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为什么在海外写北京？你写的北京与老舍、王朔有关系吗？如何评价中国大陆写作者对北京的描写？
　　张北海：这本小说设法表达两个主题——无论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即侠之终结和老北京的消逝。因此，虽然我人在纽约，还是选择了我的出生地、抗战前后的老北京，作为小说的地理背景。与此同时，也可将当年北京的一些讯息，传达给当今年青一代，也就是说，八十多年前，北京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日子。
　　《侠隐》和老舍或王朔的关系不大，但《骆驼祥子》叙述的老北京，是我的参考之一。
　　至于如何评价大陆写作者对北京的描写，前辈或当代作家任何抒情式的感性文章，无可厚非，其他，我没有资格发言。
　　南都周刊： 姜文看中的是北京还是武侠？为何一个海外作家写北京的小说引起了老北京人姜文的共鸣？
　　张北海：我想姜文应该看中了小说的某一方面，否则他不会去拍。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以导演为主的创作。我觉得应该，也必须让姜文放手去拍。
　　至于为什么一个海外作家写老北京的小说，会引起老北京姜文的共鸣，我也只能猜测，大概姜文有他某种感性或浪漫的情怀，也正偷偷地向往那个远去的时代。
　　南都周刊： 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复原北京的氛围、味道、生活方式？
　　张北海：我尽量设法做到这一点。《侠隐》是一部写实作品，既然我把历史背景设在抗战前后的北平，又把一个侠士放在一个二十世纪真实社会，那19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等等，就不但在所必需，而且成为书中一个重要角色，但北京，或你我，都无法回到从前，允许我借用王德威教授评论《侠隐》那最后一句话：“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
　　南都周刊：《侠隐》里老北京生活方式是兼收并蓄的。连大小姐都跟美国女孩儿差不多，现在都很难做到吧。
　　张北海：任何叙述都不容易，都难达到作者期望的境界，但既然你已经指出我“笔下的老北京生活方式是兼收并蓄的”，那这部小说的叙述至少有了如此一个反应，关于“大小姐都跟美国女孩儿差不多”，想想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风已经渗入至少诸如十里洋场、天津、北京等等大都市，西装革履已非异服，连旗袍都开始有了腰身，再想到书中大小姐蓝兰，就读的又是北京美国学校，那就更加必然了。
　　南都周刊：如何评价现在的北京？理想中的北京是怎样的？
　　张北海：我离开北京六十余年，虽然不时往返，但远在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感到陌生了，而且不仅仅是牌楼城墙的消失，连我幼年喜爱的小吃，都难再尝到。至于现在的北京，大约两年才回去一次的我，更没有资格评论。我多半是看老朋友，办点事，和吃（倒是真有好的），连街都少逛。

它容忍了我，我也容忍了它

　　南都周刊：你愿意将《侠隐》与哪些武侠小说放在一起？
　　张北海：《侠隐》如果能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放一起，尽管我会脸红，但也会高兴，他不但是我的前辈，而且是最早一位作家把武侠人物（该书关氏父女），写进了二十世纪通俗小说的。
　　南都周刊：武林高手比较少见的职务是编辑。《侠隐》这样安排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张北海：是有用意。武林高手，不提别的，也要吃喝拉撒睡，更不提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同时，这是刻意安排的身份掩护。
　　南都周刊：《侠隐》其实非常类似于“纯文学”，比如说大多数时候兴趣并不在故事情节而在人物与环境。而武侠小说属于通俗小说，为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有难度吗？
　　张北海：我写的是一部通俗小说，而非“纯文学”，单凭它是武侠小说，就已经和严肃文学搭不上边了。我只是一个说故事的，站在中国传统小说那些前辈巨人的肩膀上，设法为武侠人物在现代或当代存身，探求一个可能。
　　南都周刊：在联合国工作的愉快吗？感觉是很正规的工作，在工作中有卡夫卡那种对现代办公室制度感到反感吗？
　　张北海：在联合国工作相当愉快，同时，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远去他国为国际机构会议服务，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去看世界，扩大视野。至于有没有卡夫卡那种对现代办公室制度的反感，对我来说，有时肯定会有，但我的个性和人生观或许减轻了一些反感，也就不会因此而苦恼。
　　南都周刊：陈升在歌中称你为嬉皮，如果是真的话，这种气质与联合国的工作合拍吗？
　　张北海：陈升那首歌应该是朋友之间善意的戏称，我当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嬉皮，只不过因为走过了那个时代，免不了多多少少感染上了一点点味道而已。
　　至于这种气质与联合国工作是否合拍，我只能说，在国际机构工作二十五年，它容忍了我，我也容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