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庆棠，祖籍江苏太仓，1897年生于上海。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上海圣玛利亚书院读书，任学生会主席。1919年负笈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受业于杜威和克伯屈博士。回国后于1925年参加“五卅”惨案上海学生后援会工作。1927年，她放弃上海大夏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担任江苏省扩充教育处处长。1949年9月，她自美国辗转香港、沈阳来到北京，被选为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教育界代表，并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总理邀请她担任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她就任后立即着手起草共和国1950年社会教育规划，准备将她毕生绘制的民众教育图景变成现实，迅速扫除工农群众中的文盲，提高工农群众的整体文化水平。1949年12月4日，俞庆棠逝世，享年52岁。
　　
　　排除万难：创办实验民众学校
　　
　　1928年，俞庆棠根据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嘱，在苏州创办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民众教育学校(旋即改名为中央大学区区立民众教育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兼任校长。为7研究探索民众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俞庆棠决定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依托，大力开展民众教育实验。为此，她辞去江苏省教百厅扩充教育处处长的职务，专任该校教授和研究实验部主任。在6年左右的研究实验部主任任职期间，培育的千余名毕业生后来大多数人都从事革命教育工作。她创办了黄巷农民教育、丽新路工人教育等8个实验区，民众教育实验事业办得卓有成效，轰动全国各地，吸引众多关心、从事民众教育的人员前来参观学习、取经。俞庆棠所创办的民众教育机构成7当时全国的一面旗帜，开创了我国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模式。抗日战争期间，她在四川创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在民众教育方面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探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俞庆棠希望政府尽快把人民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医治战争的创伤，向着民主的新中国迈进，因而接受了上海市教育局长顾毓跨的邀请，担任该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继而兼任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以下简称实验民校)校长，还担任教育局顾问。经日本侵略者蹂躏8年之久的上海，教育方面的基本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此时，民众教育更是首当其冲。俞庆棠受命于百废待兴之际，筚路蓝缕。她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整顿了上海原有的图书馆、博物馆、民众教育馆、体育场及体育馆等民众教育机构和基本设施，积极推动民众教育事业充实发展。
　　在众多民众教育机构里，实验民校是上海市最早的民众学校。实验民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下层民众。在选择校址的时候，俞庆棠一眼就看中了上海市最大的工业区——地处沪西胶州路601号(现静安区业余大学所在地)原“日本帝国第三国民小学”所在地。这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是意大利人的兵营，后改为日本帝国的国民小学。她认为，在此办实验民校可以让广大民众铭记日本帝国主史侵略中国的罪行——这本身就是教育的最佳场所。在此处开办民众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学校地处沪西工业区，有各种类型的工厂和商店，并有许多棚户区，聚居着众多劳苦民众，工人多、平民多、文盲多，正是为劳苦大众推行民众教育，基础教育和补习教育的有利场所。为了把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俞庆棠无法顾及家中双目失明的公公唐文治、丈夫唐庆诒以及年幼的儿女们，啃着大饼当午餐，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建校工作。她组织师生们把满地的日本军棍、沙袋、天皇木偶及污泥浊水一起清除掉。在她的带领下，筹备建校工作仅仅用了10天時间。
　　俞庆棠创办的实验民校具有鲜明的特色。招生对象不限年龄、性别；采用一校多能、一校多用的方法，每日上午到晚间，分班、分批轮流上课；学校开设托儿所，招收2～5岁的儿童；上午设半天课的有“儿童组”的学生，又有12～16岁的“少年组”，还有在下午上课的“妇少组”。另外，还有16岁以上的工人、店员和平民组成的“成人补习组”。因为参加成人补习的学员白天要上班做工谋生，因而他们只能利用晚间来校补习功课，所以，实验民校整天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学校又为学生开办了缝纫、烹调训练班等，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谋生本领。学校还通过活动，组织起牛奶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电工服务组，并在学余开展各种文艺、歌咏等活动。这所学校肩负着与全市百余所民众学校联系并提供经验、教学辅导、教育资料、巡回书库、交流经验、联合开展活动等任务。还担负着为各厂办工人夜校输送干部、教师，并给予办学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的职能。
　　
　　竭尽全力：提高民众教育水平
　　
　　在实验民众学校的办学方针上，俞庆棠大胆尝试，采取学校与社会并举的思路，着力推动民众教育健康发展。她在实验民校建立了推广部，走出校门，深入到民众中去办民众教育，先后在余姚路、新闸路金家巷棚户区、长寿路、曹家渡小莘庄等处棚户区建立了民众学校，还以江宁区作为民众学校的实验区，使沪西一带民众教育得到了更快地发展。
　　利用社会力量，俞庆棠还开办了百余所市立民众学校。由于教育经费拮据，她只得先在市区商借私立中小学教室，分批设立民众学校，以后逐步扩展到郊区，农村民众学校随之兴旺起来。为了使成人获得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她兼任着申新纱厂第二、第五两厂的福利科长，借此职务所办的工人夜校、子弟小学、合作社、医院等福利事业充满生机。当各区和不少工厂都设立起民众学校时，她就在办公室挂起上海市地图，亲自把小红旗插在民众学校所在的位置，制成民众学校分布图。这幅星罗棋布的民众学校挂图，令俞庆棠心旷神怡，聊以自慰。据1947年3月统计，仅上海市立民众学校就有110所，班级411个，学生21000人，另设民众识字教育班856个，学生42000人。
　　俞庆棠深知要办好全上海市的民众教育，首先要办好实验民校，以点带面，推动全市民众教育发展。因而，她积极探索实验民校教育的规律，加强实验民校的管理。当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取得一定的经验时，就组织全市民众学校来实验民校观摩学习，使实验民校的经验在全市开花结果。为促进全上海的民众学校发展，提高民众教育质量，俞庆棠还专门举办市立民众学校成绩展览会，交流办学经验，使民众学校办学绩效有了明显的提高。她还在民众学校每学期开始和学期中间，召开民众学校工作会议，研究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展民众教育的经验，解决实际教育中的问题。
　　俞庆棠在实验民校试行导生制(“小先生”制)。由于社会上要求读书的工人、店员、平民人数众多，而办学经费又十分有限，教师严重不足。为了妥善解决这一矛盾，她决定由校推广部组成一支有40人左右的“小先生”队伍，采取能者为师的方法，由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的学生，程度高的学生教程度低的学生，从而使得有更多的民众能够接受教育。她鼓励民众学校的教师自编讲义，要求结合生产、生活实际，结合学生的学习 实际，力求通俗易懂，有启发意义。因而，青少年学习的积极性更高，劲头更足，进步很快。在民众教育的师资培训和教材制订方面，俞庆棠作了有意义地尝试。为了培训民众教育的师资，她先后开办了社会教育人员训练班、民众学校教师讲习班、识字教育师资讲习班，还组织力量编订了文字接近口语、易读易懂的民众学校课本，多途径、多方式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
　　俞庆棠在上海举办的实验民校教育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来了不少国内外知名人士前往参观，如陈鹤琴、梁漱溟、雷洁琼、宋美龄、马歇尔夫人等。不少国际教育家也不断前来参观取经，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教育参观团及法国、美国等国的参观者。她也因此被聘任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1948年又担任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中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也促成她在1948年10月上海政治环境日趋险恶之际，离开上海，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赴美国考察战后难童教育及成人补习教育之行。
　　
　　舍生忘死：誓与学校共存亡
　　
　　俞庆棠在上海兴办民众教育，其主要对象是工人、店员和其他劳动人民，而她所任用的实验民校教师和各市立民众学校的主任，大多都是爱国、有民主思想的青年，师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因此在这块民众教育园地里民主氛围很浓，教育办得有声有色。
　　实验民校更是各民众学校的中心，被誉为屹立在沪西区的红色堡垒，但这些状况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上海教育当局企图威逼俞庆棠解散市立实验民校，辞去校长职务。但她认为，民众教育事业据点必须保住，因而绝不辞职。上海教育当局见威逼不成，就用另外一套手法，企图在市参议会上以假民意替代真民意，强行通过停办市立实验民校的决议。她深感市立实验民校的存废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于是抱着与实验民校共生死的决心，团结、动员全校师生积极投入护校运动。1947年1月，上海市正在召开市第一届参议会第=次大会，她便组织师生300余人去参议会请愿，提出“我们要求实验民校不改组，不撤销”的口号，同时把她写给市长吴国桢及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抗议撤销实验民校的信，亲手交给领队、教导主任沈吕默带往现场，信中说：“庆棠以身殉职，在所不惜。”同时采取各种办法，布告社会各界和教育界知名人士，争取各界的支持和声援。进步的新闻界、舆论界大都同情和支援民众学校，一时间，呼吁书、声援书、联名信，纷纷见诸报端，抗议书更是如同雪片飞来。市参议会迫于民众的压力，最终还是通过了保留市立实验民校的名称和性质的决议。这所俞庆棠所创办的沪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实验民校终于保留了下来。护校运动的胜利，对以后市立民众学校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就在护校运动进行的同时，俞庆棠在上海创办的社会教育事业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援助。許多单位中都有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起核心领导作用，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成长为共产党员，而且在自己所在单位开展革命活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国民党政府对实验民校进行迫害之时，为了保护学校，中国共产党给予俞庆棠有力的支持，动员实验民校的师生奋起护校。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委和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亲自组织指挥，并通过组织上海市社会力量支持实验民校的护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