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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表现了先驱者在民族危亡关头觉醒后，探索中国出路的曲折过程，集中展现了历史文化名流逸闻轶事和革命先辈的心灵史，既有反映“觉醒年代”五光十色的中国社会之广度，又有探讨中国社会出路的思想深度，党史考据严谨细致，人物刻画深入，制作精良，是一部“讲好中国故事”的杰作。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频道甫一开播，即成现象级的作品。全民热议，尤为年轻人所钟爱，口碑一路飙升，掀起了观剧狂潮。作为建党献礼剧，围绕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及到1921年改弦易张，蝶变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的历程，全景式地再现了从涤瑕荡垢的新文化运动、热血爱国的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建党前史”，既是一部文化名流的“思想交锋史”，亦是一部令人热血沸腾的“青春之歌”。
新文化先行者“密集出镜”，前所未有
本剧制胜之关键，是在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新国潮背景下，首次让三十余位探索祖国出路的先辈形象“密集出镜”，展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满足了青年人怀念“觉醒年代”，关心国家命运，反思自身的情感需求。剧中文化名流荟萃，特别是一时之秀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革新派凤鸣麟出，其独立特行的艺术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辅车相依，可谓“鸿俦鹤侣”。他们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人生目标选择，尤为感人至深。作为誉满天下的北大名师，他们每月领着300元左右的大洋，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柔体贴，子女聪明可爱，按理说只要安常处顺，“遵纪守法”“躲进小楼成一统”，即可饫甘餍肥，生活富足美满。只要醉心于“名山事业”，两耳不闻窗外事，事业也会如日中天，成为学界泰斗和文化巨子。但他们却“心瞻魏阙”，抛妻别子，走出书斋，走出“舒适区”，去做“职业革命家”。李大钊被捕杀害，年仅38岁，而陈独秀五入囹圄，初心不改。他们舍生忘死探索民族的出路，为的是什么？得到了什么？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出自《共产党宣言》），那么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些社会名流，他们可谓“有产阶级”，投身革命，难免椒焚桂折，失去的将是名誉、地位、财富和家庭，甚至生命。因为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探路人和先驱者，他们披荆斩棘，难免不为荆棘所伤，他们搴纛前行，难免不为流弹击中。但他们义无反顾，只因为积贫积弱的中国为列强瓜分豆剖，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民族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他们不怕颠沛流离，不怕抛家舍业，誓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大多生长在“有产阶级”家庭，但却做了他们那个阶级的“逆子”和“贰臣”，如烈士何敬平所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他们坚定地成了所属阶级的“革命者”和“掘墓人”。他们失去的是“小确幸”，但最终却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肇基者，可谓高山景行，令人敬仰。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嚆矢”和旗手，他狷介率直，敢为人先，思想做派与旧派文人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为头号标靶。但他睥睨自雄，总是能四两拨千斤，轻松化解林纾和辜鸿铭、黄侃这些“唐吉诃德”式名士们的挑衅。他身陷囹圄，谈笑风生，写字相赠并调侃嘲笑警察厅长吴炳湘，可谓名士风流。他极力在儿子陈延年跟前摆出专制家长的派头，支持“互助社”但吃饭没带钱，被儿子要求洗碗，叫儿子吃包子却说是妻子为自己蒸的，以及炒糊瓜子的细节令人忍俊不禁。他舐犊情深，处处想着儿子，为儿子的思想倾向和前途命运着想，但面子上却假装不以为然，最终赢得了儿子的敬重，父子相拥，令人唏嘘感叹。
李大钊为人豪爽，热情憨直，宁肯自己家里受窘，也常常接济家贫和穷苦的工人，并且身体力行，深入工厂和田间地头，感受劳苦大众的苦难，作为“接地气”的先行者，他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在他努力下，使这一学说逐渐得到了处于迷茫探索期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可和接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趸。李大钊激情写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让无数年轻观众为之神往，为之激动。
蔡元培是位蔼然仁者，更是“北大精神”的缔造者和新文化运动“幕后推手”。他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为了办好北大蔡元培慧眼识人，招贤纳士不拘一格。他三顧《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寒舍，扺掌而谈，终于说服了这位自视甚高的文化人加盟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而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力排众议，将之聘为教授。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新文化运动因为有了他的支持才得以开展。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提交辞呈离京。由此引起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声援蔡元培。在他的努力下，被捕的学生终于获释，他可谓北大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庇护神”。
留美博士胡适，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他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本剧以风趣幽默的手法把他塑造成为一个风度翩翩的“大众情人”，他被女诗友们热情造访，临别时被要求行“欧式”拥抱礼，让保守的同事不忍正视。演讲被“女诗友们”疯狂叫好，与黄侃就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便利，指古摘今的论争令人捧腹。他恪守太太规定的“十点必须回家上床休息”家规，更是被众人一再揶揄。这些“寓谐于庄”情节和细节，轻松而有趣，使这部肃穆庄重“党史剧”充满了趣味性，增加了娱乐性和可看性。而五四运动后，胡适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令人叹惋。
保守派文化大师谐趣十足，令人叫绝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泥古非今的保守派文化大师如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的剧中形象相对历史形象，略有夸饰，但作为艺术形象，形神兼备，令人叫绝。
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学博中西，精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向西方人宣讲东方文化，名满京城。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在剧中他自视甚高，留着辫子，端着个水烟枪，时常有两位忠仆伺候，一副清朝遗老的做派。他讲排场，花钱如流水，以致手头时常紧张。别人请客，他竟然自选最为讲究的地方，可谓傲气无双。他因为上课进度慢，听课学生少，被举报，被校长蔡元培含蓄批评“敲打”，窘迫不安。但是蔡元培却给了这位“风尘外物”改过自新的机会，他的演讲《中国人的精神》金声玉振，可谓粲花之论，因为备受洋人青睐，观者如堵，一场讲座要付出“两个大洋”听讲费，成为京城一景，也获得北大师生的热捧。因此他视蔡元培为恩主，以至于当保守派将矛头针对蔡元培时，他就愤然离去。他傲视同侪的贵族做派，在剧中被漫画化了，极富喜剧性，常让人忍俊不禁，很多时候起到了活跃气氛作用。
精神矍铄的林纾是位鸿儒硕学，年少时校阅古籍两千余卷，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平生嗜书，枕籍至深。他不懂外文，但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人人争阅，一时洛阳纸贵。“林译”欧美作品180 余种，风行天下，可谓风头无俩，他亦以此自矜。林纾推重桐城派古文，反对白话文，他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在剧中，耆耋老人林纾作为保守派的领袖，众人对他众星拱北，礼敬有加，他亦以长者自居，颐指气使，攀今吊古，颇有泰山北斗的风范。但当他的学生阳奉阴违，居心叵测，想利用他使用诡计对付陈独秀时，他对其大加驳斥，不愿背地里数黑论黄，放人暗箭，显示出了旧派文人的节操和风骨。
而另外一位保守派大师黄侃，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后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在剧中却被“后浪拍在沙滩上”，他外表高大帅气，但行止却被“丑化”了，他口不择言，举止孟浪，性格过激，不容他物，上课强词夺理，竟与学生发生龃龉，其后还常“气急败坏”，遇事辄叫嚣不已，与大师形象相去甚远。
由于对保守派大师言行做了夸张性的处理，不无揶揄和善意的嘲讽，因此他们都各如其面，令人解颐。但毫无例外的，当遇到人头鬼畜的小人作祟，想利用他们做不堪之事时，他们却恪守文人操守，“留得黄花晚节香”，葆有做人的底线和气节，没有“黑化”，令人心生敬意。总而言之，新旧两派文化论争的历史影像殊为难得，前辈大师超逸绝尘的个性风采，令人大饱眼福，“笑为观止”。
知行合一的“开路精神”，令人敬仰
《觉醒年代》中先行者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坐言起行，“知行合一”，使理论付诸社会实践，以实践为检验理论是否合乎国情的处事准则。朱熹曾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当则以力行为重”（《晦庵文集》卷五十）。“知”是为了“行”，“行”是检验“知”的标准。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他们不是只会“贩卖理论”的掮客。
为了学习新学说和新理论，宣传新思想，文化社团如红楼读书社、互助社、新民学会、觉悟社等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旅京湖南各界研究会，以及平民通讯社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厥功至伟。革新不可能旦种暮成，洋务运动走不通，民主共和走不通，先驱者并未畏葸不前，而是换条路再走。《新青年》杂志不断介绍新的国外新学说进来，以之为武器抨击旧文化。而《甲寅》《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异军突起，与《新青年》相互唱和，弦歌不辍。思维的碰撞和眼界的开阔，使得人们有机会觉醒起来，不断的尝试和讨论，不断的追寻和探索。
从欧美的民主革命、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在新学说和新理论的武装下，先驱者们坐言起行，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验。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开枝散叶，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李汉俊、高君宇、何孟雄、邓中夏、彭湃、陈延年、李维汉等均信仰过。剧中陈延年等在前辈的支持下，成立了“互助社”，把“无政府主义”理论主张付诸实践，结果失败了，发现其不符合中国实际，进而认识到社会改良行不通，因此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才是与民更始的救国之路。而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各大城市桴鼓相应，迫使北洋政府免去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最终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全国纷纷成立，新民主革命拉开了序幕。
先行者不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勇于探索，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满怀信心大步走”。他们通权达变，辨伪去妄，“以实践为理论旨归”的“开路精神”，令人敬仰，这种处事准则，于当下的社会改革亦有重要的示范价值。
此外，《觉醒年代》情节和情节设置巧妙，故事叙述动人，“写实”的画面中间杂“写意”的镜头，寓“真情”于“真实”。剧中特别令人动容的情节和细节有：周树人在“人血馒头”的刺激下奋笔疾书《狂人日记》;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引发了天崩地坼的五四运动;闻听外交失败，热血青年郭心刚一夜白头;为了革命，白水鉴心的陈延年，拒绝花信年华的柳眉一往情深的爱情告白;天津海河岸边卖儿鬻女，哀鸿遍野等。特别是延年和乔年迎着阳光奔赴法国求学，回首向亲人道别的温馨时刻，与年纪轻轻就在惨死屠刀之下的残酷画面剪辑在一起，对比强烈，极富视觉冲击力，令人潸然泪下。
作为北大教授和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要抛家舍业，进监狱、流亡、受苦？本剧为了表现其思想动因，不但在市井街曹设置了许多贩夫走卒，乞儿艺人底层贫民形象来表现社会惨像和问题，而且特意设置了李大钊协助陈独秀由天津出逃上海时，在江边所见的凄惨场景—灰黄的天地间难民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犹如炼狱般令人揪心。垂垂老矣的义和团幸存者为死去的兄弟打抱不平，控诉政府的腐败无能。只因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才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一幕刺痛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也解释了心怀天下苍生福祉的人，弃小家为大家之原因—“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此外，本劇对历史场景的表现充满美感，隐喻亦有深度。如多次出现的骆驼象征被奴役的人们，笼中鸽寓意人被时局束缚，陈独秀在泥泞路上抛上砖头踩着过去暗示着他将成为革命的引路人等，不一而足。
结语
鲁迅诗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觉醒年代》表现了先驱者在民族危亡关头觉醒后，探索中国出路的曲折过程，集中展现了历史文化名流逸闻轶事和革命先辈的心灵史，既有反映“觉醒年代”五光十色的中国社会之广度，又有探讨中国社会出路的思想深度，党史考据严谨细致，人物刻画深入，制作精良，是一部“讲好中国故事”的杰作。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频道甫一开播，即成现象级的作品。全民热议，尤为年轻人所钟爱，口碑一路飙升，掀起了观剧狂潮。作为建党献礼剧，围绕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及到1921年改弦易张，蝶变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的历程，全景式地再现了从涤瑕荡垢的新文化运动、热血爱国的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建党前史”，既是一部文化名流的“思想交锋史”，亦是一部令人热血沸腾的“青春之歌”。
新文化先行者“密集出镜”，前所未有
本剧制胜之关键，是在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新国潮背景下，首次让三十余位探索祖国出路的先辈形象“密集出镜”，展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满足了青年人怀念“觉醒年代”，关心国家命运，反思自身的情感需求。剧中文化名流荟萃，特别是一时之秀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革新派凤鸣麟出，其独立特行的艺术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辅车相依，可谓“鸿俦鹤侣”。他们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人生目标选择，尤为感人至深。作为誉满天下的北大名师，他们每月领着300元左右的大洋，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柔体贴，子女聪明可爱，按理说只要安常处顺，“遵纪守法”“躲进小楼成一统”，即可饫甘餍肥，生活富足美满。只要醉心于“名山事业”，两耳不闻窗外事，事业也会如日中天，成为学界泰斗和文化巨子。但他们却“心瞻魏阙”，抛妻别子，走出书斋，走出“舒适区”，去做“职业革命家”。李大钊被捕杀害，年仅38岁，而陈独秀五入囹圄，初心不改。他们舍生忘死探索民族的出路，为的是什么？得到了什么？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出自《共产党宣言》），那么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些社会名流，他们可谓“有产阶级”，投身革命，难免椒焚桂折，失去的将是名誉、地位、财富和家庭，甚至生命。因为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探路人和先驱者，他们披荆斩棘，难免不为荆棘所伤，他们搴纛前行，难免不为流弹击中。但他们义无反顾，只因为积贫积弱的中国为列强瓜分豆剖，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民族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他们不怕颠沛流离，不怕抛家舍业，誓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大多生长在“有产阶级”家庭，但却做了他们那个阶级的“逆子”和“贰臣”，如烈士何敬平所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他们坚定地成了所属阶级的“革命者”和“掘墓人”。他们失去的是“小确幸”，但最终却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肇基者，可谓高山景行，令人敬仰。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嚆矢”和旗手，他狷介率直，敢为人先，思想做派与旧派文人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为头号标靶。但他睥睨自雄，总是能四两拨千斤，轻松化解林纾和辜鸿铭、黄侃这些“唐吉诃德”式名士们的挑衅。他身陷囹圄，谈笑风生，写字相赠并调侃嘲笑警察厅长吴炳湘，可谓名士风流。他极力在儿子陈延年跟前摆出专制家长的派头，支持“互助社”但吃饭没带钱，被儿子要求洗碗，叫儿子吃包子却说是妻子为自己蒸的，以及炒糊瓜子的细节令人忍俊不禁。他舐犊情深，处处想着儿子，为儿子的思想倾向和前途命运着想，但面子上却假装不以为然，最终赢得了儿子的敬重，父子相拥，令人唏嘘感叹。
李大钊为人豪爽，热情憨直，宁肯自己家里受窘，也常常接济家贫和穷苦的工人，并且身体力行，深入工厂和田间地头，感受劳苦大众的苦难，作为“接地气”的先行者，他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在他努力下，使这一学说逐渐得到了处于迷茫探索期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可和接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趸。李大钊激情写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让无数年轻观众为之神往，为之激动。
蔡元培是位蔼然仁者，更是“北大精神”的缔造者和新文化运动“幕后推手”。他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为了办好北大蔡元培慧眼识人，招贤纳士不拘一格。他三顧《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寒舍，扺掌而谈，终于说服了这位自视甚高的文化人加盟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而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力排众议，将之聘为教授。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新文化运动因为有了他的支持才得以开展。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提交辞呈离京。由此引起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声援蔡元培。在他的努力下，被捕的学生终于获释，他可谓北大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庇护神”。
留美博士胡适，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他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本剧以风趣幽默的手法把他塑造成为一个风度翩翩的“大众情人”，他被女诗友们热情造访，临别时被要求行“欧式”拥抱礼，让保守的同事不忍正视。演讲被“女诗友们”疯狂叫好，与黄侃就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便利，指古摘今的论争令人捧腹。他恪守太太规定的“十点必须回家上床休息”家规，更是被众人一再揶揄。这些“寓谐于庄”情节和细节，轻松而有趣，使这部肃穆庄重“党史剧”充满了趣味性，增加了娱乐性和可看性。而五四运动后，胡适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令人叹惋。
保守派文化大师谐趣十足，令人叫绝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泥古非今的保守派文化大师如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的剧中形象相对历史形象，略有夸饰，但作为艺术形象，形神兼备，令人叫绝。
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学博中西，精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向西方人宣讲东方文化，名满京城。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在剧中他自视甚高，留着辫子，端着个水烟枪，时常有两位忠仆伺候，一副清朝遗老的做派。他讲排场，花钱如流水，以致手头时常紧张。别人请客，他竟然自选最为讲究的地方，可谓傲气无双。他因为上课进度慢，听课学生少，被举报，被校长蔡元培含蓄批评“敲打”，窘迫不安。但是蔡元培却给了这位“风尘外物”改过自新的机会，他的演讲《中国人的精神》金声玉振，可谓粲花之论，因为备受洋人青睐，观者如堵，一场讲座要付出“两个大洋”听讲费，成为京城一景，也获得北大师生的热捧。因此他视蔡元培为恩主，以至于当保守派将矛头针对蔡元培时，他就愤然离去。他傲视同侪的贵族做派，在剧中被漫画化了，极富喜剧性，常让人忍俊不禁，很多时候起到了活跃气氛作用。
精神矍铄的林纾是位鸿儒硕学，年少时校阅古籍两千余卷，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平生嗜书，枕籍至深。他不懂外文，但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人人争阅，一时洛阳纸贵。“林译”欧美作品180 余种，风行天下，可谓风头无俩，他亦以此自矜。林纾推重桐城派古文，反对白话文，他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在剧中，耆耋老人林纾作为保守派的领袖，众人对他众星拱北，礼敬有加，他亦以长者自居，颐指气使，攀今吊古，颇有泰山北斗的风范。但当他的学生阳奉阴违，居心叵测，想利用他使用诡计对付陈独秀时，他对其大加驳斥，不愿背地里数黑论黄，放人暗箭，显示出了旧派文人的节操和风骨。
而另外一位保守派大师黄侃，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后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在剧中却被“后浪拍在沙滩上”，他外表高大帅气，但行止却被“丑化”了，他口不择言，举止孟浪，性格过激，不容他物，上课强词夺理，竟与学生发生龃龉，其后还常“气急败坏”，遇事辄叫嚣不已，与大师形象相去甚远。
由于对保守派大师言行做了夸张性的处理，不无揶揄和善意的嘲讽，因此他们都各如其面，令人解颐。但毫无例外的，当遇到人头鬼畜的小人作祟，想利用他们做不堪之事时，他们却恪守文人操守，“留得黄花晚节香”，葆有做人的底线和气节，没有“黑化”，令人心生敬意。总而言之，新旧两派文化论争的历史影像殊为难得，前辈大师超逸绝尘的个性风采，令人大饱眼福，“笑为观止”。
知行合一的“开路精神”，令人敬仰
《觉醒年代》中先行者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坐言起行，“知行合一”，使理论付诸社会实践，以实践为检验理论是否合乎国情的处事准则。朱熹曾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当则以力行为重”（《晦庵文集》卷五十）。“知”是为了“行”，“行”是检验“知”的标准。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他们不是只会“贩卖理论”的掮客。
为了学习新学说和新理论，宣传新思想，文化社团如红楼读书社、互助社、新民学会、觉悟社等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旅京湖南各界研究会，以及平民通讯社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厥功至伟。革新不可能旦种暮成，洋务运动走不通，民主共和走不通，先驱者并未畏葸不前，而是换条路再走。《新青年》杂志不断介绍新的国外新学说进来，以之为武器抨击旧文化。而《甲寅》《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异军突起，与《新青年》相互唱和，弦歌不辍。思维的碰撞和眼界的开阔，使得人们有机会觉醒起来，不断的尝试和讨论，不断的追寻和探索。
从欧美的民主革命、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在新学说和新理论的武装下，先驱者们坐言起行，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验。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开枝散叶，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李汉俊、高君宇、何孟雄、邓中夏、彭湃、陈延年、李维汉等均信仰过。剧中陈延年等在前辈的支持下，成立了“互助社”，把“无政府主义”理论主张付诸实践，结果失败了，发现其不符合中国实际，进而认识到社会改良行不通，因此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才是与民更始的救国之路。而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各大城市桴鼓相应，迫使北洋政府免去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最终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全国纷纷成立，新民主革命拉开了序幕。
先行者不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勇于探索，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满怀信心大步走”。他们通权达变，辨伪去妄，“以实践为理论旨归”的“开路精神”，令人敬仰，这种处事准则，于当下的社会改革亦有重要的示范价值。
此外，《觉醒年代》情节和情节设置巧妙，故事叙述动人，“写实”的画面中间杂“写意”的镜头，寓“真情”于“真实”。剧中特别令人动容的情节和细节有：周树人在“人血馒头”的刺激下奋笔疾书《狂人日记》;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引发了天崩地坼的五四运动;闻听外交失败，热血青年郭心刚一夜白头;为了革命，白水鉴心的陈延年，拒绝花信年华的柳眉一往情深的爱情告白;天津海河岸边卖儿鬻女，哀鸿遍野等。特别是延年和乔年迎着阳光奔赴法国求学，回首向亲人道别的温馨时刻，与年纪轻轻就在惨死屠刀之下的残酷画面剪辑在一起，对比强烈，极富视觉冲击力，令人潸然泪下。
作为北大教授和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要抛家舍业，进监狱、流亡、受苦？本剧为了表现其思想动因，不但在市井街曹设置了许多贩夫走卒，乞儿艺人底层贫民形象来表现社会惨像和问题，而且特意设置了李大钊协助陈独秀由天津出逃上海时，在江边所见的凄惨场景—灰黄的天地间难民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犹如炼狱般令人揪心。垂垂老矣的义和团幸存者为死去的兄弟打抱不平，控诉政府的腐败无能。只因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才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一幕刺痛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也解释了心怀天下苍生福祉的人，弃小家为大家之原因—“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此外，本劇对历史场景的表现充满美感，隐喻亦有深度。如多次出现的骆驼象征被奴役的人们，笼中鸽寓意人被时局束缚，陈独秀在泥泞路上抛上砖头踩着过去暗示着他将成为革命的引路人等，不一而足。
结语
鲁迅诗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觉醒年代》表现了先驱者在民族危亡关头觉醒后，探索中国出路的曲折过程，集中展现了历史文化名流逸闻轶事和革命先辈的心灵史，既有反映“觉醒年代”五光十色的中国社会之广度，又有探讨中国社会出路的思想深度，党史考据严谨细致，人物刻画深入，制作精良，是一部“讲好中国故事”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