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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为什么在海外写北京?你写的北京与老舍、王朔有关系吗?如何评价中国大陆写作者对北京的描写?
张北海:这本小说设法表达两个主题——无论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即侠之终结和老北京的消逝。因此,虽然我人在纽约,还是选择了我的出生地、抗战前后的老北京,作为小说的地理背景。与此同时,也可将当年北京的一些讯息,传达给当今年青一代,也就是说,八十多年前,北京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日子。
《侠隐》和老舍或王朔的关系不大,但《骆驼祥子》叙述的老北京,是我的参考之一。
至于如何评价大陆写作者对北京的描写,前辈或当代作家任何抒情式的感性文章,无可厚非,其他,我没有资格发言。
南都周刊: 姜文看中的是北京还是武侠?为何一个海外作家写北京的小说引起了老北京人姜文的共鸣?
张北海:我想姜文应该看中了小说的某一方面,否则他不会去拍。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以导演为主的创作。我觉得应该,也必须让姜文放手去拍。
至于为什么一个海外作家写老北京的小说,会引起老北京姜文的共鸣,我也只能猜测,大概姜文有他某种感性或浪漫的情怀,也正偷偷地向往那个远去的时代。
南都周刊: 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复原北京的氛围、味道、生活方式?
张北海:我尽量设法做到这一点。《侠隐》是一部写实作品,既然我把历史背景设在抗战前后的北平,又把一个侠士放在一个二十世纪真实社会,那19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等等,就不但在所必需,而且成为书中一个重要角色,但北京,或你我,都无法回到从前,允许我借用王德威教授评论《侠隐》那最后一句话:“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
南都周刊:《侠隐》里老北京生活方式是兼收并蓄的。连大小姐都跟美国女孩儿差不多,现在都很难做到吧。
张北海:任何叙述都不容易,都难达到作者期望的境界,但既然你已经指出我“笔下的老北京生活方式是兼收并蓄的”,那这部小说的叙述至少有了如此一个反应,关于“大小姐都跟美国女孩儿差不多”,想想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风已经渗入至少诸如十里洋场、天津、北京等等大都市,西装革履已非异服,连旗袍都开始有了腰身,再想到书中大小姐蓝兰,就读的又是北京美国学校,那就更加必然了。
南都周刊:如何评价现在的北京?理想中的北京是怎样的?
张北海:我离开北京六十余年,虽然不时往返,但远在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感到陌生了,而且不仅仅是牌楼城墙的消失,连我幼年喜爱的小吃,都难再尝到。至于现在的北京,大约两年才回去一次的我,更没有资格评论。我多半是看老朋友,办点事,和吃(倒是真有好的),连街都少逛。
它容忍了我,我也容忍了它
南都周刊:你愿意将《侠隐》与哪些武侠小说放在一起?
张北海:《侠隐》如果能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放一起,尽管我会脸红,但也会高兴,他不但是我的前辈,而且是最早一位作家把武侠人物(该书关氏父女),写进了二十世纪通俗小说的。
南都周刊:武林高手比较少见的职务是编辑。《侠隐》这样安排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张北海:是有用意。武林高手,不提别的,也要吃喝拉撒睡,更不提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同时,这是刻意安排的身份掩护。
南都周刊:《侠隐》其实非常类似于“纯文学”,比如说大多数时候兴趣并不在故事情节而在人物与环境。而武侠小说属于通俗小说,为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有难度吗?
张北海:我写的是一部通俗小说,而非“纯文学”,单凭它是武侠小说,就已经和严肃文学搭不上边了。我只是一个说故事的,站在中国传统小说那些前辈巨人的肩膀上,设法为武侠人物在现代或当代存身,探求一个可能。
南都周刊:在联合国工作的愉快吗?感觉是很正规的工作,在工作中有卡夫卡那种对现代办公室制度感到反感吗?
张北海:在联合国工作相当愉快,同时,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远去他国为国际机构会议服务,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去看世界,扩大视野。至于有没有卡夫卡那种对现代办公室制度的反感,对我来说,有时肯定会有,但我的个性和人生观或许减轻了一些反感,也就不会因此而苦恼。
南都周刊:陈升在歌中称你为嬉皮,如果是真的话,这种气质与联合国的工作合拍吗?
张北海:陈升那首歌应该是朋友之间善意的戏称,我当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嬉皮,只不过因为走过了那个时代,免不了多多少少感染上了一点点味道而已。
至于这种气质与联合国工作是否合拍,我只能说,在国际机构工作二十五年,它容忍了我,我也容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