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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之交，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来，敦煌遗书、明清大内档案、殷墟甲骨、汉晋木简，这被后人称为中国学术史的“四大发现”，彻底改观了中国历史之研究。其中，无论以文献的数量还是信息重要性而言敦煌遗书都可称魁首。1900年，远在大漠敦煌的王道士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莫高窟的藏经洞，不期然地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的全新时代。这批海量文献资料至今仍放射出灼灼光华，照亮六朝隋唐史的学术研究。
据推测，彼时藏经洞所藏文书手卷或逾十万册，而几经掠夺、窃取、遗失，辗转波折，到目前所知总数仍大概有58000余件，主要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几十件珍贵的敦煌文书，主要包括黄文弼、罗振玉、梁素文、唐兰等人旧藏，其中有书法精美的经卷，也有史料价值珍贵的公私文书。
一、国博藏《本际经》的流传
此卷《太玄真—本际经》（可简称为《本际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原中国历史博物馆1962年购于庆云堂的敦煌写卷精品，是我国著名金石考古学家罗振玉（1866-1940）旧藏。
罗振玉是对敦煌文献的抢救、保存、刊布、研究等诸多方面居功至伟的人物。1909年中秋，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约请北京的名流学者，于苏州胡同寓所观摩其1908年从敦煌掠得的石室遗书，敦煌藏经洞的存在才为国人所知。罗振玉经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介绍前往，得见《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余种写卷精品，大为惊叹。当他得悉敦煌仍有八千余件写本尚存，便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查封藏经洞，并将剩余八千卷押送回京。正是这一举措方使得敦煌遗珍未佚失殆尽。
罗氏也是最先将各方所得写卷影印出版的第一人，从1909年直至1940年，他于三十年间不遗余力整理各方收藏，并予以刊布，前后编撰有《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等，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王国维曾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中感叹：“辛亥以后，（罗）流寓海允鬻长物以自给，而殷虚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其为敦煌学所作的奠基工作至今令人感怀。
贞松堂藏品后来流散，一部分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一件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太玄真—本际经》。该卷由《太玄真一本际经付嘱品卷第二》和《太玄真—本际经第五》两件残卷合装而成，保存相对完整，前有罗振玉题签：“唐太玄真—本际经二及第五残卷，有后题”。全卷长近四米，有乌丝栏，楷书写成，计224行，行l7字，曾收录在罗振玉1939年编撰的《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这部罗氏去世前一年付印的丛书，影刊了其自藏的敦煌写本36类52卷，全书仅录图版而无评议。
二、《本际经》题记所隐含的历史信息
《太玄真一本际经》是唐朝时非常流行的一部道经。唐武周时僧人玄嶷在《甄正论》中称：“至如《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据《宋高僧传》卷十七《玄嶷传》载，玄嶷原本为义学高道，武后崇佛抑道之后便舍道入佛，以其对道教之了解程度，隋代刘进喜及唐初李仲卿为《本际经》作者之说概为可信。《本际经》总结了隋唐之际的佛道论争，是一部思想上集大成之作，论证了《老子》乃至道教哲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神圣性，从新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对佛学挑战进行了回应。现存的百余件《本际经》抄本中，有纪年者皆抄录于初唐、盛唐时，可见它在唐朝初年就已经流传甚广。
魏晋以降，佛道两教并行发展，皆逐渐进入繁荣的高峰期。入唐后，由于李唐统治者将自己认作道教先祖李耳后代，追尊老子号“玄元皇帝”，故大力推行道教，由官方组织了大量尊崇道教的活动。贞观二十一年（647），蔡晃、成玄英等三十余名高道齐集长安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对《道德经》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整理。乾封元年（666），高宗在全国三百余州建立了皇家资助的道观和寺院。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上表建议“十二事”就有一条为“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唐高宗则大力推行道经的收集整理，命长安昊天观主尹文操编的《玉纬经目》，是—本关于7300余卷《道藏》的全面目录。
自敦煌写经被发现之日起，罗振玉、王国维、伯希和等人就开始对道教佚经进行探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第二集所录即全是道书。目前所知敦煌道书的总数目前应有600多件，而以《太玄真—本际经》写本最多。吴其昱先生在《敦煌发现的七世纪道教佚经<本际经>写本》统计敦煌本《本际经》共计106件，其中卷二《付嘱品》19件，卷五《证实品》9件。饶宗颐先生曾指出：“以敦煌写卷道教典籍初步统计《本际经》几占全数四分之一强。”而随着敦煌遗书整理工作不断推进，关于敦煌《本际经》写本数量最新的数据来自王卡先生近年来的考证（见《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据他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本际经》唐写本共有140余件，约占道经抄本总数的五分之一，在道经中比重最大，超过了《道德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太玄真一本际经》第二段卷末有一则题跋：“冲虚观主宋妙仙人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短短二十二个字，为了解此卷经书及当时历史史实提供了重要信息。
我们虽不能从此跋文推测本卷《本际经》之作者身份，但此经书之对象宋妙仙的身份无疑是名女冠。唐代女冠盛行，冲虚观就是当时敦煌附近一著名女道观，“宋妙仙”是典型的唐代女冠道号。敦煌遗书中有若干女冠写经，如伯2170号《太玄真—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末题“女冠赵妙虚敬写”，字体工整俊秀，是写经书法中的精品之作。敦煌距长安远隔千里，跋中所提及宋妙仙观主为“抄一切经”远赴京城，竟“未还身故”，简单四字令人为此观主的命运倍感唏嘘，同时也可从中遥想当时抄经规模之大、牵涉人数之众、耗时之长久。 在唐代官方文书中，多泛称道经总集为“一切道经”，唐代道教传播最为重要的契机，乃高宗和武后以为太子李弘祈福之名义，大规模地组织抄写“一切道经”。汤用彤先生在《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中称，当时“为孝敬皇帝所写的道经则超过七万卷”，可见当时抄经规模之大。“孝敬皇帝”为太子李弘死后所追谥帝号，其为唐高宗第五子，生母为武则天，于显庆元年（656）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死，年二十四。《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传》载“太子多疾病”。因此，在太子生前，唐高宗就曾敕命天下道士写经以祈祷治愈太子疾病。在敦煌道经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和P 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经末皆有相同题记：“麟德元年（664）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i3。太子死后，敕命抄道经为太子超度，写经规模有增无减。敦煌文书S.1513号《御制一切道经序>以充满感情的骈文对写经超度太子之意有所说明：
……孝敬皇帝，前星赋象，贞列纬于乾枢；
少海澄澜，奠名区域震域问安视膳体恭孝以
端仪：抚军监国，服仁爱而凝范学昭通敏，非受
谕于春卿：识宗沉几，自含章于秋礼。今者黄
离遽陨碧旋虚翔鹤可羁，奄促迸仙之驾：鸣鸡
载响，无复入谒之期。……故展衷情，为写一
切道经卅六部。风策英词，更入飞云之篆。
九官秘册，罄金版而无遗：五岳真筌，窥琳
房而毕备。所愿以兹妙业，所愿以兹妙业，
式祜储灵，总万福以扶维，严十仙而警卫。
靡流星之琳旆，上星甸以游衿：驭驰日之琼
轮，下日门而弭节。镇升光碧之宇，常安泰紫
之庭；天地之所包含，阴阳之所播植。并乘
六辨，俱出四途。
除了长安附近道观组织抄写经书外，远至敦煌的冲虚观、神泉观都有道士奉旨入长安写经。如上海图书馆—八号文书有题记云“《太玄真—本际经卷第二》。大周长寿二年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士圃国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是敦煌神泉观道士入京的证明。
根据有年款的敦煌经卷看来，这样大规模的写经活动—直持续至李弘死后的二十余年。国博本《太玄真—本际经》虽未署年款，也无名款可考，但根据以上分析，可推测该经书抄写时间或在公元656至693年间，即李弘被立为太子至其死后二十年之间。
另外必须认识到，“二圣”亲自不遗余力地推动如此大规模的抄经，虽以太子名义发起，但不能忽视其政治目的。为维护华夏文化和李唐统治的需要，在初唐的佛道论衡中，道教受到王权的支持。唐初雕版印刷尚未普及，传播道经的方式仍主要依靠写本，由官方组织各地道教人士入京写经，可将写本传播至各地，是扩大道教在全国影响的有力手段。敦煌发现的道经中，除本地写本之外，还有一些长安写本，可见此时“一切道经”的传播从长安波及地方，客观上扩大了道教的影响。
三、融合南北的楷书史料
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敦煌写卷向我们展现了文字的衍变与成熟、书风的延续与变迁。魏晋及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繁荣灿烂的两个高峰期，尤其是有唐一代，真、行、草、篆、隶各体均有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被后人不断追随的书法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李邕、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钟绍京、孙过庭等，这些璀璨的群星构筑了书法史最为丰富的篇章。从书论角度说，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书断》《书议》《法书要录》等书学论著，深深影响了后世书法美学的发展。
然而，因战乱之祸，那些书于殿堂庙宇之上的名家墨迹几乎荡然无存，被奉为书圣的王羲竟未能有一件真迹流传下来。杜甫《题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云“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可见至宋代时“草圣”张旭的墨迹就已经难得一见，更遑论后世，人们也只能从传世的文章及碑版中想象书法史上那个高峰的恢宏与灿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唐书法尽管名声显赫，但面貌却模糊不清。直至敦煌写卷的问世，才揭去了晋唐书迹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先唐书作的“真容”。
敦煌遗书中大量墨迹为书史研究提供了最为直观而确切的材料。通过横向的、同一时代书作之比较，及纵向的、不同时期同一内容作品之比对，原本被干瘪、概念化的书法史可以被还原成生动的图像，可以纠正过去人们片面甚至谬误的理解。
敦煌遗书中，最早的书作可上溯至公元4世纪，最晚的一件到北宋初咸平五年（1002），写卷的范围“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时间跨度近七个世纪。而这七个世纪是字体衍变和书风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尤其是由隶入楷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字体在变革的过程中所呈现的样态总是最为多样、丰富的，其笔法、字法的表现也具有各种可能性。
从文字学角度讲，字体的演变历史有两个重要转折：一是隶书取代篆书，二是楷书取代隶书。隶书将篆书圆转的笔势变成方折，字的部件合并、重组，不再“象形”，同时给人们的书写提供了方便；而楷书脱胎于汉隶，改变了隶书字形宽扁、笔画波折提按的特点（特别是主笔横画），历经六朝二百余年衍变，在隋朝统一全国的局势下融汇南北而走向巅峰，逐渐替代隶书成为了主流书体。汉简和帛书中“篆隶合参”的现象，以及隋唐以前敦煌遗书中的“隶楷合参”现象，就是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衍变过程的明证。我们常说的五种书体中的“行书”和“草书”，是基于快速书写的需要而发展出来，并在艺术上日益突破的一种书写方式。魏晋隋唐时期，真、草、隶、行各种书体及书写风格并存，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景象。
隋代虽然国祚甚短，但其上承南北朝，下启三唐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格外重要。在书法史上亦然，隋代统一南北书风，形成了严谨、典雅的新格局，为唐书的繁荣奠定了扎实基础。隋代两世而亡，但许多书家延续到唐代，对唐代书风影响深远。唐初欧、虞、褚、薛四家有开一代新风之功，他们沟通南北，师法“二王”而兼学北碑，奠定了唐代书法的基本风格。但从敦煌写卷中八十余件有明确纪年的隋代经卷可知，隋代已经出现了法度相当成熟的楷书，书体与欧阳询、褚遂良接近，兼有南北书风的影响。因而，敦煌写卷的问世让我们可以用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唐代书法：“初唐四家”继承了隋代以来的书风，是集大成者而非某种书风的独创者，他们引领了唐代书风，而非开创了一代书风。 此外，那些名留史册的大书法成就固然精深，且对后世影响绵远，但魏晋以来的那些连作者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书作，则代表了当时书风更真实、更普遍的面貌。大量具有一定书写熟练程度的人参与到了经卷抄写工作中，这些书写者的身份有民间以抄写经书为生的“写经生”，有官方出资雇佣的“官经生”，还有一些僧侣及读书人。仅敦煌一地发现的墨迹数量就如此之巨，水平也如此之高，不难推想，当时能书善书之人数量何其可观、当时书法何其兴盛。
这些“经生”与我们熟悉的那些书法大家生活于同一时代，书风必然具有相似之处，甚至很可能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据史料显示，当时诸多书法名家都曾受敕命书写经文范本，以供写经生摹写。而敦煌发现的王羲之《笔势论》残卷，说明《笔势论》在宋以前就传抄于民间，足见当时人们对书法艺术的重视。还有一些经卷中写经者自谦的题跋，证实当时人们在抄写经书时，对书法艺术水准是自发的。如S.797《萨婆阿私底婆地十颂比丘诫本》的书手在跋文中说：“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意，莫笑其字也。”S.2925号《佛说辨易经》的书手也同样承认自己“手拙”。
国博藏《太玄真—本际经》字迹工整，结体端庄宽博，行笔秀劲道美，稳健流畅，略带行书笔意。通篇洋洋洒洒，却笔笔不苟，前后两卷虽为合装，但两部分残卷的书写风格极为相似，即便无法确认出于同一人之手，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在同一地域、同一时间段所抄录。 如前考证，此卷应为唐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所抄，但仍可看出南北朝书法的遗风。后半段经书，即《太玄真—本际经卷第五》中，行笔转折处具有明显的三节转折结构，这在唐代典型楷书作品中已演变为更加宽松圆润的写法。两段经书字形皆为右侧微微抬起，左低而右高，横笔多侧锋斜入，竖笔多为悬针，具有5世纪两晋“险绝期”特色。我们所熟知的书风与时代、地域之关联，往往是后世总结得出的最为典型的风貌，而更多的书写者往往受到地域、年龄，以及目之所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书风会带有各个时代和跨地域特色杂糅的特点。所以，即便是力求简单易识、“千篇一律”的写经，也并不能抹杀书写者的个性特点。
敦煌遗书不仅是国之宝藏，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历史与社会、人文与艺术等不同角度来使用、解读这些来自一千五百年前的信息，其资料内容往往可补充于各层面、学科的研究，推动了多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国博藏《太玄真一本际经》虽不过是敦煌写卷之沧海一粟，而其内容可供挖掘之多，远非一两篇文章所能穷尽，由此推想，那近六万卷敦煌遗书所承载的信息含量之巨大，是何等令人惊叹。
据推测，彼时藏经洞所藏文书手卷或逾十万册，而几经掠夺、窃取、遗失，辗转波折，到目前所知总数仍大概有58000余件，主要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几十件珍贵的敦煌文书，主要包括黄文弼、罗振玉、梁素文、唐兰等人旧藏，其中有书法精美的经卷，也有史料价值珍贵的公私文书。
一、国博藏《本际经》的流传
此卷《太玄真—本际经》（可简称为《本际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原中国历史博物馆1962年购于庆云堂的敦煌写卷精品，是我国著名金石考古学家罗振玉（1866-1940）旧藏。
罗振玉是对敦煌文献的抢救、保存、刊布、研究等诸多方面居功至伟的人物。1909年中秋，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约请北京的名流学者，于苏州胡同寓所观摩其1908年从敦煌掠得的石室遗书，敦煌藏经洞的存在才为国人所知。罗振玉经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介绍前往，得见《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余种写卷精品，大为惊叹。当他得悉敦煌仍有八千余件写本尚存，便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查封藏经洞，并将剩余八千卷押送回京。正是这一举措方使得敦煌遗珍未佚失殆尽。
罗氏也是最先将各方所得写卷影印出版的第一人，从1909年直至1940年，他于三十年间不遗余力整理各方收藏，并予以刊布，前后编撰有《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等，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王国维曾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中感叹：“辛亥以后，（罗）流寓海允鬻长物以自给，而殷虚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其为敦煌学所作的奠基工作至今令人感怀。
贞松堂藏品后来流散，一部分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一件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太玄真—本际经》。该卷由《太玄真一本际经付嘱品卷第二》和《太玄真—本际经第五》两件残卷合装而成，保存相对完整，前有罗振玉题签：“唐太玄真—本际经二及第五残卷，有后题”。全卷长近四米，有乌丝栏，楷书写成，计224行，行l7字，曾收录在罗振玉1939年编撰的《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这部罗氏去世前一年付印的丛书，影刊了其自藏的敦煌写本36类52卷，全书仅录图版而无评议。
二、《本际经》题记所隐含的历史信息
《太玄真一本际经》是唐朝时非常流行的一部道经。唐武周时僧人玄嶷在《甄正论》中称：“至如《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据《宋高僧传》卷十七《玄嶷传》载，玄嶷原本为义学高道，武后崇佛抑道之后便舍道入佛，以其对道教之了解程度，隋代刘进喜及唐初李仲卿为《本际经》作者之说概为可信。《本际经》总结了隋唐之际的佛道论争，是一部思想上集大成之作，论证了《老子》乃至道教哲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神圣性，从新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对佛学挑战进行了回应。现存的百余件《本际经》抄本中，有纪年者皆抄录于初唐、盛唐时，可见它在唐朝初年就已经流传甚广。
魏晋以降，佛道两教并行发展，皆逐渐进入繁荣的高峰期。入唐后，由于李唐统治者将自己认作道教先祖李耳后代，追尊老子号“玄元皇帝”，故大力推行道教，由官方组织了大量尊崇道教的活动。贞观二十一年（647），蔡晃、成玄英等三十余名高道齐集长安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对《道德经》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整理。乾封元年（666），高宗在全国三百余州建立了皇家资助的道观和寺院。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上表建议“十二事”就有一条为“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唐高宗则大力推行道经的收集整理，命长安昊天观主尹文操编的《玉纬经目》，是—本关于7300余卷《道藏》的全面目录。
自敦煌写经被发现之日起，罗振玉、王国维、伯希和等人就开始对道教佚经进行探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第二集所录即全是道书。目前所知敦煌道书的总数目前应有600多件，而以《太玄真—本际经》写本最多。吴其昱先生在《敦煌发现的七世纪道教佚经<本际经>写本》统计敦煌本《本际经》共计106件，其中卷二《付嘱品》19件，卷五《证实品》9件。饶宗颐先生曾指出：“以敦煌写卷道教典籍初步统计《本际经》几占全数四分之一强。”而随着敦煌遗书整理工作不断推进，关于敦煌《本际经》写本数量最新的数据来自王卡先生近年来的考证（见《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据他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本际经》唐写本共有140余件，约占道经抄本总数的五分之一，在道经中比重最大，超过了《道德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太玄真一本际经》第二段卷末有一则题跋：“冲虚观主宋妙仙人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短短二十二个字，为了解此卷经书及当时历史史实提供了重要信息。
我们虽不能从此跋文推测本卷《本际经》之作者身份，但此经书之对象宋妙仙的身份无疑是名女冠。唐代女冠盛行，冲虚观就是当时敦煌附近一著名女道观，“宋妙仙”是典型的唐代女冠道号。敦煌遗书中有若干女冠写经，如伯2170号《太玄真—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末题“女冠赵妙虚敬写”，字体工整俊秀，是写经书法中的精品之作。敦煌距长安远隔千里，跋中所提及宋妙仙观主为“抄一切经”远赴京城，竟“未还身故”，简单四字令人为此观主的命运倍感唏嘘，同时也可从中遥想当时抄经规模之大、牵涉人数之众、耗时之长久。 在唐代官方文书中，多泛称道经总集为“一切道经”，唐代道教传播最为重要的契机，乃高宗和武后以为太子李弘祈福之名义，大规模地组织抄写“一切道经”。汤用彤先生在《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中称，当时“为孝敬皇帝所写的道经则超过七万卷”，可见当时抄经规模之大。“孝敬皇帝”为太子李弘死后所追谥帝号，其为唐高宗第五子，生母为武则天，于显庆元年（656）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死，年二十四。《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传》载“太子多疾病”。因此，在太子生前，唐高宗就曾敕命天下道士写经以祈祷治愈太子疾病。在敦煌道经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和P 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经末皆有相同题记：“麟德元年（664）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i3。太子死后，敕命抄道经为太子超度，写经规模有增无减。敦煌文书S.1513号《御制一切道经序>以充满感情的骈文对写经超度太子之意有所说明：
……孝敬皇帝，前星赋象，贞列纬于乾枢；
少海澄澜，奠名区域震域问安视膳体恭孝以
端仪：抚军监国，服仁爱而凝范学昭通敏，非受
谕于春卿：识宗沉几，自含章于秋礼。今者黄
离遽陨碧旋虚翔鹤可羁，奄促迸仙之驾：鸣鸡
载响，无复入谒之期。……故展衷情，为写一
切道经卅六部。风策英词，更入飞云之篆。
九官秘册，罄金版而无遗：五岳真筌，窥琳
房而毕备。所愿以兹妙业，所愿以兹妙业，
式祜储灵，总万福以扶维，严十仙而警卫。
靡流星之琳旆，上星甸以游衿：驭驰日之琼
轮，下日门而弭节。镇升光碧之宇，常安泰紫
之庭；天地之所包含，阴阳之所播植。并乘
六辨，俱出四途。
除了长安附近道观组织抄写经书外，远至敦煌的冲虚观、神泉观都有道士奉旨入长安写经。如上海图书馆—八号文书有题记云“《太玄真—本际经卷第二》。大周长寿二年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士圃国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是敦煌神泉观道士入京的证明。
根据有年款的敦煌经卷看来，这样大规模的写经活动—直持续至李弘死后的二十余年。国博本《太玄真—本际经》虽未署年款，也无名款可考，但根据以上分析，可推测该经书抄写时间或在公元656至693年间，即李弘被立为太子至其死后二十年之间。
另外必须认识到，“二圣”亲自不遗余力地推动如此大规模的抄经，虽以太子名义发起，但不能忽视其政治目的。为维护华夏文化和李唐统治的需要，在初唐的佛道论衡中，道教受到王权的支持。唐初雕版印刷尚未普及，传播道经的方式仍主要依靠写本，由官方组织各地道教人士入京写经，可将写本传播至各地，是扩大道教在全国影响的有力手段。敦煌发现的道经中，除本地写本之外，还有一些长安写本，可见此时“一切道经”的传播从长安波及地方，客观上扩大了道教的影响。
三、融合南北的楷书史料
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敦煌写卷向我们展现了文字的衍变与成熟、书风的延续与变迁。魏晋及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繁荣灿烂的两个高峰期，尤其是有唐一代，真、行、草、篆、隶各体均有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被后人不断追随的书法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李邕、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钟绍京、孙过庭等，这些璀璨的群星构筑了书法史最为丰富的篇章。从书论角度说，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书断》《书议》《法书要录》等书学论著，深深影响了后世书法美学的发展。
然而，因战乱之祸，那些书于殿堂庙宇之上的名家墨迹几乎荡然无存，被奉为书圣的王羲竟未能有一件真迹流传下来。杜甫《题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云“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可见至宋代时“草圣”张旭的墨迹就已经难得一见，更遑论后世，人们也只能从传世的文章及碑版中想象书法史上那个高峰的恢宏与灿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唐书法尽管名声显赫，但面貌却模糊不清。直至敦煌写卷的问世，才揭去了晋唐书迹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先唐书作的“真容”。
敦煌遗书中大量墨迹为书史研究提供了最为直观而确切的材料。通过横向的、同一时代书作之比较，及纵向的、不同时期同一内容作品之比对，原本被干瘪、概念化的书法史可以被还原成生动的图像，可以纠正过去人们片面甚至谬误的理解。
敦煌遗书中，最早的书作可上溯至公元4世纪，最晚的一件到北宋初咸平五年（1002），写卷的范围“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时间跨度近七个世纪。而这七个世纪是字体衍变和书风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尤其是由隶入楷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字体在变革的过程中所呈现的样态总是最为多样、丰富的，其笔法、字法的表现也具有各种可能性。
从文字学角度讲，字体的演变历史有两个重要转折：一是隶书取代篆书，二是楷书取代隶书。隶书将篆书圆转的笔势变成方折，字的部件合并、重组，不再“象形”，同时给人们的书写提供了方便；而楷书脱胎于汉隶，改变了隶书字形宽扁、笔画波折提按的特点（特别是主笔横画），历经六朝二百余年衍变，在隋朝统一全国的局势下融汇南北而走向巅峰，逐渐替代隶书成为了主流书体。汉简和帛书中“篆隶合参”的现象，以及隋唐以前敦煌遗书中的“隶楷合参”现象，就是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衍变过程的明证。我们常说的五种书体中的“行书”和“草书”，是基于快速书写的需要而发展出来，并在艺术上日益突破的一种书写方式。魏晋隋唐时期，真、草、隶、行各种书体及书写风格并存，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景象。
隋代虽然国祚甚短，但其上承南北朝，下启三唐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格外重要。在书法史上亦然，隋代统一南北书风，形成了严谨、典雅的新格局，为唐书的繁荣奠定了扎实基础。隋代两世而亡，但许多书家延续到唐代，对唐代书风影响深远。唐初欧、虞、褚、薛四家有开一代新风之功，他们沟通南北，师法“二王”而兼学北碑，奠定了唐代书法的基本风格。但从敦煌写卷中八十余件有明确纪年的隋代经卷可知，隋代已经出现了法度相当成熟的楷书，书体与欧阳询、褚遂良接近，兼有南北书风的影响。因而，敦煌写卷的问世让我们可以用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唐代书法：“初唐四家”继承了隋代以来的书风，是集大成者而非某种书风的独创者，他们引领了唐代书风，而非开创了一代书风。 此外，那些名留史册的大书法成就固然精深，且对后世影响绵远，但魏晋以来的那些连作者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书作，则代表了当时书风更真实、更普遍的面貌。大量具有一定书写熟练程度的人参与到了经卷抄写工作中，这些书写者的身份有民间以抄写经书为生的“写经生”，有官方出资雇佣的“官经生”，还有一些僧侣及读书人。仅敦煌一地发现的墨迹数量就如此之巨，水平也如此之高，不难推想，当时能书善书之人数量何其可观、当时书法何其兴盛。
这些“经生”与我们熟悉的那些书法大家生活于同一时代，书风必然具有相似之处，甚至很可能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据史料显示，当时诸多书法名家都曾受敕命书写经文范本，以供写经生摹写。而敦煌发现的王羲之《笔势论》残卷，说明《笔势论》在宋以前就传抄于民间，足见当时人们对书法艺术的重视。还有一些经卷中写经者自谦的题跋，证实当时人们在抄写经书时，对书法艺术水准是自发的。如S.797《萨婆阿私底婆地十颂比丘诫本》的书手在跋文中说：“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意，莫笑其字也。”S.2925号《佛说辨易经》的书手也同样承认自己“手拙”。
国博藏《太玄真—本际经》字迹工整，结体端庄宽博，行笔秀劲道美，稳健流畅，略带行书笔意。通篇洋洋洒洒，却笔笔不苟，前后两卷虽为合装，但两部分残卷的书写风格极为相似，即便无法确认出于同一人之手，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在同一地域、同一时间段所抄录。 如前考证，此卷应为唐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所抄，但仍可看出南北朝书法的遗风。后半段经书，即《太玄真—本际经卷第五》中，行笔转折处具有明显的三节转折结构，这在唐代典型楷书作品中已演变为更加宽松圆润的写法。两段经书字形皆为右侧微微抬起，左低而右高，横笔多侧锋斜入，竖笔多为悬针，具有5世纪两晋“险绝期”特色。我们所熟知的书风与时代、地域之关联，往往是后世总结得出的最为典型的风貌，而更多的书写者往往受到地域、年龄，以及目之所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书风会带有各个时代和跨地域特色杂糅的特点。所以，即便是力求简单易识、“千篇一律”的写经，也并不能抹杀书写者的个性特点。
敦煌遗书不仅是国之宝藏，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历史与社会、人文与艺术等不同角度来使用、解读这些来自一千五百年前的信息，其资料内容往往可补充于各层面、学科的研究，推动了多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国博藏《太玄真一本际经》虽不过是敦煌写卷之沧海一粟，而其内容可供挖掘之多，远非一两篇文章所能穷尽，由此推想，那近六万卷敦煌遗书所承载的信息含量之巨大，是何等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