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摘要】
儒学在汉代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渐进过程。汉初，社会主流思想为黄老之学，儒学的地位和影响较小。儒学在西汉初期传播的基本趋势是由民间走向朝廷，逐步地得到帝王的尊重。西汉诸帝的儒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学在西汉时期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关键词】
儒学
1 刘邦与儒学
公元前206年，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刘邦出身市井小吏，并不喜欢儒学。《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载骑士语于郦生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同卷记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天子无威仪，群臣无礼仪，令刘邦非常头痛。叔孙通趁机建议为汉家制定朝仪。仪出，朝廷之上一改往昔那种尊卑无礼、上下无序的混乱场面，尊卑上下井然有序，群臣出乎礼则入乎刑，再也无敢大肆喧哗失礼者。这大大地树立了皇帝的威仪，令刘邦欣喜若狂：“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高兴之余，刘邦遂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不久，他又听从叔孙通的建议，晋用了大批儒生。还令陆贾著《新语》，以言秦代兴亡得失。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开皇帝祭祀孔子之始，还下“诏诸侯王卿相至郡，先庙谒而后从政”，亦是以后历代新官到任谒拜孔庙之始。
2 文景时期的儒学
汉文帝为政清简，继续黄老政治为其主流。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礼书》中又称“孝文好道家之学”。显而易见，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学说是汉文帝治国施政的主要指导思想。同时，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治国方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均有记载，儒者在文帝时“颇征用”。一些治学优秀的儒士在文帝朝担任了重要官职。例如，“徐生以容为汉礼官大夫”，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因修《春秋左氏传》而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和重用。其中，贾谊更是深受文帝赏识，故能“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文帝任用儒生贾谊，一年之中即将其擢为大中大夫。贾谊得到重用，按照儒家的一套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的主张；又参与法律制度的修订，由此赢得了文帝的信任。这些表明，汉文帝对儒者是信任和支持的。
汉景帝时期，整体上看，虽然是“不任儒者”。但景帝时期是帝王之学的转变时期，儒学的发展有了较大改善。尽管景帝即位之前接受了大量的黄老刑名之学，但他却表现出对儒学的好感和对儒士的器重，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由此观之，景帝研习黄老之学实出无奈，他为太子选儒者为师和任用儒者担任官员就是最好的说明。精通《诗经》的王臧，被景帝任为太子少傅，以经学辅导太子。精通《诗经》、《易经》的大儒韩婴，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提升为常山王太傅。胡母生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景帝任为博士。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仁爱好教化”，被景帝任为蜀郡郡守，辕固生为清河王太傅。由此不难看出，皇室子弟所受的教育开始由儒士指导，儒士出为王者师，这对提高儒学的政治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状况促进了皇室和整个社会上层的儒学教育。
3 汉武帝与儒学
汉武帝自幼受到较好的儒学教育，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儒生王臧，《汉书·儒林传》中记载：“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己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武帝幼时己受诗教，接受儒家思想较多，《史记》称武帝“好文词”、“向儒术”。汉武帝接受儒学，思想上向儒学靠拢是必然的。
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卫绾的上奏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由此拉开了独尊儒术的序幕。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它是儒学与权力结合的标志，亦是儒学由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学派进而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由此也导致了儒学传播形态的改变。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其对皇室和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汉武帝以后，汉代对皇子的教育，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教育制度，以后的西汉诸帝，大多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并精通儒家经典，这对儒学的扩展和传播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4 汉武帝之后诸皇帝与儒学
昭帝，自称通习《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班固称赞他“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
宣帝自幼受教儒学，师受《诗》、《论语》、《孝经》，宣帝自称“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汉书》卷八《宣帝纪》载，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并亲自参与其事，“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由此以来，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权威，亦成了经学学术上的最高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变成了政治的最高法典，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
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元帝“富于春秋，谦让，方乡经学，敬重师傅”，大有儒家尊师之传统。元帝当政时期，当朝所用皆文学之士，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官员儒学化，改变了汉朝以往“霸王道杂之”的局面，大力实施政治儒家化。
成帝，“壮好经书，宽博谨慎”。成帝对儒家文献和学习儒家思想较为重视。河平三年（前26年），“令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对民间儒学经典的发现和保存，功莫大焉。阳朔二年（前23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致使传授儒学的博士数量大为增加，儒学传播的基础较以前明显扩大。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
[6]傅永聚等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北京：中华书局，2003
【作者简介】
董桂华，济南市长清第三中学，研究方向：历史学
儒学在汉代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渐进过程。汉初，社会主流思想为黄老之学，儒学的地位和影响较小。儒学在西汉初期传播的基本趋势是由民间走向朝廷，逐步地得到帝王的尊重。西汉诸帝的儒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学在西汉时期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关键词】
儒学
1 刘邦与儒学
公元前206年，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刘邦出身市井小吏，并不喜欢儒学。《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载骑士语于郦生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同卷记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天子无威仪，群臣无礼仪，令刘邦非常头痛。叔孙通趁机建议为汉家制定朝仪。仪出，朝廷之上一改往昔那种尊卑无礼、上下无序的混乱场面，尊卑上下井然有序，群臣出乎礼则入乎刑，再也无敢大肆喧哗失礼者。这大大地树立了皇帝的威仪，令刘邦欣喜若狂：“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高兴之余，刘邦遂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不久，他又听从叔孙通的建议，晋用了大批儒生。还令陆贾著《新语》，以言秦代兴亡得失。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开皇帝祭祀孔子之始，还下“诏诸侯王卿相至郡，先庙谒而后从政”，亦是以后历代新官到任谒拜孔庙之始。
2 文景时期的儒学
汉文帝为政清简，继续黄老政治为其主流。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礼书》中又称“孝文好道家之学”。显而易见，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学说是汉文帝治国施政的主要指导思想。同时，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治国方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均有记载，儒者在文帝时“颇征用”。一些治学优秀的儒士在文帝朝担任了重要官职。例如，“徐生以容为汉礼官大夫”，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因修《春秋左氏传》而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和重用。其中，贾谊更是深受文帝赏识，故能“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文帝任用儒生贾谊，一年之中即将其擢为大中大夫。贾谊得到重用，按照儒家的一套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的主张；又参与法律制度的修订，由此赢得了文帝的信任。这些表明，汉文帝对儒者是信任和支持的。
汉景帝时期，整体上看，虽然是“不任儒者”。但景帝时期是帝王之学的转变时期，儒学的发展有了较大改善。尽管景帝即位之前接受了大量的黄老刑名之学，但他却表现出对儒学的好感和对儒士的器重，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由此观之，景帝研习黄老之学实出无奈，他为太子选儒者为师和任用儒者担任官员就是最好的说明。精通《诗经》的王臧，被景帝任为太子少傅，以经学辅导太子。精通《诗经》、《易经》的大儒韩婴，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提升为常山王太傅。胡母生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景帝任为博士。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仁爱好教化”，被景帝任为蜀郡郡守，辕固生为清河王太傅。由此不难看出，皇室子弟所受的教育开始由儒士指导，儒士出为王者师，这对提高儒学的政治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状况促进了皇室和整个社会上层的儒学教育。
3 汉武帝与儒学
汉武帝自幼受到较好的儒学教育，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儒生王臧，《汉书·儒林传》中记载：“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己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武帝幼时己受诗教，接受儒家思想较多，《史记》称武帝“好文词”、“向儒术”。汉武帝接受儒学，思想上向儒学靠拢是必然的。
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卫绾的上奏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由此拉开了独尊儒术的序幕。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它是儒学与权力结合的标志，亦是儒学由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学派进而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由此也导致了儒学传播形态的改变。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其对皇室和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汉武帝以后，汉代对皇子的教育，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教育制度，以后的西汉诸帝，大多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并精通儒家经典，这对儒学的扩展和传播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4 汉武帝之后诸皇帝与儒学
昭帝，自称通习《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班固称赞他“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
宣帝自幼受教儒学，师受《诗》、《论语》、《孝经》，宣帝自称“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汉书》卷八《宣帝纪》载，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并亲自参与其事，“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由此以来，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权威，亦成了经学学术上的最高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变成了政治的最高法典，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
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元帝“富于春秋，谦让，方乡经学，敬重师傅”，大有儒家尊师之传统。元帝当政时期，当朝所用皆文学之士，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官员儒学化，改变了汉朝以往“霸王道杂之”的局面，大力实施政治儒家化。
成帝，“壮好经书，宽博谨慎”。成帝对儒家文献和学习儒家思想较为重视。河平三年（前26年），“令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对民间儒学经典的发现和保存，功莫大焉。阳朔二年（前23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致使传授儒学的博士数量大为增加，儒学传播的基础较以前明显扩大。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
[6]傅永聚等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北京：中华书局，2003
【作者简介】
董桂华，济南市长清第三中学，研究方向：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