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因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受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几个月前《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有抄袭的嫌疑。
　　这位正厅级的贪官为何连悔过书都要抄袭，我想这并非偶发事件，极有可能是这位贪官的习惯性举止，也是贪官这个群体的习惯性举止。在他们看来，无论抄袭也好，造假也罢，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腐败与造假向来就是是孪生儿，大贪官胡长清从市场上买假文凭；邱晓华在上海“包二奶”、生小孩，在家里还是模范丈夫；武汉市原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每天穿着价格便宜的衣服，甚至袜子还有窟窿，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
　　如果贪官造假仅仅涉及个人生活问题，那还可能不会给公众带来巨大危害，但是他们的脚步决不停留于此。为了政绩，他们可以将荒山用油漆涂绿，称为“绿化工程”；可以在统计数字上造假，称之为“发展经济有方”。大贪官王怀忠将遣假发挥到极致，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元，而在属下的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名字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名人的假纳税发票。
　　造假与腐败是孪生儿，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有关部门如果发现官员造假行为，就应当深挖一下这背后有无腐败现象，造假的官员是否是一个贪官；如果发现贪官的腐败行为，也要回过头看看他的所谓政绩有哪些是假造的，以防止继续遗害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