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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斯·韦伯在其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把新闻工作者作为群众政治家的代表，强调了新闻工作的特殊地位，并表达了对新闻工作的政治前途的看法。韦伯没有注意到新闻工作的全部属性，因此他的观点并非完美无缺。但他深刻阐述了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政治是新闻工作的自我属性，责任是新闻职业的基本要素，余裕则是新闻价值的现实挑战，这对当代新闻工作者探究新闻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闻观;新闻工作;政治志业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050-03
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是一名学术视野极其开阔的近代德国学者，其学术成果遍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他关注政治，尤其对政治本身表现出了相当的热忱。他热衷政治活动，曾代表德国在凡尔赛会议与协约国谈判，此后，他又参与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对二十世纪初的欧陆政治格局和德国“一战”后的国家走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虽然韦伯内心中真正的政治抱负无法断定，但人们可以从他《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感知到他愿为政治而献身的饱满热情，且无论现实是否真的值得他去献身。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评价，“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1]
韦伯对政治的思考是多方位的，他不愿放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领域与话题。而新闻作为他参与政治的关键渠道，他自然不会放过对新闻工作的政治性思考。新闻到底是不是政治？对此，西方新闻理论至今没能给出完美的解释。韦伯的观点当然也是不完美的，他忽略了新闻的本质与更多传播学意义上的非政治属性，但他却强化了全人类对新闻工作的共识，即新闻的价值与责任。
二、政治：新闻工作的自我属性
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深刻阐述了新闻工作与政治志业之间的关系，他对政治性新闻工作的阐述，直接面向二十世纪初的新闻界现实，并直接指向了当代新闻工作[2]。他把政治评论者（Publizist）視作伯里克利式群众政治家（Demagoge）的代表，又把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视作宣传家的代表，足见韦伯是把政治性作为理解新闻工作的逻辑基点的。
韦伯深知新闻工作对政治的重要性，很清楚这是政治进步过程中的要素。他虽然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出学术价值无涉的观点，但他在阐述对新闻工作的看法时，并没有点明“新闻”的价值无涉，而是更关心新闻工作者在政治上的职业命运。
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认为，作为政治的本身的新闻工作，它的诞生就伴随着宣传（Publicity）这种施加政治意志的行为。尽管后来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对新闻本身进行了更多价值无涉式的分析，作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是社会信息与意见的传播”的传统新闻，亦无须再同韦伯所断言的一样，即是政治，而是一种集及时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人情味于一身的具有价值的信息的传播载体[3]。但新闻价值终究是由新闻本身体现和传播的，即使新闻工作者做到了纯粹客观，受众也会基于自我立场来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使新闻产生了不再局限于新闻工作者政治立场的政治性。这使得韦伯对以政治作为志业的新闻工作的看法，具有了现实合理性。
韦伯认识到，新闻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如今，新闻生产方式已有了巨大变革，新闻传播技术正在快速升级迭代，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亦在不停地扩充完善，但新闻工作依然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精神产品的专业工作，其政治与传播的双重属性，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政治属性作为新闻工作的自我属性，是伴随着阶级、政党、国家的产生而客观地、历史地存在的。而传播属性作为新闻工作的功能属性，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及其社会舆论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需要的，并不会脱离政治的现实根基[4]。
因此，政治是时刻通过直接干预与间接影响的方式，全面领导或参与新闻的方方面面的。作为公众通信工具的新闻工作，并无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即使它不等同于政治。也正是因为新闻工作自起源之时就与政治所产生的密切关联，才有了韦伯基于近现代新闻工作现实，而把新闻工作者作为群众政治家代表的观点论断。
三、责任：新闻职业的基本要素
政治一旦作为新闻工作的自我属性，那么新闻事业的前进，则需新闻工作者拥有把政治作为志业所应有的职业品质。这种职业品质可以是探求事实真相的巨大热情，可以是对大量信息所承载的社会政治价值的精准判断，更可以是对社会现实运行中正负双向的蛛丝马迹的见微知著式的敏锐捕获，但这些品质都不能离开“责任”这一基本要素。
韦伯理想中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应是具有强烈荣誉感与责任感所造就的，但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新闻工作者的现实地位并不如他所愿，他对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评论乃至谩骂是极度失望的，因为公众没有看到新闻工作者所要背负的巨大社会责任，以及被这些责任所鞭策着的努力付出。因此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他深刻表达了对新闻工作者地位的担忧：“大家几乎从来没有承认，和学者比起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要大得多，而平均而言，任何一位有荣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学者比起来，非但不见逊色，反而要比学者来得高。”[5]他还无奈地表示了要化解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误解仍然任重道远：“说任何一位够格的新闻工作者，在行止的思虑判断上，比一般人高明，没有人会相信。但事情却正是如此。”[5]
当然，韦伯的失望、担忧与无奈，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公众对新闻工作的短视与偏见。他强调，“人们之所以对新闻工作者的评价较低，乃是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人们记得的，乃是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表现，以及这类表现所带来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5]在此，韦伯注意到了缺位的责任对以政治作为志业的新闻工作的无形戕害，但他并未指出详细的解决之道，而是更加关注“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方面的职业命运，以及他们获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机会”[5]。至于问题的解决，这恐怕是新闻工作者应该自己去着力克服的，也应该是后世的新闻传播学者以更加系统、抽象、宏观的视角去研究的。 新闻职业的责任问题由来已久，恩格斯曾对人的社会责任作出过表述：“作为社会的人只有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去承担责任，才能既向个人负责，又向社会负责。尽心尽责有利于社会和自己，失责渎职不利社会和自己。”[6]在《学术与政治》中，韦伯契合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就韦伯所论的新闻工作而言，新闻职业的责任感就是社会责任感。
韦伯所强调的这种观点，对西方新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6年，以罗伯特·哈钦斯为首的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起草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表达了社会责任是新闻自由前置条件的观点，这标志着西方新闻理论中社会责任理论的诞生。此后，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等学者，在1956年发表并出版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被进一步系统化且拓展性地阐释，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自此，社会责任便与新闻自由一道，成为西方新闻职业不可撼动的圭臬[7]。
在东方新闻理论中，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与吸收，并纳入到大量的新闻理论教材之中。因此，韦伯关于新闻职业的责任观点，具有卓越的理论效力，不仅对后来的东西方新闻事业产生的新问题具有发展理论的弹性，更对这些新问题本身具有解释与解决的能力。
韦伯理想的新闻职业的责任感，已在当代通过新闻工作者的努力实践，以及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论扩展，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的新闻工作者，无论东方西方，其职业的社会责任感均已走上了基于自我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在由荣誉感所激发出的责任感的驱使下，自觉履行着对新闻事实与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并持续服从新闻志业的使命召唤。
站在韦伯的肩膀上，新闻职业的责任感已然成为构成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虽然其本身并不能直接捕捉新闻，但对新闻工作者捕捉新闻起着关键的作用。新闻的责任感越强，不仅触发新闻敏感的机会越多，而且产生的动力也越大。一位新闻工作者只有对国家、民族与社会怀有忧患意识，才会随时关注政治现实，并对新闻受众关心的一切事物保持高度敏感，才会在采编时摆脱狭隘眼界的束缚，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站在综观社会全局和历史发展的高度，把握和表达时代精神[8]。
四、余裕：新闻价值的现实挑战
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曾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工作者的时代。”喜爱小说的人们都清楚那是对社会图景的勾勒，是对未来理想的美好憧憬。而新闻是在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在给人们提供可以进行自我抉择的参考指南[3]。韦伯显然早在詹姆斯·莱斯顿这位出色的新闻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前，就已经深刻意识到新闻工作的未来潜力，而这种潜力正是来自于他在由众多在“市场”的逼迫下而背弃道义的新闻工作者所构成的新闻界里，观察到了仍有许多“可贵的”和“道地的”人存在。
韦伯强调：“在新闻工作上一项真正优秀的成就，所需要的‘才气’（Geist），绝不下于任何学术上的成就所需者。”[5]这不是对新闻工作者的夸赞，而是新闻价值的切实需要。与韦伯同处一个时代的世界新闻先驱约瑟夫·普利策就要求其手下的记者们在新闻采访时，要去采访那些“与众不同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浪漫的、动人心弦的、独一无二的、幽默的、别出心裁的”题材[9]。二者的观点显然具有共性，即传播出去的新闻必须有价值，以满足媒体与受众双方的口味与需求。但要在到处都是“狗咬人”的世界中，挖掘出“人咬狗”的故事①并放大其价值效用，则需要依靠新闻工作者的才气来支持。
新闻价值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性质预设，没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引起受众的关心，则更不可能引起“政治”的兴趣。在二十世纪初的德国，“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闻界的影响力，因此也需要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从新闻界内部产生政党领袖，那是绝对的例外，连想都不应该想。”[5]可见，新闻的价值虽然是“政治”需要，但却为新闻工作者把政治作为志业设置了障碍，而这种障碍，是由新闻工作者日甚缺乏余裕而导致的。
缺乏余裕，“是由新闻工作在紧张度和实效性方面的急剧增长所决定了的。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写出文章来，以谋生活，就像是政治家的脚上绑上了铁镣。”[5]通过描述新闻工作者的现实状态，韦伯流露出对缺乏余裕于作为职业性政治活动的新闻工作的负向影响的担忧。当新闻工作者遭受到缺乏余裕的逼迫，势必会削弱他们本身所具有的领袖气质与能力，甚至遭受到精神的永久瘫痪。这将动摇新闻工作者对“志业”的荣誉感与责任感，继而引起人性崩塌，使其洞察新闻价值的才气毫无用武之地。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近代西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日趋减小，资本主义报业必然成为西方新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韦伯通过对“一战”协约国新闻界的观察，认为资本主义报业控制的刊登“分类小广告”的“大众报”，是“政治上冷漠态度的典型培养者。因为独立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好处;尤其重要的是，持有独立的政策，从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那里，不会得到什么商业上言之有利的照顾。”[5]同时，他深刻认识到新闻界的商业化竞争，使得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真正价值的审视将让位于“巨利”的诱惑，从而把大量的“煽情故事”印刷到报刊上并传播出去，但他们无论取得了多少商业成绩，都不能作为一项合格新闻工作者的荣誉。
缺乏余裕是对新闻价值的挑战，普利策早在1907年就先于韦伯对关注余裕的新闻工作者提出警告：“一个冷嘲热讽、商业性强、哗众取宠的媒体会在一定时间内创造一群和它自己一样低级趣味的民众。”[3]显然，韦伯对受资本主义商业化风暴席卷的近代西方新闻界的无奈与担忧，早已存在于“可贵的”和“道地的”新闻工作者之中。因此普利策对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商业化竞争中迷失了方向的新闻媒体提出，他们需要“具备训练有素的智力，知道什么是对的，并有勇气这样做”[3]。
五、结语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对新闻的思考，反映了近代德国社会中民主思潮对公共生活的影响。韦伯把自己的学者与政治记者身份进行交互，既显得他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现实关怀，又显得他的政治观没有触及理性与批判的禁区。毕竟他只是一名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记者，而非一名卓越的政治家。
注释：
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太阳报》编辑部主任约翰·博加特提出该报的价值取向与选择标准，即“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参考文献：
[1] 柳珊.马克斯·韦伯的新闻观[J].国际新闻界，2011（4）.
[2] 马丽.马克斯·韦伯：最后的博学者[EB/OL].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20060403/13372469381.shtml
[3] 刘行芳，刘修兵.西方新闻理论概论：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43-164.
[4] 曹劲松.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与传播属性[J].南京社会科学，2016（2）.
[5]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25-229.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
[7] 董岩.新闻责任：实践、原理与历史[J].西部学刊，2016（2）.
[8] 钟淑珺.论新闻敏感和新闻责任感[J].新闻传播，2012（9）.
[9] 彭菊华.新闻学原理[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9
作者简介：张博闻（1992—），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单位为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方向为新闻道德、伦理学。
（责任编輯：马双）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闻观;新闻工作;政治志业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050-03
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是一名学术视野极其开阔的近代德国学者，其学术成果遍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他关注政治，尤其对政治本身表现出了相当的热忱。他热衷政治活动，曾代表德国在凡尔赛会议与协约国谈判，此后，他又参与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对二十世纪初的欧陆政治格局和德国“一战”后的国家走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虽然韦伯内心中真正的政治抱负无法断定，但人们可以从他《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感知到他愿为政治而献身的饱满热情，且无论现实是否真的值得他去献身。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评价，“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1]
韦伯对政治的思考是多方位的，他不愿放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领域与话题。而新闻作为他参与政治的关键渠道，他自然不会放过对新闻工作的政治性思考。新闻到底是不是政治？对此，西方新闻理论至今没能给出完美的解释。韦伯的观点当然也是不完美的，他忽略了新闻的本质与更多传播学意义上的非政治属性，但他却强化了全人类对新闻工作的共识，即新闻的价值与责任。
二、政治：新闻工作的自我属性
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深刻阐述了新闻工作与政治志业之间的关系，他对政治性新闻工作的阐述，直接面向二十世纪初的新闻界现实，并直接指向了当代新闻工作[2]。他把政治评论者（Publizist）視作伯里克利式群众政治家（Demagoge）的代表，又把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视作宣传家的代表，足见韦伯是把政治性作为理解新闻工作的逻辑基点的。
韦伯深知新闻工作对政治的重要性，很清楚这是政治进步过程中的要素。他虽然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出学术价值无涉的观点，但他在阐述对新闻工作的看法时，并没有点明“新闻”的价值无涉，而是更关心新闻工作者在政治上的职业命运。
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认为，作为政治的本身的新闻工作，它的诞生就伴随着宣传（Publicity）这种施加政治意志的行为。尽管后来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对新闻本身进行了更多价值无涉式的分析，作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是社会信息与意见的传播”的传统新闻，亦无须再同韦伯所断言的一样，即是政治，而是一种集及时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人情味于一身的具有价值的信息的传播载体[3]。但新闻价值终究是由新闻本身体现和传播的，即使新闻工作者做到了纯粹客观，受众也会基于自我立场来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使新闻产生了不再局限于新闻工作者政治立场的政治性。这使得韦伯对以政治作为志业的新闻工作的看法，具有了现实合理性。
韦伯认识到，新闻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如今，新闻生产方式已有了巨大变革，新闻传播技术正在快速升级迭代，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亦在不停地扩充完善，但新闻工作依然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精神产品的专业工作，其政治与传播的双重属性，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政治属性作为新闻工作的自我属性，是伴随着阶级、政党、国家的产生而客观地、历史地存在的。而传播属性作为新闻工作的功能属性，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及其社会舆论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需要的，并不会脱离政治的现实根基[4]。
因此，政治是时刻通过直接干预与间接影响的方式，全面领导或参与新闻的方方面面的。作为公众通信工具的新闻工作，并无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即使它不等同于政治。也正是因为新闻工作自起源之时就与政治所产生的密切关联，才有了韦伯基于近现代新闻工作现实，而把新闻工作者作为群众政治家代表的观点论断。
三、责任：新闻职业的基本要素
政治一旦作为新闻工作的自我属性，那么新闻事业的前进，则需新闻工作者拥有把政治作为志业所应有的职业品质。这种职业品质可以是探求事实真相的巨大热情，可以是对大量信息所承载的社会政治价值的精准判断，更可以是对社会现实运行中正负双向的蛛丝马迹的见微知著式的敏锐捕获，但这些品质都不能离开“责任”这一基本要素。
韦伯理想中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应是具有强烈荣誉感与责任感所造就的，但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新闻工作者的现实地位并不如他所愿，他对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评论乃至谩骂是极度失望的，因为公众没有看到新闻工作者所要背负的巨大社会责任，以及被这些责任所鞭策着的努力付出。因此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他深刻表达了对新闻工作者地位的担忧：“大家几乎从来没有承认，和学者比起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要大得多，而平均而言，任何一位有荣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学者比起来，非但不见逊色，反而要比学者来得高。”[5]他还无奈地表示了要化解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误解仍然任重道远：“说任何一位够格的新闻工作者，在行止的思虑判断上，比一般人高明，没有人会相信。但事情却正是如此。”[5]
当然，韦伯的失望、担忧与无奈，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公众对新闻工作的短视与偏见。他强调，“人们之所以对新闻工作者的评价较低，乃是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人们记得的，乃是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表现，以及这类表现所带来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5]在此，韦伯注意到了缺位的责任对以政治作为志业的新闻工作的无形戕害，但他并未指出详细的解决之道，而是更加关注“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方面的职业命运，以及他们获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机会”[5]。至于问题的解决，这恐怕是新闻工作者应该自己去着力克服的，也应该是后世的新闻传播学者以更加系统、抽象、宏观的视角去研究的。 新闻职业的责任问题由来已久，恩格斯曾对人的社会责任作出过表述：“作为社会的人只有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去承担责任，才能既向个人负责，又向社会负责。尽心尽责有利于社会和自己，失责渎职不利社会和自己。”[6]在《学术与政治》中，韦伯契合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就韦伯所论的新闻工作而言，新闻职业的责任感就是社会责任感。
韦伯所强调的这种观点，对西方新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6年，以罗伯特·哈钦斯为首的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起草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表达了社会责任是新闻自由前置条件的观点，这标志着西方新闻理论中社会责任理论的诞生。此后，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等学者，在1956年发表并出版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被进一步系统化且拓展性地阐释，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自此，社会责任便与新闻自由一道，成为西方新闻职业不可撼动的圭臬[7]。
在东方新闻理论中，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与吸收，并纳入到大量的新闻理论教材之中。因此，韦伯关于新闻职业的责任观点，具有卓越的理论效力，不仅对后来的东西方新闻事业产生的新问题具有发展理论的弹性，更对这些新问题本身具有解释与解决的能力。
韦伯理想的新闻职业的责任感，已在当代通过新闻工作者的努力实践，以及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论扩展，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的新闻工作者，无论东方西方，其职业的社会责任感均已走上了基于自我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在由荣誉感所激发出的责任感的驱使下，自觉履行着对新闻事实与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并持续服从新闻志业的使命召唤。
站在韦伯的肩膀上，新闻职业的责任感已然成为构成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虽然其本身并不能直接捕捉新闻，但对新闻工作者捕捉新闻起着关键的作用。新闻的责任感越强，不仅触发新闻敏感的机会越多，而且产生的动力也越大。一位新闻工作者只有对国家、民族与社会怀有忧患意识，才会随时关注政治现实，并对新闻受众关心的一切事物保持高度敏感，才会在采编时摆脱狭隘眼界的束缚，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站在综观社会全局和历史发展的高度，把握和表达时代精神[8]。
四、余裕：新闻价值的现实挑战
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曾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工作者的时代。”喜爱小说的人们都清楚那是对社会图景的勾勒，是对未来理想的美好憧憬。而新闻是在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在给人们提供可以进行自我抉择的参考指南[3]。韦伯显然早在詹姆斯·莱斯顿这位出色的新闻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前，就已经深刻意识到新闻工作的未来潜力，而这种潜力正是来自于他在由众多在“市场”的逼迫下而背弃道义的新闻工作者所构成的新闻界里，观察到了仍有许多“可贵的”和“道地的”人存在。
韦伯强调：“在新闻工作上一项真正优秀的成就，所需要的‘才气’（Geist），绝不下于任何学术上的成就所需者。”[5]这不是对新闻工作者的夸赞，而是新闻价值的切实需要。与韦伯同处一个时代的世界新闻先驱约瑟夫·普利策就要求其手下的记者们在新闻采访时，要去采访那些“与众不同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浪漫的、动人心弦的、独一无二的、幽默的、别出心裁的”题材[9]。二者的观点显然具有共性，即传播出去的新闻必须有价值，以满足媒体与受众双方的口味与需求。但要在到处都是“狗咬人”的世界中，挖掘出“人咬狗”的故事①并放大其价值效用，则需要依靠新闻工作者的才气来支持。
新闻价值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性质预设，没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引起受众的关心，则更不可能引起“政治”的兴趣。在二十世纪初的德国，“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闻界的影响力，因此也需要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从新闻界内部产生政党领袖，那是绝对的例外，连想都不应该想。”[5]可见，新闻的价值虽然是“政治”需要，但却为新闻工作者把政治作为志业设置了障碍，而这种障碍，是由新闻工作者日甚缺乏余裕而导致的。
缺乏余裕，“是由新闻工作在紧张度和实效性方面的急剧增长所决定了的。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写出文章来，以谋生活，就像是政治家的脚上绑上了铁镣。”[5]通过描述新闻工作者的现实状态，韦伯流露出对缺乏余裕于作为职业性政治活动的新闻工作的负向影响的担忧。当新闻工作者遭受到缺乏余裕的逼迫，势必会削弱他们本身所具有的领袖气质与能力，甚至遭受到精神的永久瘫痪。这将动摇新闻工作者对“志业”的荣誉感与责任感，继而引起人性崩塌，使其洞察新闻价值的才气毫无用武之地。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近代西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日趋减小，资本主义报业必然成为西方新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韦伯通过对“一战”协约国新闻界的观察，认为资本主义报业控制的刊登“分类小广告”的“大众报”，是“政治上冷漠态度的典型培养者。因为独立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好处;尤其重要的是，持有独立的政策，从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那里，不会得到什么商业上言之有利的照顾。”[5]同时，他深刻认识到新闻界的商业化竞争，使得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真正价值的审视将让位于“巨利”的诱惑，从而把大量的“煽情故事”印刷到报刊上并传播出去，但他们无论取得了多少商业成绩，都不能作为一项合格新闻工作者的荣誉。
缺乏余裕是对新闻价值的挑战，普利策早在1907年就先于韦伯对关注余裕的新闻工作者提出警告：“一个冷嘲热讽、商业性强、哗众取宠的媒体会在一定时间内创造一群和它自己一样低级趣味的民众。”[3]显然，韦伯对受资本主义商业化风暴席卷的近代西方新闻界的无奈与担忧，早已存在于“可贵的”和“道地的”新闻工作者之中。因此普利策对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商业化竞争中迷失了方向的新闻媒体提出，他们需要“具备训练有素的智力，知道什么是对的，并有勇气这样做”[3]。
五、结语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对新闻的思考，反映了近代德国社会中民主思潮对公共生活的影响。韦伯把自己的学者与政治记者身份进行交互，既显得他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现实关怀，又显得他的政治观没有触及理性与批判的禁区。毕竟他只是一名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记者，而非一名卓越的政治家。
注释：
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太阳报》编辑部主任约翰·博加特提出该报的价值取向与选择标准，即“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参考文献：
[1] 柳珊.马克斯·韦伯的新闻观[J].国际新闻界，2011（4）.
[2] 马丽.马克斯·韦伯：最后的博学者[EB/OL].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20060403/13372469381.shtml
[3] 刘行芳，刘修兵.西方新闻理论概论：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43-164.
[4] 曹劲松.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与传播属性[J].南京社会科学，2016（2）.
[5]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25-229.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
[7] 董岩.新闻责任：实践、原理与历史[J].西部学刊，2016（2）.
[8] 钟淑珺.论新闻敏感和新闻责任感[J].新闻传播，2012（9）.
[9] 彭菊华.新闻学原理[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9
作者简介：张博闻（1992—），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单位为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方向为新闻道德、伦理学。
（责任编輯：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