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到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千年帝制走向终点。
　　同一年，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公共租界当局由东向西正式开始越界修筑一条道路，由于道路东首即为当年上海滩名园之一愚园，遂取名愚园路。

脱颖而出

　　彼时的愚园路尚为郊外偏僻之地，沿途与多条小河相交，一派江南水乡景致。谁也想不到，100多年后，这里成为网红打卡之地，成为人们探究上海旧日往事，寻觅城市记忆之所在。
　　1918年，愚园路修筑完成。沿着这条道路，人们可以从兆丰公园（今上海中山公园）一路向东到达静安寺，随后再顺着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继续往东，即可直抵跑马厅、南京路等当时公共租界的核心地带——愚园路渐成交通要道。
　　由于交通便捷，加上土地价格相对较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众多地产商纷纷看上这块风水宝地。从石库门住宅到新式里弄，从公寓到花园洋房，各类地产项目在愚园路沿线相继开工落成。
　　这波地产热潮不仅留下了一条拥有各色风格建筑的景观道路，更重要的是，众多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纷纷在此留下足迹，而这正是愚园路得以在上海众多马路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一条愚园路，历历近代史。饱经风霜的老宅背后，承载的正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生动的故事。

风花雪月往事多

　　走进愚园路1136弄那栋哥特式城堡建筑，80多年前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迎娶“校花”保志宁的沪上往事立刻浮现眼前。
　　为博得佳人欢心，年近五旬的王伯群利用职权之便建造了这栋美轮美奂的沪上豪宅。不料入住仅2年多，抗战爆发，王携娇妻撤往后方，这栋建筑辗转成为汪精卫在上海的“行宫”，不少“阴谋之事”皆在此酝酿。
　　抗战胜利后，已在大后方去世的王伯群无缘重归故宅，保志宁费劲波折方才要回这栋别墅。此时的她早已不再是当初的校长夫人，由于无力负担这栋大宅的日常维护费用，不得不出租部分房间给英国领事馆文化处，保志宁不久后赴美定居。

　　张承宗家装有电话，每当两人商议要事时，刘长胜都会以借电话之名上楼，数年间丝毫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1949年上海解放后，该建筑一度为长宁区委机关使用，1960年元旦改为长宁区少年宫并沿用至今，一代沪上豪宅，终于得以“安定”下来。
　　王伯群在愚园路是明媒正娶，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卢筱嘉则是金屋藏娇。
　　愚园路1396号西园大楼4楼，是他专门为青岛美女袁慧燮买下的住宅。作为民国时一度掌控上海滩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安置情人自然不会随随便便选个地方。
　　于1928年落成的西园大厦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现代派风格，大堂为双拱门设计，线条简约优美。大厦总高9层，多为单套面积达100平方米以上的高级公寓，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它都是沪西地区最高的住宅楼之一，因此也被人们俗称为“九层楼”。
　　看中了愚园路的“四大公子”不止卢筱嘉一位。段宏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之子，同样选择了愚园路这片风水宝地。
　　位于如今愚园路1088号的宏业花园，即是因为段宏业在此投资置产而得名，这片事实上由多位地产商先后开发的住宅区，建筑风格各异、中西混杂，多为配有车库的花园洋房。时隔80多年后步入其中，无论是厨房的磨石子地坪还是浴室的马赛克地砖皆依稀可辨，无言地诉说着曾经在这些房屋中的人与事。

革命的脚步

　　沪西郊外之地良好的环境，令愚园路成为当时众多名人及中上阶层的居住所在。正是基于此地高档社区环境的掩护，1920年代起，愚园路也成为了一条承载着红色使命、进步力量的道路，革命的脚步在这里一刻都没有停歇。

　　亨昌里，愚园路最西端的一片石库门建筑，1925年由先施、永安合资建造作为高级职员住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迁至上海的中共中央利用此地僻静的地理环境在亨昌里418号创办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及时报道了工农武装暴动的经过及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情况。瞿秋白、罗亦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曾长期在此工作、居住，该刊物也成为共产党人在白区的重要宣传阵地。
　　《布尔塞维克》不断出刊的同时，同一条道路上，更多的进步力量也在不断萌发。1930年，位于愚园路东段的愚园坊迎来了一位广东人，他就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邓演达从1930年开始在愚园路483弄12号从事革命活动，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遗憾的是，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此为“江西起义干部培训班”讲话时被捕，同年遇害。
　　愚园路的进步火种并没有因为挫折而熄灭。上世纪30年代，新西兰共产党员、著名作家路易·艾黎利用其在今愚園路1315弄瑞兴坊的住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接头地点、避难场所并给予物质资助。多位重要共产党员得以在此躲避敌人的追捕;宋庆龄通过架设于此的秘密电台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1935年11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消息也是利用这一电台传递到上海。
　　同样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帮助的还有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后居住在愚园路719号和愚园路1032弄25号的他曾创办实业积累下丰厚家财，然而对于进步的向往，使他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在愚园路，他先后同周恩来、潘汉年等中共领导人秘密会谈，利用富商身份作为掩护，帮助共产党人完成了众多任务，之后更是向张学良、杨虎城传递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愚园路延续着它的进步传统。愚园路81号的一栋三层小楼如今是革命纪念地，但70多年前，居住于此的人们根本想不到，楼内区区12户人家中，就住了两位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长胜、张承宗。两人一个住在2楼，一个住在3楼。张承宗家装有电话，每当两人商议要事时，刘长胜都会以借电话之名上楼，数年间丝毫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同样住在愚园路的地下党领导人还有刘晓，他1947年下半年化名刘镜清，偕夫人张毅搬入愚园路上的中实新村44号，以关勒铭钢笔文具厂副总经理和股东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这处砖木结构三层新式里弄住宅因此成为中共在沪秘密机关之一，见证了众多历史时刻。
　　从乡间小路，到网红圣地;从风花雪月，到红色记忆。百年愚园路，几多风雨几多沧桑。当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交汇，愚园路早已不仅仅是一条绿树成荫的林荫道，它既是一份记忆，更是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