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工艺美术制作技术有极强的时间性和地方色彩，并因时代、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文化技术水平、民族习惯和审美观点的不同而表现出鲜明的特点。永宣时期的各种工艺技术经过逐步发展，工艺日趋成熟。不仅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大量引进多样文明的属性，从而给此时的器物造型提供了许多设计思路。匠师们通过自己的天才创新和熟练掌握后，开始用具体形象来展示自己作品的风姿神韵，并赋予器物特定的实用功能和美的价值，进而唤起了器物拥有者们在情感上的共鸣，心灵上的愉悦，功能上的满足。这些多元文化融合的物化结晶，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在故宫博物院丰厚的藏品中，有大量明代永宣时期的珍贵文物。所谓“永宣时期”，乃是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帝王统治时期(1403～1435)的略称。就整体效果来看，此时文物的风格较为俭朴，文人气息浓郁。特别是在装饰上既注重大的效果又不忽略细节。它们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物质载体，分别从艺术，宗教信仰方面，凸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多元文化交流，走向一体化的发展特点。
墨，尤其是“龙香”墨，与其他文房用具一样，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制品之一。随着两千年以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原地区的确立与传播，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备与文人士大夫之中的书画艺术的发展，使得墨与其他文房用品一起被赋予了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在明代，墨锭的制作工艺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出现了一批制墨名家。以他们的创作为代表的明代制墨工艺不仅讲究墨的实用价值，而且更加注意到了装饰效果的重要性。这就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在闲日鼹之余，随时享受墨工艺晶的精美与华贵。
然而，墨的收藏颇为不易。自古以来，由于所谓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基本上属于以实用为主的生活消费品。在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墨锭极易为潮气所腐蚀，故而长久保存难度较大。另外“述而不作”风气的影响，文房四宝一方面被视为儒家士大夫寄托其道德思想的象征。另一方面其制造业却一直摆脱不了遭到文人鄙视的“雕虫小技”地位。庆幸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明代宫廷墨文物数十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当时宫廷墨精良华丽的代表。代表了当时制墨业的最高工艺水平。我们可以借助这些仅存的稀世之作从中窥其一斑。
明代宫廷制墨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明代制墨手工业的繁荣发展，是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的。明朝皇帝的个人喜好、政治观点对于当时宫廷器物的生产制造具有不可回避的时代特征。
元末明初，是一个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期，儒家民族主义成为团结中原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共同旗帜。而此时，程朱理学也随着儒家民族意识的增长而成为非常强劲的一种帝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例如朱元璋认为元亡的最根本原因是“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即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的“纲纪”遭到君臣的破坏，故治国之道，在于“先立纪纲”。
可以说，明朝的建立与明朝儒家思想的发展乃至文房用具制作水平的空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则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儒家思想和汉族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大趋势到来之后的强烈反应。而“龙香”墨最初的本意：君主授命于天、文治武功，恰恰表达了这个意图。
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朱氏父子热衷于恢复儒家礼制。他们频频发布诏谕，屡次规定用玉、革带制度，宣扬伦理纲常，强化封建等级制度。明初政权对礼仪定制的口号标榜与部分内涵。都体现了统治者向中原王朝脉络的回归。无论是在朱元璋当政期间制定的礼乐制度，还是朱棣花费大量人力与物力来完成《永乐大典》这样浩大的典籍，同时编撰了大量儒学著作“颁行天下”的举动，都是在利用一整套封建伦理纲常，来实现其专制统治。至于珐琅器，颜色釉瓷器，乃至传说中的宣德炉，也被作为政权和儒家礼制的象征，在此时赋予了新的意义。据明代伪书《宣德鼎彝谱》记载，宣德皇帝责成大臣吕震和吴邦佑，参照皇府内藏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和柴、汝。官、哥、均、定等名窑器皿瓷器的款式及《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典籍，设计和监制香炉。这些香炉符合《宣德鼎彝图谱》中所列的117种样式，古朴典雅。其中蚋龙耳炉、鱼耳炉与朝天耳炉是当时在制作宣炉时最满意的3种炉形。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恰恰是世人对于“周礼”的推崇。
明初帝王的个人意愿
中国古代一直是“人治”社会，因此“治世”的实现首先以开明君主的出现为前提。纵观历朝历代，君主的个人素质对于整个社会的是否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明初宫廷艺术创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由于皇帝的倡导。这些皇帝所欣赏的宫廷艺术作品多取材水岸山树、花鸟虫革以及各类皇家生活场景等，蕴涵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具有古朴典雅、宁静恬适的特点。其造型及装饰艺术，集中体现了当时的国家政策以及皇帝本人的审美时尚。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作为普通人对于自身人生追求的一种态度。
此时的臣工在书画创作上亦有相当的造诣，从而使得宫廷书画盛极一时。受整个台阁文风的影响，宣德宫廷花鸟画用工致华美的语言，反映时代的面貌。花卉翎毛色彩绚丽，寓富贵吉祥的象征意义，都是围绕着皇室的审美趣味来经营，并且反映着整个国策的走向。千百年来，隐士作为儒家传统文人世界中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精神象征，深受人们向往。饱经离乱之后，明初的文人士大夫对于战争与和平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他们一方面运用文学，艺术等手段，赞美自己心目中的天堂形象；另一方面又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的梦境展现出来。此时，吉祥寓意、君子美德和庭院风景三类题材相互结合，成为宣德宫廷工笔花鸟画的惯用题材。臣工们利用象征、寓意、比拟、谐意等方法，从心中传达出他们对国家寄予的美好希望，对盛世的赞美，对君王的爱戴。此种画风自然也促成了明初宫廷艺术的发展风格，并为宣德宫廷器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艺术蓝本。
“台阁体”是后人对明代官楷的称谓。在“必遵旧制”的作用下，明代皇帝们大都喜爱翰墨，由于他们颇重书法的宣文载道作用，经常用此赏赐廷臣以示宠爱。而皇帝、太子。诸王的善书，加强了朝廷对善书官员的选拔，为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创造了条件。明代在朝廷供职担任敕诰书写职责的官员是中书舍人，他们代表着官方书法的书写模式和皇帝的审美观点，在整个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因而“台阁体”书法得以大盛。仅以瓷器，铜器、雕漆等的款识为例，这些器物皆有“台阁体”书法的痕迹。如传说中的宣德炉，其铭款“书极遒劲”“婉丽”“端雅”，应该是出自翰林学士沈度之手。
明代“龙香”御墨的基本特点
所谓“龙香”，即中原传统制墨工 艺中流传千年之久的“龙香剂”配方。追溯御墨与“龙香剂”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人为的政治关系。“龙香剂”作为一墨品名，传说最初由唐明皇李隆基命名。王象晋的《群芳谱》记载：“唐明皇以芙蓉花汁调粉，作御墨，日‘龙香剂’。”唐人冯贽所撰《云仙杂记·黑松使者》引《陶家瓶余事》记曰：
玄宗御案墨，曰“龙香剂”。一日，见墨上有小道士，如蝇而行，上叱之。即呼“万岁”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龙宾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赐掌文官。
总体来说，中国人工制墨的最初形式是墨粉或墨丸，待使用时再加调和。所谓“以美蓉花汁调粉”一事，当是唐代前期的墨工依然沿用以前的制作方法，将“芙蓉花汁”作为墨粉的粘合剂进行使用。尽管中国早在北朝时期即已出现用胶作为粘合荆的办法，但是在徽墨创始人之一——易水奚超、奚廷珪父子南下歙州之前尚未完全普及。由此可见，“龙香剂”的形成似乎与李隆基在潞州为日后夺取“天子”位而做的准备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由于潞州的特产是墨，因此所谓的“黑松使者”“小道士”“龙宾”，无一不是假托当地众人之口，并以天命的名义公之于众。而“龙香”怡恰符合了一个君主所应当具有的素质：文治武功。既为其日后的登基称帝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支持，也增加了其“授命于天”的合理性保障。这也正是“龙香”墨盛行千年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诸位制墨名家为了改善墨品的耐久性、渗透性、色泽、香味、防腐防蛀等功效，还配和珍贵天然药材等添加物，从而增加了墨品的整体价值，元人陶宗仪引陈子兼的《窗间记阔》：
(宋)熙、丰间(1088～1085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
所谓“脑”或“龙香”，即“龙脑”或“龙脑香”。综合上述记载，所谓“脑麝”，其实是指两种不同的药材，即龙脑香和麝香。
大体而言，明初“龙香”墨锭具有形制单一。硕大且坚固耐用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明初被固定了下来，成为有明一代宫廷墨品的范例。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墨品可以基本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早期的宣德年制品，二是中期的成化年制品，三是属于晚期的嘉靖。隆庆、万历诸朝。此间“御墨”除了做工精湛外，多有年号款识。这就为今人判断明代御墨的时代特征提供了难得的标准器型。明代“龙香”御墨的基本特点如下：
一、阴文和凹地阳文题款
故宫博物院现存明代“龙香”御墨多为阴文字体。其中最早的为宣德年制，共六锭，皆面图背识。除“胡进言进款蟠纹龙香御墨”(图二)题字为阳文外，余下五墨均采用阴文形式题字。纵观署以上五种年款的御墨，我们发现明代“龙香”御墨的题款制式基本相同，即“龙香御墨：大明××年制”(图一)，其中，“龙香御墨”阴文楷书四字为双列竖行，位于在每锭御墨的最醒目位置；四字之下分别竖行“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大明万历年制”五种年款。另外，成化年制圆柱形、隆庆年制银锭形“龙香”御墨的题铭文字均是阴文，说明从明宣德至万历时期“龙香”阴文题字是连续使用的。
凹地阳文雕刻技术，是指制作墨模的刻工运用阴、阳刃法相结合的技艺雕刻墨模，使得阴文与阳文在墨模上复合而一。其特点是在凹地之中呈现浮雕状的图案或阳文题款，进而增加了墨模制作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凹地阳文墨在明后期较为普遍。此间“龙香”御墨与其他明代墨品相比，相似点大为增加。其时，徽州雕刻艺术得到了迅猛发展，诸如程君房、方于鲁等一些著名制墨家，通常用这样的技法表现题铭或加署制作款识，其作品大多属于明代万历时期，展示了徽州雕刻、制墨技术的精湛技艺，进而为徽墨开始盛名于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雕工
总体而言，明代“龙香”御墨文字的雕刻刀法比清墨来说要深厚得多，并充盈着苍劲有力、雄浑高远的气魄。这种表现手法同样也是明代书法艺术的反映。前文所举的宣德款龙香御墨有许多相似之处，皆采用斜刀雕刻，刃锋隐匿，故而纹饰起线浑然，追求圆润饱满的工艺特征和审美风格。这种技艺在成化、隆庆款的龙香御墨作品中依然得到了体现。尽管后者出现了各种造型，也存在色彩的差异，但不变的龙、螭纹饰无需底纹的衬托，更无需表现景物间的远近关系。这让工匠们足以在狭小面积内斜刀雕刻，隐去了刀锋的痕迹，因而历代龙香御墨的图纹题材、形式设计极其相近。
三、形制
明代御墨的基本形状为牛舌形、正方形，圆柱形、元宝形、莲花头型、圆饼形和八角形七种。在这些形制当中，牛舌形墨占绝大多数(图一)。此种类型似乎来源于宋元时代。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没有有力的实物来证明此时的墨形改革。在明代早期(宣德)，御墨的形制皆为牛舌形，每锭墨俱装饰有龙纹图案，并且采用的是斜刀雕刻手法，故而刀锋虽然犀利，但是在作品中隐匿的很好。浮雕的纹饰起线与整体图案风格浑然一体，饱满而又圆润。这种雕刻风格基本上一成不变，直至成化乃至隆庆、万历年间也没有发生太的改变，可谓真正的“墨”守成规。
四、图案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龙香”御墨的图案都与云、火、龙有关。这种题材与元代传统有关。一般说来，此时的图案大约分为单龙戏珠、双龙(螭)戏珠图案。其中单龙戏珠图案多出现于明代牛舌形、圆柱形、元宝形墨锭之中。似乎是由于整体器型和布局的限制，或者是古人“敬天法祖”传统观念的影响，匠工无法展开新的设计，也不敢进行太胆的创新。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墨品图案基本上都为游龙追逐火珠状造型。即便如此，工匠们在有限的创作空间内尽量作到了图案主题的形象生动：龙珠放射出伞状的火焰，游龙在云中穿梭，云雾缭绕且变幻莫测，但游龙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即将把龙珠捕捉在口(图三)。整个图案将龙的智慧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表现得栩栩如生，体现了人们对于封建皇权威力无边的赞颂。因此这种图案是一幅体现皇权的写实画面。
至于双龙(螭)戏珠图案多出现于正方形、圆饼形墨锭之中。这种图案要比单龙戏珠图案的表现力要丰富的多。在此类图案中，多为隆庆年间所制。
另外还有两种特例。一是在宣德年间出现的一种“龙香御墨”，其形制为牛舌型，但是即便在这种狭窄的布局之中，依然使用了双龙戏珠的图案。它由工部大臣胡进言所督造，采用了双螭对立而争夺一珠的造型，阳文隶书“龙香御墨”四字竖行列于双螭之间，尽管图案的创作空间狭小，但是依然布局紧凑整齐，体现了当时制墨工匠的高超技艺(图二)。值得注意的是，隆庆、万历年间盼御墨图案似乎已经突破了祖制，出现了完全与前代不同的图案。例如在“万历年款白色八角龙香御墨”之上，以前通常出现的双龙戏珠图被八卦图所代替；而“隆庆黄色天下太平墨”(图四)则为以前不见的长形三钱串联纹式。此墨为明代御墨中特有的形制，在当时可以被视作一种创举。
总之，明代“龙香”御墨遵循了以下几个规律：一、明代御墨作为当时宫廷的日常用品，体现了当时皇权统治的需要，因此在图案装饰与器物造型上一旦经过“祖制”规范，就基本维持此类风格以致百年，其间的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墨守成规”既是封建礼法的要求，又是体现皇权的标志。二、“龙香”御墨是以“龙香剂”为主要配料的中国传统制墨工艺。明代宫廷对其的继承与发展，一则是由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所致，二则是对中原传统制墨工艺的承认、延续和发展；三、明代“龙香”御墨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年以后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没有彻底颠覆明初御墨制作理念的基本原则。但是御墨在制作风格上，出现了精细典雅的特征，在艺术观赏性实用性的基础上有了大大提高。可以说，成化、嘉靖年间是明代御墨造型的转折之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新的改动已经预示着新的时代的到来。
在故宫博物院丰厚的藏品中，有大量明代永宣时期的珍贵文物。所谓“永宣时期”，乃是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帝王统治时期(1403～1435)的略称。就整体效果来看，此时文物的风格较为俭朴，文人气息浓郁。特别是在装饰上既注重大的效果又不忽略细节。它们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物质载体，分别从艺术，宗教信仰方面，凸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多元文化交流，走向一体化的发展特点。
墨，尤其是“龙香”墨，与其他文房用具一样，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制品之一。随着两千年以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原地区的确立与传播，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备与文人士大夫之中的书画艺术的发展，使得墨与其他文房用品一起被赋予了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在明代，墨锭的制作工艺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出现了一批制墨名家。以他们的创作为代表的明代制墨工艺不仅讲究墨的实用价值，而且更加注意到了装饰效果的重要性。这就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在闲日鼹之余，随时享受墨工艺晶的精美与华贵。
然而，墨的收藏颇为不易。自古以来，由于所谓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基本上属于以实用为主的生活消费品。在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墨锭极易为潮气所腐蚀，故而长久保存难度较大。另外“述而不作”风气的影响，文房四宝一方面被视为儒家士大夫寄托其道德思想的象征。另一方面其制造业却一直摆脱不了遭到文人鄙视的“雕虫小技”地位。庆幸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明代宫廷墨文物数十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当时宫廷墨精良华丽的代表。代表了当时制墨业的最高工艺水平。我们可以借助这些仅存的稀世之作从中窥其一斑。
明代宫廷制墨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明代制墨手工业的繁荣发展，是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的。明朝皇帝的个人喜好、政治观点对于当时宫廷器物的生产制造具有不可回避的时代特征。
元末明初，是一个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期，儒家民族主义成为团结中原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共同旗帜。而此时，程朱理学也随着儒家民族意识的增长而成为非常强劲的一种帝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例如朱元璋认为元亡的最根本原因是“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即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的“纲纪”遭到君臣的破坏，故治国之道，在于“先立纪纲”。
可以说，明朝的建立与明朝儒家思想的发展乃至文房用具制作水平的空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则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儒家思想和汉族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大趋势到来之后的强烈反应。而“龙香”墨最初的本意：君主授命于天、文治武功，恰恰表达了这个意图。
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朱氏父子热衷于恢复儒家礼制。他们频频发布诏谕，屡次规定用玉、革带制度，宣扬伦理纲常，强化封建等级制度。明初政权对礼仪定制的口号标榜与部分内涵。都体现了统治者向中原王朝脉络的回归。无论是在朱元璋当政期间制定的礼乐制度，还是朱棣花费大量人力与物力来完成《永乐大典》这样浩大的典籍，同时编撰了大量儒学著作“颁行天下”的举动，都是在利用一整套封建伦理纲常，来实现其专制统治。至于珐琅器，颜色釉瓷器，乃至传说中的宣德炉，也被作为政权和儒家礼制的象征，在此时赋予了新的意义。据明代伪书《宣德鼎彝谱》记载，宣德皇帝责成大臣吕震和吴邦佑，参照皇府内藏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和柴、汝。官、哥、均、定等名窑器皿瓷器的款式及《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典籍，设计和监制香炉。这些香炉符合《宣德鼎彝图谱》中所列的117种样式，古朴典雅。其中蚋龙耳炉、鱼耳炉与朝天耳炉是当时在制作宣炉时最满意的3种炉形。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恰恰是世人对于“周礼”的推崇。
明初帝王的个人意愿
中国古代一直是“人治”社会，因此“治世”的实现首先以开明君主的出现为前提。纵观历朝历代，君主的个人素质对于整个社会的是否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明初宫廷艺术创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由于皇帝的倡导。这些皇帝所欣赏的宫廷艺术作品多取材水岸山树、花鸟虫革以及各类皇家生活场景等，蕴涵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具有古朴典雅、宁静恬适的特点。其造型及装饰艺术，集中体现了当时的国家政策以及皇帝本人的审美时尚。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作为普通人对于自身人生追求的一种态度。
此时的臣工在书画创作上亦有相当的造诣，从而使得宫廷书画盛极一时。受整个台阁文风的影响，宣德宫廷花鸟画用工致华美的语言，反映时代的面貌。花卉翎毛色彩绚丽，寓富贵吉祥的象征意义，都是围绕着皇室的审美趣味来经营，并且反映着整个国策的走向。千百年来，隐士作为儒家传统文人世界中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精神象征，深受人们向往。饱经离乱之后，明初的文人士大夫对于战争与和平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他们一方面运用文学，艺术等手段，赞美自己心目中的天堂形象；另一方面又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的梦境展现出来。此时，吉祥寓意、君子美德和庭院风景三类题材相互结合，成为宣德宫廷工笔花鸟画的惯用题材。臣工们利用象征、寓意、比拟、谐意等方法，从心中传达出他们对国家寄予的美好希望，对盛世的赞美，对君王的爱戴。此种画风自然也促成了明初宫廷艺术的发展风格，并为宣德宫廷器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艺术蓝本。
“台阁体”是后人对明代官楷的称谓。在“必遵旧制”的作用下，明代皇帝们大都喜爱翰墨，由于他们颇重书法的宣文载道作用，经常用此赏赐廷臣以示宠爱。而皇帝、太子。诸王的善书，加强了朝廷对善书官员的选拔，为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创造了条件。明代在朝廷供职担任敕诰书写职责的官员是中书舍人，他们代表着官方书法的书写模式和皇帝的审美观点，在整个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因而“台阁体”书法得以大盛。仅以瓷器，铜器、雕漆等的款识为例，这些器物皆有“台阁体”书法的痕迹。如传说中的宣德炉，其铭款“书极遒劲”“婉丽”“端雅”，应该是出自翰林学士沈度之手。
明代“龙香”御墨的基本特点
所谓“龙香”，即中原传统制墨工 艺中流传千年之久的“龙香剂”配方。追溯御墨与“龙香剂”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人为的政治关系。“龙香剂”作为一墨品名，传说最初由唐明皇李隆基命名。王象晋的《群芳谱》记载：“唐明皇以芙蓉花汁调粉，作御墨，日‘龙香剂’。”唐人冯贽所撰《云仙杂记·黑松使者》引《陶家瓶余事》记曰：
玄宗御案墨，曰“龙香剂”。一日，见墨上有小道士，如蝇而行，上叱之。即呼“万岁”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龙宾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赐掌文官。
总体来说，中国人工制墨的最初形式是墨粉或墨丸，待使用时再加调和。所谓“以美蓉花汁调粉”一事，当是唐代前期的墨工依然沿用以前的制作方法，将“芙蓉花汁”作为墨粉的粘合剂进行使用。尽管中国早在北朝时期即已出现用胶作为粘合荆的办法，但是在徽墨创始人之一——易水奚超、奚廷珪父子南下歙州之前尚未完全普及。由此可见，“龙香剂”的形成似乎与李隆基在潞州为日后夺取“天子”位而做的准备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由于潞州的特产是墨，因此所谓的“黑松使者”“小道士”“龙宾”，无一不是假托当地众人之口，并以天命的名义公之于众。而“龙香”怡恰符合了一个君主所应当具有的素质：文治武功。既为其日后的登基称帝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支持，也增加了其“授命于天”的合理性保障。这也正是“龙香”墨盛行千年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诸位制墨名家为了改善墨品的耐久性、渗透性、色泽、香味、防腐防蛀等功效，还配和珍贵天然药材等添加物，从而增加了墨品的整体价值，元人陶宗仪引陈子兼的《窗间记阔》：
(宋)熙、丰间(1088～1085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
所谓“脑”或“龙香”，即“龙脑”或“龙脑香”。综合上述记载，所谓“脑麝”，其实是指两种不同的药材，即龙脑香和麝香。
大体而言，明初“龙香”墨锭具有形制单一。硕大且坚固耐用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明初被固定了下来，成为有明一代宫廷墨品的范例。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墨品可以基本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早期的宣德年制品，二是中期的成化年制品，三是属于晚期的嘉靖。隆庆、万历诸朝。此间“御墨”除了做工精湛外，多有年号款识。这就为今人判断明代御墨的时代特征提供了难得的标准器型。明代“龙香”御墨的基本特点如下：
一、阴文和凹地阳文题款
故宫博物院现存明代“龙香”御墨多为阴文字体。其中最早的为宣德年制，共六锭，皆面图背识。除“胡进言进款蟠纹龙香御墨”(图二)题字为阳文外，余下五墨均采用阴文形式题字。纵观署以上五种年款的御墨，我们发现明代“龙香”御墨的题款制式基本相同，即“龙香御墨：大明××年制”(图一)，其中，“龙香御墨”阴文楷书四字为双列竖行，位于在每锭御墨的最醒目位置；四字之下分别竖行“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大明万历年制”五种年款。另外，成化年制圆柱形、隆庆年制银锭形“龙香”御墨的题铭文字均是阴文，说明从明宣德至万历时期“龙香”阴文题字是连续使用的。
凹地阳文雕刻技术，是指制作墨模的刻工运用阴、阳刃法相结合的技艺雕刻墨模，使得阴文与阳文在墨模上复合而一。其特点是在凹地之中呈现浮雕状的图案或阳文题款，进而增加了墨模制作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凹地阳文墨在明后期较为普遍。此间“龙香”御墨与其他明代墨品相比，相似点大为增加。其时，徽州雕刻艺术得到了迅猛发展，诸如程君房、方于鲁等一些著名制墨家，通常用这样的技法表现题铭或加署制作款识，其作品大多属于明代万历时期，展示了徽州雕刻、制墨技术的精湛技艺，进而为徽墨开始盛名于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雕工
总体而言，明代“龙香”御墨文字的雕刻刀法比清墨来说要深厚得多，并充盈着苍劲有力、雄浑高远的气魄。这种表现手法同样也是明代书法艺术的反映。前文所举的宣德款龙香御墨有许多相似之处，皆采用斜刀雕刻，刃锋隐匿，故而纹饰起线浑然，追求圆润饱满的工艺特征和审美风格。这种技艺在成化、隆庆款的龙香御墨作品中依然得到了体现。尽管后者出现了各种造型，也存在色彩的差异，但不变的龙、螭纹饰无需底纹的衬托，更无需表现景物间的远近关系。这让工匠们足以在狭小面积内斜刀雕刻，隐去了刀锋的痕迹，因而历代龙香御墨的图纹题材、形式设计极其相近。
三、形制
明代御墨的基本形状为牛舌形、正方形，圆柱形、元宝形、莲花头型、圆饼形和八角形七种。在这些形制当中，牛舌形墨占绝大多数(图一)。此种类型似乎来源于宋元时代。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没有有力的实物来证明此时的墨形改革。在明代早期(宣德)，御墨的形制皆为牛舌形，每锭墨俱装饰有龙纹图案，并且采用的是斜刀雕刻手法，故而刀锋虽然犀利，但是在作品中隐匿的很好。浮雕的纹饰起线与整体图案风格浑然一体，饱满而又圆润。这种雕刻风格基本上一成不变，直至成化乃至隆庆、万历年间也没有发生太的改变，可谓真正的“墨”守成规。
四、图案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龙香”御墨的图案都与云、火、龙有关。这种题材与元代传统有关。一般说来，此时的图案大约分为单龙戏珠、双龙(螭)戏珠图案。其中单龙戏珠图案多出现于明代牛舌形、圆柱形、元宝形墨锭之中。似乎是由于整体器型和布局的限制，或者是古人“敬天法祖”传统观念的影响，匠工无法展开新的设计，也不敢进行太胆的创新。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墨品图案基本上都为游龙追逐火珠状造型。即便如此，工匠们在有限的创作空间内尽量作到了图案主题的形象生动：龙珠放射出伞状的火焰，游龙在云中穿梭，云雾缭绕且变幻莫测，但游龙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即将把龙珠捕捉在口(图三)。整个图案将龙的智慧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表现得栩栩如生，体现了人们对于封建皇权威力无边的赞颂。因此这种图案是一幅体现皇权的写实画面。
至于双龙(螭)戏珠图案多出现于正方形、圆饼形墨锭之中。这种图案要比单龙戏珠图案的表现力要丰富的多。在此类图案中，多为隆庆年间所制。
另外还有两种特例。一是在宣德年间出现的一种“龙香御墨”，其形制为牛舌型，但是即便在这种狭窄的布局之中，依然使用了双龙戏珠的图案。它由工部大臣胡进言所督造，采用了双螭对立而争夺一珠的造型，阳文隶书“龙香御墨”四字竖行列于双螭之间，尽管图案的创作空间狭小，但是依然布局紧凑整齐，体现了当时制墨工匠的高超技艺(图二)。值得注意的是，隆庆、万历年间盼御墨图案似乎已经突破了祖制，出现了完全与前代不同的图案。例如在“万历年款白色八角龙香御墨”之上，以前通常出现的双龙戏珠图被八卦图所代替；而“隆庆黄色天下太平墨”(图四)则为以前不见的长形三钱串联纹式。此墨为明代御墨中特有的形制，在当时可以被视作一种创举。
总之，明代“龙香”御墨遵循了以下几个规律：一、明代御墨作为当时宫廷的日常用品，体现了当时皇权统治的需要，因此在图案装饰与器物造型上一旦经过“祖制”规范，就基本维持此类风格以致百年，其间的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墨守成规”既是封建礼法的要求，又是体现皇权的标志。二、“龙香”御墨是以“龙香剂”为主要配料的中国传统制墨工艺。明代宫廷对其的继承与发展，一则是由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所致，二则是对中原传统制墨工艺的承认、延续和发展；三、明代“龙香”御墨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年以后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没有彻底颠覆明初御墨制作理念的基本原则。但是御墨在制作风格上，出现了精细典雅的特征，在艺术观赏性实用性的基础上有了大大提高。可以说，成化、嘉靖年间是明代御墨造型的转折之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新的改动已经预示着新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