决心。他出狱后，未等病体完全恢复，立刻投身抗日宣传的洪流中去。
1937年10月，朱镜我受中共长江局派遣去老家宁波等地活动，负责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建立了中断5年之久的党组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开始军旅生活，出任新四军军部首任宣传部长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朱镜我奉调离开浙江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编《剑报》副刊。10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朱镜我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编委，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新四军军旅生活。
朱镜我经常夜以继日地伏案起草文件电报，撰写讲话提纲，修改报告文章，向军部首长和知名文化人士约稿，编审稿件，深入部队指导各支队、各团的宣传工作，领导军直各单位的思想建设。他在全军为工农子弟扫除文盲，开展学用500字运动，还建成了图书馆，供他们借书学习。为宣传新四军敌后抗日，他承担了国统区、敌占区的采访，来访者接待工作以及外国记者的翻译工作。国际友人、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与朱镜我是熟识，对他由知名文化人转变为抗战军人十分钦佩。朱镜我还创作了歌曲《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的歌词，由知名作曲家何士德谱曲。这是一首战斗性、鼓动性很强的歌曲，展现了新四军广大将士英勇顽强、报国为民、奋力杀敌、百折不挠的作风和意志，在新四军广为流传。
为提高部队的理论文化素养，朱镜我还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利用各种资料，既纵论世界时事，又善于抓住重点，把错综复杂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缜密而有条理地分析，深入浅出地讲解，从而使听众自然而然得出中国和世界人民必然战胜日、德、意法西斯的结论。大家普遍爱听他的课。陈毅握住他的手说：“你这个大理论家把马列主义讲活了。党中央调你到这里当部长，要的。”
创办报刊，请周恩来为《抗敌报》题写报名
朱镜我先后参与创办《抗敌报》《抗敌画报》《抗敌》杂志以及业余刊物《文艺》，主持各种报刊的选题、组稿、写稿、审稿工作，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抽空写了不少富有理论性、战斗性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署名的就有20多篇。他为《抗敌》杂志和《抗敌报》撰写的《论现阶段的英美远东政策》《美国的参战趋势与世界大战的持久性》等许多重要文章，深受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赞赏。这些报刊内容广泛，公开发行，质量很高，在军内外影响很大。《抗敌》杂志曾有“向着光明的灯塔”之美称。
1939年2月，周恩来视察皖南新四军军部。他在视察机关、部队时，路过位于汤村的政治部宣传部门口，《抗敌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朱镜我和薛暮桥站在门口等候。朱镜我、薛暮桥就请周恩来进来看看宣传部编印的《抗敌报》。周恩来一听说看报很感兴趣，立即走进来，翻阅报刊，详细询问《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的编排情况，还到印刷所看望了工作人员，当场表扬报刊办得很好。袁国平和朱镜我趁周恩来看报兴浓之际，请他为《抗敌报》报头题字。周恩来爽快答应，欣然为《抗敌报》题写了报名。 不愿先撤退，坚持要和部队一起行动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更加恐惧和仇恨，千方百计对新四军加以限制、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调集军队，向新四军军部逼近，形成了包围圈的态势。
中共顾及全民族抗日大局，决定将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撤往长江以北。1940年12月初，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电示，决定后方机关非战斗人员及老弱病残者，先期分批转移到苏北去。鉴于朱镜我身患严重的胃病，军部决定让他先行撤离皖南，绕道上海去苏北根据地。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向朱镜我传达军首长的决定，要他准备出发，他不肯先走。接着，统战部长夏征农又来劝他，他仍坚持要和大部队一起行动，同进退、共患难。朱镜我说：“我是宣传部长，怎么可以离开部队先走？在这危急关头，理应与大家同牛死共患难，更何况北撤前还有大量宣传教育工作要做，我决意留下和部队一起行动。”
1940年12月3日，朱镜我15岁的女儿朱伊伟和军部服务团等单位先行北撤。临行前，朱镜我將自己津贴中省下来的几元钱塞给女儿，语重心长地说：“伊伟，要坚强些，学会自己照顾自己。”12月9日凌晨，16岁的儿子朱庭光随着教导总队一起北撤，朱镜我在村口和儿子告别：“庭光，你妹妹先走了，军部随后很快也要北撤，你要照顾好自己。”他一边说，一边取出插在上衣口袋的派克钢笔送给儿子，嘱咐：“这是史沫特莱送给我的，你好好使用吧。”朱庭光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父亲依旧站在村口不停向他挥手。这一对儿女不知道，这竟是他们和父亲的永别！在全国解放后，朱庭光把这一支钢笔送到故乡的四明山烈士陵同陈列室展陈。
不愿连累战友，跳崖壮烈牺牲
朱镜我抱病参与转移时各项工作，在牺牲前9天，即1941年1月4日编辑出版的《抗敌报》告别号上，发表了经项英审定的《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署名的《新四军为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告皖南同胞书》，激励官兵斗志。1月4日晚，军部北移，朱镜我因为身体赢弱，路途颠簸，大口吐血，李子芳刚动过阑尾炎手术，军部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们走。阴雨连绵数日，道路泥泞，寒风凛冽，外面漆黑一团，行军速度很慢。6日夜，队伍行至泾县茂林地区，与拦截我军的国民党顽军发生战斗，皖南事变的枪声在此地打响。在艰难转移途中，朱镜我不停地为大家鼓气。老朋友钱俊瑞来看他，劝他：“叶军长说，形势十分危急，希望你能设法化装到农民家里躲躲。”朱镜我还说：“我们最后是会成功的。”
新四军在石井坑突围之际，敌人迅速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13日凌晨，部队突围到西坑时，又被敌人包围。这时敌人放火烧山，四面枪声大作。部队立即又一次实施突围，朱镜我看到自己拖累大家，就对担架队员说：“你们不要抬我，把我放下，不必为我牺牲，你们快走，快冲出去！”同时又对警卫员说：“我命令你，向我开枪，我决不当俘虏！”警卫员怎肯执行。朱镜我夺过枪，却被警卫员夺回。为不拖累战友，朱镜我趁大家不注意，咬牙坐起来，用尽力气纵身一跃，跳下山崖壮烈牺牲，年仅40岁，实现了他早年就立下的为国战死沙场的夙愿。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