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人与外在世界保持感应的方式，如果不懂得诗歌，人生少了些许意趣。诗歌是对欠缺人生的补偿，是干涩无聊生活的润滑剂，是漫漫长途中的补给站。诗意地栖居，人生才能行稳致远。
　　诗歌究竟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在神人未分的年代，人们认为诗歌是与天神对话最神圣的媒介之一。诗歌是神的意旨与命令，也是生民的祈祷与愿望。你看，“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诗歌的语言是多么具有魔力！
　　在强调集体生存的蒙昧初开时期，诗歌是生民集体求得生存的号角。诗歌是劳工的号子，也是辛勤的叹息。这就是《淮南子》所谓的“邪许”歌，鲁迅叫作“杭育杭育”派。
　　在封建专制的王朝，诗歌是卑微者讽谏的有力反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诗经·伐檀》）如果说这里多是无奈的指责的话，那么，“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硕鼠》），就是无声的反抗。当然，诗歌也是发自肺腑的感叹之词：“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
　　无论什么时候，诗歌都不是神案上的冷肉，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不是极尽繁缛的谄媚之词。它从来都是对现实的最强烈的人文观照，用心声唤醒心灵，用灵魂叩问宇宙。
　　文体代变
　　曾经，诗歌是一项艰难苦涩的工序，由瞽矇用一生承担着口耳相传的任务，吟唱自己族群的历史。由于写作媒介的稀少与珍贵、书写不便，诗歌以其音韵和谐便于传诵，成为传播最为广泛的一中文体。“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我客戾止，永观厥成。”（《诗经·有瞽》）历史上，优秀的诗歌是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华，每一首诗歌都在世人的嘴边吟唱，闪耀着金光，穿越历史的长河。口头诗歌固然有其音韵的优势，但也存在随意改变的可能。
　　后来，随着纸质刊刻书籍的出现，文本逐渐固定，人们也越来越慎重地锤炼语句，追逐最佳的表述，“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好诗多是经过不断推敲与苦思得来的，王安石为了一个字，不断修改，最终选定“绿”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不仅是时序的直叙，也是春天与情感形象的表达。有时锤炼不见痕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句表面上写外在景物的变化推移，实际上写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每一个诗人都与自己的诗歌紧密联系在一起，常常一句诗成就一个诗人，比如潘大临以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就足以在诗歌史上留名。每一个诗人都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李白口头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暗地里却不断地与前人开展竞赛，写下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登金陵凤凰台》）这样的名篇。文人相轻固然不对，但诗歌竞技也是促进诗歌发展的法宝。
　　文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其实诗歌本身也是如此，由一二字到一二十字，由短制到长篇，既是语言思维逐渐成熟的历程，也是情感慢慢丰富的体现。“候人兮猗”（《候人歌》），先秦这首最短的中国恋歌是情绪郁结而不能抒发的表现。“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蜀道难》激情涌动，完全打破了形式的枷锁。近体诗既是音韵格律规律的总结，也有春蚕作茧式的束缚。“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其八），老杜其实是格律的俘虏，扭曲的语句成了琥珀。“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杨亿《泪》），以宋代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歌已成为卖弄才学的表演秀，纵然对仗工整，却无生活内容，纵然有人笺释，又有何益？
　　元、明人多从前人学习作诗之法，要么尊苏，要么尊黄，或者“诗必盛唐”，少了对现实的关注与对未来的开拓，始终活在古人的影子里。江山代有才人出，不仅是人，诗歌也是如此。天地真情在，人间要好诗。今人能为古人体式的诗歌，固然展现学识与能力，但如果亦步亦趋，严格遵守旧体式，不能打破传统，不能创新，也会为体式所累。
　　诗为心声
　　当下，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诗歌似乎成了一种最为简单、最为方便、门槛最低的文体，人人都可以作诗，人人都可以是诗人。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不并是每个能说话的人都是诗人。诗歌是人的心声，但不是每个人的心声都能成为诗歌。轻薄为诗，无论何种高深的理论，也难掩盖其内容的琐屑无聊。声成文谓之音，只有讲求修辞文采的才是诗歌。
　　诗歌是音乐的，并不是叫嚣与无病呻吟;诗歌是讲究格式的，但不是只体现在断句断行上面，并不能仅按照平仄格律程序机械地制造出来;诗歌是精练简洁的，但不是空洞无物的短章;诗歌是情感的郁积，喷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有感而发，不是说你想写就写。诗歌是最自由、最自我的表达，但如果失去了规范，谁都可以信手涂鸦，那只能说是文字的堆砌。我们既不能为古人体式所束缚，也不能飘在空中，进行毫无根基的创新。
　　古人对“诗”的训诂，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探究诗的源头，实际上总在不断提出自己的主张。无论是“在心为志”的看法，还是“诗者，持也”的解释，或者从诗人角度来看诗歌创作者的角色定位，都是时代对诗歌定位的反映。
　　有人说，诗言志。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意志，不是个人私欲的呈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大序》），那是宏大叙事，是与国家兴衰存亡密切相关的志向，虽然出自个人的心里，但很少表达个人的私情。
　　有人说，诗缘情。那是个人事业之外的一种感情，是个人空间真实的体现。不同的民族，对于诗歌的定性也是不同的。古希腊人认为诗歌是太阳神的狂欢，是激情的燃烧。而中华民族认为诗歌是持身达志的体现。诗歌的内容需要规范，无论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写作，还是温柔敦厚的表述方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
　　何为好诗
　　诗歌固然要有自己独特的样式，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貌一样，但相貌并不能决定他的内在素质。一首好诗，要有感染力，非诚不能动人。古人就说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诗大序》）。诗歌如果没有激情，那就形同枯草，没有生命力。有感情并不一定具有感染力，这取决于你的感情是否能唤起读者的共鸣与通感，有心灵的互动才能动人。也就是说，你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不能表达的感情，这才具有感染力。就像甘霖渗漏干旱的大地，诗歌的感染力也同样滋润人的心灵。
　　其次，好的诗歌就像天空中的星星，應该在时空中永存，具有历史感。诗歌的历史感一方面反映某个时代的真实，一方面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我们吟花弄月固然没错，但如果总在沿袭古人而没有突破，也就仅是练笔而已。孔夫子强调诗可以“兴观群怨”，恰恰是为人生的诗歌观。
　　同时，诗歌要像楚国神箭手养由基一样，能够射穿七层的牛皮。诗歌的穿透力就是能把亘古不变的情与理说出来。诗歌固然不能有理障，但没有深度的诗歌就像一泓清水，虽然清澈，但没有内容。真正具有穿透力的诗歌，都是情理结合，具有哲理的。古人常赞叹“建安风骨”或“盛唐气象”，它们好就好在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感染力，有历史感，有穿透力。好的诗歌，可以让人在千年以上与千年以下找到知心友人，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诗歌是一重门，我们通过这重门，既可以看到千年的风光，也会产生片面的误解，只有进入其中，我们才能在具体的时空感受诗歌的魅力。诗歌是一重门，既要阻断不良的习好，也要吸纳优秀的资源，在开与合中选择，我们需要有择取的眼光与能力。这重门不是画地为牢，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了规矩，诗歌才能成方圆。这重门并不是封闭保守，找到正确的门，我们才可以得门而入。只有喜爱诗歌，诗歌这重门才会为你打开，“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衡门》）。让我们打开诗歌之门，在其中栖息，乐以忘忧。
　　郭院林，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