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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性”确为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寻求道德德性确定性，可谓仁智纷繁。本文的伦理沉思指向道德德性的源泉与本质，以道德德性的历史与人性之源、派生之源、德性实践之源三方面探求其源泉，并以道德德性的意向性本质、“中道”本质和实践智慧本质三个方面阐发其本质，阐述其本真内涵与意义。
关键词 道德德性 中道 实践智慧
作者简介：吴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285-02
一、 道德德性探源
（一）道德德性的历史与人性之源
道德德性为人的精神性内涵一种，以道德品质或道德人格为存在形态。依学理逻辑而言，探源道德德性应是第一位的。以历史之维，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存在着理想的人格范式，且这种理想人格范式本源上具有道德德性的内涵。流传于我国的古老传说代表着上古道德德性的高度，其节俭、宽容、真诚、坚毅等德性品质，具有根本原初性且被人们自愿选择而成为理想人格。再观早期西方神话，每一英雄形象都折射出道德德性光辉，如正义、勇敢、智慧等。无论是关于圣贤的千古绝唱还是英雄传说，总给人以道德引领，进而成为当时代的理想人格并化为后来人努力的道德标杆。
远古先贤们品质中蕴含的原初德性气质符合人对善的向往，即所谓“见贤而思齐”（《论语·里仁》），故历史地凝固为人类的德性精神。因古老传说蕴含的德性因子是原初性的，故关于圣贤与英雄的史诗则是道德德性本初源泉的一维。孟子说：“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也是从先贤处寻找德性培育源泉的。
道德德性的源泉是历时的、动态的，因而道德德性也历史地发展着。而人们依然会陷入德性来源问题的怪圈。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而对德性知识从何而来却未给予回答。柏拉图坚持”灵魂回忆说”解答知识的来源问题。他在《美诺》篇中提出了悖论：一方面认识发生须以对所认识对象有所知为前提；另一方面，若认识的对象是已知的，则失去了认识必要性。其解答：知识是先天性的，后天学习只是对被灵魂遗忘的知识的回忆。用“回忆说”来破解认识来源的悖论，获得了理性思辨的满足。若德性是人灵魂回忆的结果，则会有关于德性的悖论：德性既产生于回忆，则德性实践对德性养成就是多余；而事实上成就德性很大一部分落脚于德性实践行为。解决德性来源问题，相比“回忆说”，“性善论”和“性恶论”或更为妥当。
子曰：“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生成了成为有德性的人的理论奠基。孟子以此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有普遍善端：仁、义、礼、智、信等，是善端开启了道德德性的生发过程。进而认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也。”（《孟子·公孙丑上》）人有善端，则善自流，故能成就理想人格。与性善的德性预设相反的是“性恶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伪矣。”（《荀子·性恶》）认为人都有“恶端”。那么，如何现实由恶的天性转而为善的德性？其出路在于改造本然之性：“故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仪。”（《荀子·性恶》）通过后天的努力，改造恶性，使自身不断符合社会道德要求，从而实现个人德性境界不断攀升。实然地说，无论以“性善论”还是以“性恶论”作为人的德性之端点，至少理论上为人的德性养成提供了可能路径，也不至使人在探究德性源泉问题时陷入德性悖论的理性思辨漩涡。
（二）道德德性的派生之源
以道德德性与道德规范关系维度观之，能洞察道德德性之派生性。道德规范具有社会性，道德行为可能出于道德德性，也可能囿于道德规范约束。“普遍性律令”的道德规范首要功能就是使人“不作恶”。这种规范信条是人的习惯性判断，随社会个体道德行为不断发生，加之个体道德意识的觉醒，原先的遵守道德规范的思维逐渐转化为内在自觉德性修养与自觉。此过程中，个体理性选择、情感认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规范派生的道德德性是与特定道德规范相一致的。如对日本武士而言效忠天皇是铁的律条，由此生发的是以“武士道精神”为支撑的德性追求，其结果是武士无法完成使命时会以切腹成就德性光荣。道德规范与道德德性“源与流”关系有这样的逻辑：道德规范作为社会性存在，人由理性认知、情感认同，实现对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并形成内在的道德品质，而这种品质一经形成，人就会拥有一种向善的力量，其似乎是超越人自身的存在，康德说“并非仿佛是人拥有德性，毋宁说，它所表明的是德性拥有人”。
（三）道德德性的德性实践之源
人的德性品质好坏，是依据其生活中表现的德性水平而论。何谓君子？何又谓小人？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何谓之仁者？子曰：“仁者爱人。”关于德性品质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德性品质的养成须以道德实践为基础。关于仁的德性追求，《论语·卫灵公》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所谓“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不管德性是“内得”还是“外得”，均要从践行道德行为伊始。
道德实践活动是“活的源泉”，在道德德性生长历史中供应着不竭力量。德性具有整体性，而个体性的德性是由单个德目组成。那么，何以德性有如此丰富内涵？简而话之，道德实践的丰富本性决定了德性的丰富内涵。如马克思所说：“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指出了实践活动催生并丰富感性世界的存在，离开实践活动，一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感性世界也将无彩。同理，德性实践的丰富性决定道德德性的丰富内涵。人的社会实践活本质地具有活的生命力，且实践活动范围也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这无疑是道德德性的源头活水，使人类道德德性生发、发展与丰富着。
二、 道德德性的本质 （一）道德德性的意向性本质
我国文化传承中，“德”与“性”合起来作为“德性”使用较少，其涵义也确为固定，专指人在道德品质方面具有“德”的性质。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有广泛的涵义。“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它就不但要使该物状况良好，且要给予该物以优秀功能。” 显然，亚氏所说的“德性”并不仅限于道德领域。而狭义而言，德性与人的道德品质有切近的联系，这一点，可从每一具体德目的含义中能清晰洞见。
从周朝的“敬德配天”观念到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再到王夫之：“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读四书大全说》卷五）的主张，道德德性的发展理路极为清晰，且“德”均表现为道德界定。那么，道德德性的本质无疑是与道德生活密切相关。道德生活领域是为善不为恶的“场”，故而道德德性首先应是为善的意向和品质。对此，迈克尔·斯洛特说：“德性伦理学中，焦点在于有德性的个体和那些使之配称为有德性个体的内在的特性、意向和动机”。 为善的品质的意向性是恒常的，而非偶然性观念，表现为向善的心理定势，这与现实中有道德德性的人自觉做善的行为完全契合。道德德性品质首先是出于对善的向往，如佛家所云：“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
（二）道德德性的“中道”本质
德性既为向善的品质，那么如何才能成就这种品质？即如何达到善之境界？对此，在谈德性与活动关系时，亚氏说：“德性与快乐和痛苦相关；德性成于活动，要是做得相反，也毁于活动；同时，成就着德性也就是德性的实现活动。” 指出：“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三种情形。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性，中道才是德性。” 既然德性即是中道，那么道德德性便是道德选择中的“中道之持”。而在持守德性中道问题上，指出了运用作为理智德性之一的“明智”的重要性。“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合乎逻各斯、求真的实践品质。” 德性实践中以明智处之，避免过度与不及的道德恶性，作出有道德的行为来。应该关注到：现实生活中做到“中道”，还应注重“经权之变”，意即在某些特定道德境遇中应有经权之变。“经”即是德性原则的绝对性，而“权”是指德性行为的变通性。“不能撒谎”是普遍的德性要求，当你将被人追杀的落难者藏了起来，而面对追击者谎称没见过此人则是出于救人性命的道德德性，这既是经权之变。这种具体问题辩证对待的方式，也是走向德性之境的重要途径。
（三）道德德性的道德实践智慧本质
德性的生活，应是具有做对他人和自己生存与发展有意义的事情的习性。我们既无法判断无德性实践的人有无德性，又无法判定其德性品质高低。瓦拉斯说：“所有德性的本性和价值都能根据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各种功能和作用来解释。” 生活中，只有通过个体的德性实践活动给周围的人以及自身带来益处，方能体现德性存在的现实价值。注重德性培育的人，德性实践之后会对实践行为与意义进行反思，也就是会自觉运用理性思维进行自我拷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德性的审视、选择、确认与内化。德性实践性是道德德性与生俱来的品质，而德性实践与德性拷问寓于德性品质成长和提升过程中，这一过程是与认识与实践发展的普遍规律相符，即与“螺旋式上升”规律相符。
人的德高望重的品质，并非一蹴而就，这种德性境界是需艰苦的德性修炼功夫的。很大程度上说，道德德性的升华是以德性实践智慧的不断开发与进步为重要契机的。亦即没有德性实践智慧的长足进步，就不会有道德德性提升的可能。有较高德性实践智慧的人，其行为中坚持的道德德性标准很可能高于现实要求的水平，至少是与现实德性状况持平的，说明道德德性是与德性智慧密切关涉的。以道德实践智慧指引道德实践，这道出了道德德性与德性实践智慧的近切关系。确然地，德性实践智慧越发展，其德性就会越提升。这种以道德德性实践智慧为依托的道德德性不断超越是有其理想境界的，道家老子对此似深有洞见：“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圣人之境，可谓德性实践智慧永恒追寻的目标。
注释：
Kant.The Doctrine of Virtu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4.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亚里士多德著.苗立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7页.
Michael Slote， Moral From Mo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4.
无量寿经.大正藏（第12卷）.
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173页.
Michael Slote“Agent—Based Virtue Ethics”，in Stephen Darwelled， Virtue Ethics[M].Oxford Blackwell 2003.
关键词 道德德性 中道 实践智慧
作者简介：吴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285-02
一、 道德德性探源
（一）道德德性的历史与人性之源
道德德性为人的精神性内涵一种，以道德品质或道德人格为存在形态。依学理逻辑而言，探源道德德性应是第一位的。以历史之维，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存在着理想的人格范式，且这种理想人格范式本源上具有道德德性的内涵。流传于我国的古老传说代表着上古道德德性的高度，其节俭、宽容、真诚、坚毅等德性品质，具有根本原初性且被人们自愿选择而成为理想人格。再观早期西方神话，每一英雄形象都折射出道德德性光辉，如正义、勇敢、智慧等。无论是关于圣贤的千古绝唱还是英雄传说，总给人以道德引领，进而成为当时代的理想人格并化为后来人努力的道德标杆。
远古先贤们品质中蕴含的原初德性气质符合人对善的向往，即所谓“见贤而思齐”（《论语·里仁》），故历史地凝固为人类的德性精神。因古老传说蕴含的德性因子是原初性的，故关于圣贤与英雄的史诗则是道德德性本初源泉的一维。孟子说：“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也是从先贤处寻找德性培育源泉的。
道德德性的源泉是历时的、动态的，因而道德德性也历史地发展着。而人们依然会陷入德性来源问题的怪圈。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而对德性知识从何而来却未给予回答。柏拉图坚持”灵魂回忆说”解答知识的来源问题。他在《美诺》篇中提出了悖论：一方面认识发生须以对所认识对象有所知为前提；另一方面，若认识的对象是已知的，则失去了认识必要性。其解答：知识是先天性的，后天学习只是对被灵魂遗忘的知识的回忆。用“回忆说”来破解认识来源的悖论，获得了理性思辨的满足。若德性是人灵魂回忆的结果，则会有关于德性的悖论：德性既产生于回忆，则德性实践对德性养成就是多余；而事实上成就德性很大一部分落脚于德性实践行为。解决德性来源问题，相比“回忆说”，“性善论”和“性恶论”或更为妥当。
子曰：“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生成了成为有德性的人的理论奠基。孟子以此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有普遍善端：仁、义、礼、智、信等，是善端开启了道德德性的生发过程。进而认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也。”（《孟子·公孙丑上》）人有善端，则善自流，故能成就理想人格。与性善的德性预设相反的是“性恶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伪矣。”（《荀子·性恶》）认为人都有“恶端”。那么，如何现实由恶的天性转而为善的德性？其出路在于改造本然之性：“故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仪。”（《荀子·性恶》）通过后天的努力，改造恶性，使自身不断符合社会道德要求，从而实现个人德性境界不断攀升。实然地说，无论以“性善论”还是以“性恶论”作为人的德性之端点，至少理论上为人的德性养成提供了可能路径，也不至使人在探究德性源泉问题时陷入德性悖论的理性思辨漩涡。
（二）道德德性的派生之源
以道德德性与道德规范关系维度观之，能洞察道德德性之派生性。道德规范具有社会性，道德行为可能出于道德德性，也可能囿于道德规范约束。“普遍性律令”的道德规范首要功能就是使人“不作恶”。这种规范信条是人的习惯性判断，随社会个体道德行为不断发生，加之个体道德意识的觉醒，原先的遵守道德规范的思维逐渐转化为内在自觉德性修养与自觉。此过程中，个体理性选择、情感认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规范派生的道德德性是与特定道德规范相一致的。如对日本武士而言效忠天皇是铁的律条，由此生发的是以“武士道精神”为支撑的德性追求，其结果是武士无法完成使命时会以切腹成就德性光荣。道德规范与道德德性“源与流”关系有这样的逻辑：道德规范作为社会性存在，人由理性认知、情感认同，实现对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并形成内在的道德品质，而这种品质一经形成，人就会拥有一种向善的力量，其似乎是超越人自身的存在，康德说“并非仿佛是人拥有德性，毋宁说，它所表明的是德性拥有人”。
（三）道德德性的德性实践之源
人的德性品质好坏，是依据其生活中表现的德性水平而论。何谓君子？何又谓小人？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何谓之仁者？子曰：“仁者爱人。”关于德性品质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德性品质的养成须以道德实践为基础。关于仁的德性追求，《论语·卫灵公》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所谓“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不管德性是“内得”还是“外得”，均要从践行道德行为伊始。
道德实践活动是“活的源泉”，在道德德性生长历史中供应着不竭力量。德性具有整体性，而个体性的德性是由单个德目组成。那么，何以德性有如此丰富内涵？简而话之，道德实践的丰富本性决定了德性的丰富内涵。如马克思所说：“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指出了实践活动催生并丰富感性世界的存在，离开实践活动，一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感性世界也将无彩。同理，德性实践的丰富性决定道德德性的丰富内涵。人的社会实践活本质地具有活的生命力，且实践活动范围也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这无疑是道德德性的源头活水，使人类道德德性生发、发展与丰富着。
二、 道德德性的本质 （一）道德德性的意向性本质
我国文化传承中，“德”与“性”合起来作为“德性”使用较少，其涵义也确为固定，专指人在道德品质方面具有“德”的性质。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有广泛的涵义。“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它就不但要使该物状况良好，且要给予该物以优秀功能。” 显然，亚氏所说的“德性”并不仅限于道德领域。而狭义而言，德性与人的道德品质有切近的联系，这一点，可从每一具体德目的含义中能清晰洞见。
从周朝的“敬德配天”观念到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再到王夫之：“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读四书大全说》卷五）的主张，道德德性的发展理路极为清晰，且“德”均表现为道德界定。那么，道德德性的本质无疑是与道德生活密切相关。道德生活领域是为善不为恶的“场”，故而道德德性首先应是为善的意向和品质。对此，迈克尔·斯洛特说：“德性伦理学中，焦点在于有德性的个体和那些使之配称为有德性个体的内在的特性、意向和动机”。 为善的品质的意向性是恒常的，而非偶然性观念，表现为向善的心理定势，这与现实中有道德德性的人自觉做善的行为完全契合。道德德性品质首先是出于对善的向往，如佛家所云：“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
（二）道德德性的“中道”本质
德性既为向善的品质，那么如何才能成就这种品质？即如何达到善之境界？对此，在谈德性与活动关系时，亚氏说：“德性与快乐和痛苦相关；德性成于活动，要是做得相反，也毁于活动；同时，成就着德性也就是德性的实现活动。” 指出：“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三种情形。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性，中道才是德性。” 既然德性即是中道，那么道德德性便是道德选择中的“中道之持”。而在持守德性中道问题上，指出了运用作为理智德性之一的“明智”的重要性。“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合乎逻各斯、求真的实践品质。” 德性实践中以明智处之，避免过度与不及的道德恶性，作出有道德的行为来。应该关注到：现实生活中做到“中道”，还应注重“经权之变”，意即在某些特定道德境遇中应有经权之变。“经”即是德性原则的绝对性，而“权”是指德性行为的变通性。“不能撒谎”是普遍的德性要求，当你将被人追杀的落难者藏了起来，而面对追击者谎称没见过此人则是出于救人性命的道德德性，这既是经权之变。这种具体问题辩证对待的方式，也是走向德性之境的重要途径。
（三）道德德性的道德实践智慧本质
德性的生活，应是具有做对他人和自己生存与发展有意义的事情的习性。我们既无法判断无德性实践的人有无德性，又无法判定其德性品质高低。瓦拉斯说：“所有德性的本性和价值都能根据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各种功能和作用来解释。” 生活中，只有通过个体的德性实践活动给周围的人以及自身带来益处，方能体现德性存在的现实价值。注重德性培育的人，德性实践之后会对实践行为与意义进行反思，也就是会自觉运用理性思维进行自我拷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德性的审视、选择、确认与内化。德性实践性是道德德性与生俱来的品质，而德性实践与德性拷问寓于德性品质成长和提升过程中，这一过程是与认识与实践发展的普遍规律相符，即与“螺旋式上升”规律相符。
人的德高望重的品质，并非一蹴而就，这种德性境界是需艰苦的德性修炼功夫的。很大程度上说，道德德性的升华是以德性实践智慧的不断开发与进步为重要契机的。亦即没有德性实践智慧的长足进步，就不会有道德德性提升的可能。有较高德性实践智慧的人，其行为中坚持的道德德性标准很可能高于现实要求的水平，至少是与现实德性状况持平的，说明道德德性是与德性智慧密切关涉的。以道德实践智慧指引道德实践，这道出了道德德性与德性实践智慧的近切关系。确然地，德性实践智慧越发展，其德性就会越提升。这种以道德德性实践智慧为依托的道德德性不断超越是有其理想境界的，道家老子对此似深有洞见：“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圣人之境，可谓德性实践智慧永恒追寻的目标。
注释：
Kant.The Doctrine of Virtu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4.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亚里士多德著.苗立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7页.
Michael Slote， Moral From Mo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4.
无量寿经.大正藏（第12卷）.
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173页.
Michael Slote“Agent—Based Virtue Ethics”，in Stephen Darwelled， Virtue Ethics[M].Oxford Blackwell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