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在三四十年代有着“文学洛神”之称，小说《生死场》是萧红传世的经典名篇。正如林贤治在《萧红十年集·上》的“前言”中提到的，萧红本人具备“女性”和“穷人”两个文化身份，而且这两个身份是重叠的关系。正是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萧红将哀悯和关怀的目光投诸下层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敏锐地凸显了贫弱的底层女性处于“生存”和“男权”的双重压迫中，她们善良、勤劳，却也无奈、柔弱、无知，如蝼蚁般挣扎在东北乡村的土地上。
　　《生死场》以东北沦陷前后为背景，展现了女性卑微尴尬的生存地位。在物质贫乏的乡村，农民对物质资源表现出极度的渴望与热爱，他们将家畜与庄稼看得比自己的儿女都要珍贵。在这样的环境下，男性因为体力优势更容易制造出物质资源，而柔弱的女性则处于“不如菜棵珍贵”的卑微地位。小说还表现了女性如同动物繁衍的生育，“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不断地在小说中描写狗的生产、猪的生产，有意突出女性生育的动物性特征，人的生育淹没在动物生育的喧嚣中，命运同动物一样荒凉和不确定。小说中，成业在金枝有孕的情况下依然野蠻地施欲，爱情里连亲昵和情话都没有，只有本能的驱使。在金枝督促他尽快操办婚事时，成业毫无爱怜之心，只是不耐烦地敷衍了事。婚后金枝不仅要承受丈夫的谩骂咆哮，就连女儿也被成业亲手摔死。男性作为家庭关系的主宰，出于强烈的“实用性”考虑，视妻子为客体化的物质，对女性只有功利性的“使用”，而缺乏温情与体贴，导致女性身不如物，灵肉俱残。
　　《生死场》中男性和女性在婚姻恋爱方面极度不平等，金枝、月英、福发婶都曾怀有青春少女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对异性的期待。但在恋爱过程中，精神的美好被肉体欲望代替，她们的爱情换来的只是男性最荒凉、最原始的物欲占有。月英过去曾是打渔村里最温婉美丽的姑娘，出嫁后因为卧病在床被丈夫厌弃和虐待，不出一年就变得面目全非，直至绝望地死去；麻面婆在丈夫的权威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直到自己被日本兵团杀害，都没有对丈夫的权威有过丝毫的反抗。这些女性真正的可悲之处在于，她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正如让·保罗·萨特所说，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她们“自得其乐”地扮演着从属者的角色。金枝眼睁睁看着小金芝被丈夫摔死，福发老婆对男人冷如石头般的态度保持沉默，金枝的母亲对女儿所遭遇的蹂躏和强暴麻木不仁。在长期“约定俗成”的男尊女卑文化中，女性肉体的异化之后是精神的异化，她们被物质和男权奴役，又主动承认和屈服于这种不幸的状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萧红看到的是妇女身上沉重的枷锁，封建主义的精神不仅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奴隶，而且不自觉的异化为自身的敌人，充当男权社会的工具，压迫自己的同性。”
　　当然，萧红在表现女性挣扎和死亡的同时，也对女性寄予了深厚期望，呼唤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王婆就是萧红作品中少有的光辉的女性形象。她本来就是以一种“异类”的身份出场的，嫁过三个丈夫，因对第一任丈夫不满，便“自作主张”改嫁，第二任丈夫死去后便嫁给了赵三。她不仅不囿于封建礼教，甚至具有高于男性的见识和魄力，在赵三偷偷加入镰刀会进行“造反”时，她不仅不惧怕，反而鼎力支持、出谋划策。此外，王婆在精神上一直默默支持着儿子的“事业”，当得知儿子被反动派官府杀掉后，她把斗争的希望继续寄托在女儿的身上，表现出不被驯服的抗争的气节。之后的王婆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在两个孩子相继死去后，她果断支持第三个孩子参加革命军，自己也积极投入抗日队伍中去，帮助革命党人传信号、放哨，隐藏革命党人，体现出了女子不同寻常的果敢与坚决。王婆的“野生的奋起”使得她成为小说中独树一帜的女性形象，萧红借助王婆这个形象传达出了她内心理想的女性特质：勇敢，坚韧，有反抗的决心和持续的追求，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萌芽。在此，国家话语与女性命运相交织，在抗日救亡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深处，隐藏着萧红对女性本身的忧思与关切。
　　作者单位：陕西靖边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