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中国古代戏曲”单元节选了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牡丹亭》中的《闺塾》。读这个剧本中的私塾教师陈最良，我们可以从中生发出许多的感触。虽然时代完全不同，教授的学业也有很大区别，但是作为“教师”这个职业的一些本质特征却依然有相通之处。因而研讨一下陈最良作为教师的形象，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做教师，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首先，陈最良作为官宦人家雇佣的家庭教师，他是尽职尽责的。他敢于批评学生不合规矩的行为。陈最良是杜府花钱雇来的雇员，那么作为学生的杜丽娘就是陈最良的衣食父母，用今天的话说，陈最良就是一个服务人员，他的上帝是杜丽娘及其父母。按照这种逻辑，陈最良应该讨好雇主，尽量避免得罪，不然饭碗就堪忧啦。然而陈最良既不放低标准，也不怕批评责罚学生。“女弟子和男弟子不一样，她们不求做官声名大，但也要和男学生一样教法”。陈最良心里很清楚，女孩子读书并不为求取功名。然而即便如此，他教学的标准却依然和“男学生一样教法”，这说明陈最良是一个有原则的严师，而不是为了混饭吃。当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他该批评就批评，“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学生迟到，他跟学生讲明道理，指出应该如何做好，警醒学生遵守规则；“哎也！不攻书，花园去，待俺取荆条来。”学生贪玩，他直接取荆条责罚。体罚固然不可取，但严格要求学生，批评责罚学生，本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反观今天的老师，面对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往往缺乏严格要求的态度，反而多的是一味的夸赞，甚至曲意逢迎。今天的独生子女，如杜丽娘一般“却也娇养的紧”，教师不敢严厉批评责罚学生，不敢按照教学标准教导学生。老师丧失了师道尊严，也就丧失了敢于严格管理的底气。以至于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一份名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的文件，其中第16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教师批评学生竟然需要教育部下文件给底气，这不是滑稽之至！难道对学生批评教育不是教育过程中正常的手段，不是作为教师应有之权利么？深究今日之教师，不敢、不能批评教育学生的原因，还在于师道尊严在当今社会的沦丧。相比较而言，陈最良老师所处的时代，尽管他是受东家雇佣的雇员，靠学生家长养活，但是他却保留了师道尊严，“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极承老夫人管待。”可见学生家长极为尊重；“死丫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打不得你？”可见学生心理也含有敬畏。如今社会丧失了这种尊重和敬畏之心，纵使教育部下文，那也是一纸空文。
陈最良还是一个有一定教学技巧、知行合一的教师。在讲到“关关”这个拟声词是雎鸠鸟叫声的时候，杜丽娘提了一个问题：“怎样声儿？”这个问题其实与诗文的内容毫无关系，而且陈最良老师既没有现成的鸟拿来示范，更没有录音机可以放声音，他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可是他没有，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的课堂上都觉得很新奇的举动，那就是自己学鸟叫。想一想，一个年逾花甲的教师，在课堂上学鸟叫，是一件多么可乐的事情。陈老师这样不顾形象，不过是为了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罢了。而后面春香提了一个同样脱离诗文主题的问题，却被陈最良批评，“（贴）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针对这个问题陈最良不仅不解释，反而大谈《诗经》的主旨，乃是源于他的教学目标取向。因为如果真正回答春香这个问题，那么这首诗的解释便不得不回到它的本来面目——讲清楚男女情爱的问题，这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陈最良是难以做到的。不要嘲笑陈最良。即使是今天，在教学中我们不也是经常回避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么？曾几何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背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林嗣环《口技》等等，都不是被删减之后才允许进教材的么？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动辄从意识形态出发，给文章主题作泛政治化的解读。陈最良对于课堂教学中临时生成的问题依据教学目标，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谓不乏教学机智。不回答春香的疑问，也并不是陈最良对儒家经典一知半解，只会照本宣科，恰恰相反，陈最良可能对《毛诗》深有研究而且推崇备至。“今日早膳已过，我且把《毛诗》潜玩一遍”，试问今日之语文教师能有几人对于教材能够做到潜玩呢？这句话充分说明陈最良既能深入地钻研教材，又真正做到了自己喜欢，而且知行合一。春香为了戏弄陈最良，故意把“闺房四宝”拿到“文房”来，陈最良自称“不曾见过”画眉笔、画眉墨、薛涛笺、鸳鸯砚，这里就很值得怀疑。作为一个在官宦人家做私塾先生的人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呢，还是囿于封建礼教“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行为规范而推说不认识呢？封建礼教是禁止公开谈论情爱和关于女人的事物，何况是在课堂上，教师更不会跟女学生对闺房之物如数家珍。正因为如此，春香才说“好个标老儿！”陈最良是标准的合乎封建道德的良民。正因为如此杜宝才会请他来做女儿的先生吧。我们且不论陈最良是不是假道学，但对教材做到深入研究，对自己倡导的思想道德做到知行合一，这应该是当老师的一条基本准则吧。反观今日之教师，有多少是因为自己读不懂文章，只能依照参考书、辅导资料，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有多少教师又是自己在课堂上高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为几斗米而把腰折断了呢？
当然，陈最良只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但是他身上的特点必定有当时教师的影子。我们今天考察这个教师形象，如果仅仅从今天的意识形态出发，一味地批判陈最良，就像人教版《教师用书》上那样对春香大加赞赏：“天真直率，顽皮娇厚，大胆泼辣，思想单纯，敢开先生的玩笑，无视礼教、师道尊严。”像许多评论者那样对陈最良大加鞭挞：“作者借春香揭露陈最良的假道学面貌，辛辣讽刺他的不学无术和迂腐，表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这无疑是借着张扬个性的旗号把学生把引向一个无理取闹、藐视课堂、目无尊长的“陷阱”。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行为，自己真比陈最良强么？
首先，陈最良作为官宦人家雇佣的家庭教师，他是尽职尽责的。他敢于批评学生不合规矩的行为。陈最良是杜府花钱雇来的雇员，那么作为学生的杜丽娘就是陈最良的衣食父母，用今天的话说，陈最良就是一个服务人员，他的上帝是杜丽娘及其父母。按照这种逻辑，陈最良应该讨好雇主，尽量避免得罪，不然饭碗就堪忧啦。然而陈最良既不放低标准，也不怕批评责罚学生。“女弟子和男弟子不一样，她们不求做官声名大，但也要和男学生一样教法”。陈最良心里很清楚，女孩子读书并不为求取功名。然而即便如此，他教学的标准却依然和“男学生一样教法”，这说明陈最良是一个有原则的严师，而不是为了混饭吃。当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他该批评就批评，“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学生迟到，他跟学生讲明道理，指出应该如何做好，警醒学生遵守规则；“哎也！不攻书，花园去，待俺取荆条来。”学生贪玩，他直接取荆条责罚。体罚固然不可取，但严格要求学生，批评责罚学生，本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反观今天的老师，面对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往往缺乏严格要求的态度，反而多的是一味的夸赞，甚至曲意逢迎。今天的独生子女，如杜丽娘一般“却也娇养的紧”，教师不敢严厉批评责罚学生，不敢按照教学标准教导学生。老师丧失了师道尊严，也就丧失了敢于严格管理的底气。以至于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一份名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的文件，其中第16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教师批评学生竟然需要教育部下文件给底气，这不是滑稽之至！难道对学生批评教育不是教育过程中正常的手段，不是作为教师应有之权利么？深究今日之教师，不敢、不能批评教育学生的原因，还在于师道尊严在当今社会的沦丧。相比较而言，陈最良老师所处的时代，尽管他是受东家雇佣的雇员，靠学生家长养活，但是他却保留了师道尊严，“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极承老夫人管待。”可见学生家长极为尊重；“死丫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打不得你？”可见学生心理也含有敬畏。如今社会丧失了这种尊重和敬畏之心，纵使教育部下文，那也是一纸空文。
陈最良还是一个有一定教学技巧、知行合一的教师。在讲到“关关”这个拟声词是雎鸠鸟叫声的时候，杜丽娘提了一个问题：“怎样声儿？”这个问题其实与诗文的内容毫无关系，而且陈最良老师既没有现成的鸟拿来示范，更没有录音机可以放声音，他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可是他没有，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的课堂上都觉得很新奇的举动，那就是自己学鸟叫。想一想，一个年逾花甲的教师，在课堂上学鸟叫，是一件多么可乐的事情。陈老师这样不顾形象，不过是为了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罢了。而后面春香提了一个同样脱离诗文主题的问题，却被陈最良批评，“（贴）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针对这个问题陈最良不仅不解释，反而大谈《诗经》的主旨，乃是源于他的教学目标取向。因为如果真正回答春香这个问题，那么这首诗的解释便不得不回到它的本来面目——讲清楚男女情爱的问题，这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陈最良是难以做到的。不要嘲笑陈最良。即使是今天，在教学中我们不也是经常回避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么？曾几何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背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林嗣环《口技》等等，都不是被删减之后才允许进教材的么？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动辄从意识形态出发，给文章主题作泛政治化的解读。陈最良对于课堂教学中临时生成的问题依据教学目标，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谓不乏教学机智。不回答春香的疑问，也并不是陈最良对儒家经典一知半解，只会照本宣科，恰恰相反，陈最良可能对《毛诗》深有研究而且推崇备至。“今日早膳已过，我且把《毛诗》潜玩一遍”，试问今日之语文教师能有几人对于教材能够做到潜玩呢？这句话充分说明陈最良既能深入地钻研教材，又真正做到了自己喜欢，而且知行合一。春香为了戏弄陈最良，故意把“闺房四宝”拿到“文房”来，陈最良自称“不曾见过”画眉笔、画眉墨、薛涛笺、鸳鸯砚，这里就很值得怀疑。作为一个在官宦人家做私塾先生的人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呢，还是囿于封建礼教“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行为规范而推说不认识呢？封建礼教是禁止公开谈论情爱和关于女人的事物，何况是在课堂上，教师更不会跟女学生对闺房之物如数家珍。正因为如此，春香才说“好个标老儿！”陈最良是标准的合乎封建道德的良民。正因为如此杜宝才会请他来做女儿的先生吧。我们且不论陈最良是不是假道学，但对教材做到深入研究，对自己倡导的思想道德做到知行合一，这应该是当老师的一条基本准则吧。反观今日之教师，有多少是因为自己读不懂文章，只能依照参考书、辅导资料，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有多少教师又是自己在课堂上高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为几斗米而把腰折断了呢？
当然，陈最良只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但是他身上的特点必定有当时教师的影子。我们今天考察这个教师形象，如果仅仅从今天的意识形态出发，一味地批判陈最良，就像人教版《教师用书》上那样对春香大加赞赏：“天真直率，顽皮娇厚，大胆泼辣，思想单纯，敢开先生的玩笑，无视礼教、师道尊严。”像许多评论者那样对陈最良大加鞭挞：“作者借春香揭露陈最良的假道学面貌，辛辣讽刺他的不学无术和迂腐，表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这无疑是借着张扬个性的旗号把学生把引向一个无理取闹、藐视课堂、目无尊长的“陷阱”。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行为，自己真比陈最良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