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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主体的译者不但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相反译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提出了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问题，尤其以Susan Bassinet的《文化，构建，翻译》为代表。自此翻译研究开始从单纯的语言学角度进人到语境、历史、文化的宏观大环境中。随着对翻译理论中阐释学研究的深人，人们也加深了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和对译者主体性的肯定。
【关键词】理论；主体性；翻译策略；译者
Explanation study theory and translator independent
Shan Jianfeng
【Abstract】Has not aroused the widespread interest not only as the main body translator, on the contrary the translator in politics, the economy, the culture has been at the edge position. Since the 1970s, Western translator proposed the translation theory “the culture changes” the question, especially take Susan Bassinet “Cultur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s representative. From now on will translate the research to start to enter the human from the pure linguistics angle to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historical, in the cultural macroscopic environment. Along with to translation theory in explanation study research deep person, the people also deepened to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essence understanding and to the translator independent affirmation.
【Key words】Theory;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strategy; Translator
1 阐释学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它已成为当代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思潮之一，其理论影响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从词源学的角度讲，HERMENEUTICS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HERMES赫尔墨斯。他是古希腊神话中传达信息的信使之神，他主要传达主神宙斯的旨意，把神旨传达到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转换为人间语言，他在其间做些解释工作，使神谕变得意义明晰。
阐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明确了阐释学的基本范畴:对文本的解释和说明。他坚持在人类文化中能动的“自我”(ego)这个绝对的精神主体的创造性。狄尔泰进一步将阐释学这一解释历史文本的学问上升为一种研究人文科学的哲学方法论。自狄尔泰之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阐释学也有重大影响，他们理解的方法是从主体参与人手，把人和现象看作是人的主体参与，经过主体投人再加以了解，这就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阐释学的意义。海德格尔从传统的阐释学思想出发，把阐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提升到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上来。现代哲学阐释学使人文科学摆脱了科学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彰显了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乔治斯坦纳是对翻译过程进行深人研究的西方著名学者，他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该书第二版出版序言中，斯坦纳提出:“一切交际活动中都形式的或语用的隐含着翻译活动。”在《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他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任、侵人、吸收、补偿，并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斯坦纳所提出的翻译四步骤无一不是在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原语与译语、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而主体性则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具体地说，主体性是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重要的特征。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认真解读;另一方面当译者进人翻译阶段后，又要把自己作为原文的阐释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分析能力，分析原文作品的思想内涵，在从原语到译人语的转换过程中，必须再现原作的风格、思想主题。最后，译者还要争取保持译作与原作的平衡。可以说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接受原作并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为了完成译人语的文化要求和读者要求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译者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
2 《红楼梦》中部分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及成因
2.1 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以其最典型的形式表现文化活动及内涵，所以，语言是文化的语言。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文学作品来源于特定文化，并反映这一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生活习惯、风土民俗、宗教信仰等。由于各地区、各民族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所以文化比较也就成为翻译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所反映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可谓丰富多彩，而中英之间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相去甚远，因此，对其中文化信息的处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目前，《红楼梦》有两部比较成功的英译本，一部为中国译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所译，另一部则为英国译者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一明福德)所译。在此，本文从这两位译者对《红楼梦》中部分文化信息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人手，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间题。
例1 世人都晓神仙好(第一回)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杨译)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霍译)
宗教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很多带有宗教色彩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汉语中普通的词汇而被人们经常使用。圣经同样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英语并丰富了英语语言。语言和宗教文化相互作用、渗透并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同时也给翻译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神仙”属道教概念，道教主张“无为”，认为“天、人”合而为一，人死后都渴望升天、成仙(immortals)。但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生来是有罪的，所以要不断地赎罪以求上帝拯救其灵魂(salvation)。从上述例句我们可以看出，杨译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思想，而霍译则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价值取向。这两位译者不同的宗教背景决定了他们对原文的不同阐释。
例2 水溶见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第十五回)
…(The prince ) turned to observe to Jia Zheng，“Your son is truly 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x?”(杨译)
…the prince observed to Jia Zheng that “the young phoenix was worthy of his sire.”(霍译)
例句中所涉及的两种动物龙和凤，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dragon”在英语中是邪恶、魔鬼的化身，而对汉语读者来说，“龙”则是吉祥的动物;“凤”在西方神话中表示重生，而在汉语I一扫，“凤”则是百鸟之首，是吉祥的象征。“龙驹凤雏”常用来指聪明有作为的年轻人。“凤”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联想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差异最大的当属“龙(dragon)”。因此，霍克斯在译文中保留了“凤”的喻意，而舍弃了易产生误解的“龙”的喻意。他对文本的阐释反映出他的翻译策略，即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可对文本进行适当的改动，不必对原文亦步亦趋。作为龙的传人，杨宪益是想通过翻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所以他把“龙驹凤雏”直译为a dragon’ s colt or young phoenix。由此可见，这两位译者在翻译中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例3 “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第四十七回)
Quite a model of wifely submission and virtue，aren’t you? Only you carry this obedience too far.(杨译)
I must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wifely virtue-though I must say，I think that in this case you are car tying wifeliness a little far.(霍译)
中英文化中的“妇德”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上述两个译文中尽管都用wifely virtue来表示“三从四德”或“贤惠”，但杨译的submissio。和obedient。则更加阐释了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价值观。
例4 (袭人)说了半截忙又掩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说。”(第三十四回)
……“Go on.”(杨译)
……“Please go on.”(霍译)
例5 “你明)七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有出息了。”(第二十七回)
You must come and work for me. I will make you my adopted daughter.(杨译)
How would you like to come and work for me and be my god-daughter?(霍译)
例4中“王夫人”和“袭人”是主仆关系，原文中没有任何礼貌用语，相反带有命令语气。杨译采用祈使句，忠实于原文;而霍译却增加了礼貌词“please”。同样，例5是王熙凤和丫鬓红儿的对话，霍克斯把原文带有命令语气的句子换成了委婉的疑问句，这是因为，英语中是很少用祈使句来征求对方意见的。很显然霍克斯遵循了西方社交中的礼貌原则，这对英语读者来说，显得更自然、更易于接受。
2. 2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从上述例句看，杨宪益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如对“神仙”、“龙风”、“三从四德”等中国文化中的专有名词多采用直译法以保留原作的特征，视忠实原作为第一要义。在翻译作品时尽量保持原作情调，其目的就是要把本土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西方，以便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而很少顾及译文预期读者的可接受性。而霍克斯在翻译这些中国文化中专有词汇时则多采用意译法，其目的就是要让译文读者轻松地理解译文内容。正如他在日后提及翻译《红楼梦》的意图时所言:“使译文读者稍稍感觉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当然，上述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策略上的彰显并非随意、偶然的，而是受到一定的外部因素，如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等的影响。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时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与当时的大文化语境相比，译者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当时的“红学”研究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分析文学作品。因此，杨宪益夫妇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及意识形态下，对于译法几乎没有任何选择，只能采用直译手法，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言行时，只能在采用异化策略的同时，通过一些选词更加突出其罪恶性，如例句中对“服侍”、“你只管说”等的翻译。相反，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文学在西方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在西方强大的文化语境下，霍克斯无需输人中国文化因素，而只需按照西方人的口味译出即可。当然，霍克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是不会受其国内意识形态影响的，总体而言，他的翻译方法是符合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审美需求的。
3 结语
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在原著面前，译者必须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主观能动性，进行堪与原著相媲美的再创作。同时还必须尽量忠实于原著，自觉用原著来约束自己。不同的译者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必然会显示出很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尽管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都着力于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汁原味”，但由于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在翻译过程中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使两本译文彰显了译者不同的主体性。不过，他们都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思想，做到了基本尊重原文与适当发挥主体性的辩证统一，准确把握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度，因此，两本译文都可称为上乘之作。
【关键词】理论；主体性；翻译策略；译者
Explanation study theory and translator independent
Shan Jianfeng
【Abstract】Has not aroused the widespread interest not only as the main body translator, on the contrary the translator in politics, the economy, the culture has been at the edge position. Since the 1970s, Western translator proposed the translation theory “the culture changes” the question, especially take Susan Bassinet “Cultur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s representative. From now on will translate the research to start to enter the human from the pure linguistics angle to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historical, in the cultural macroscopic environment. Along with to translation theory in explanation study research deep person, the people also deepened to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essence understanding and to the translator independent affirmation.
【Key words】Theory;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strategy; Translator
1 阐释学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它已成为当代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思潮之一，其理论影响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从词源学的角度讲，HERMENEUTICS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HERMES赫尔墨斯。他是古希腊神话中传达信息的信使之神，他主要传达主神宙斯的旨意，把神旨传达到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转换为人间语言，他在其间做些解释工作，使神谕变得意义明晰。
阐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明确了阐释学的基本范畴:对文本的解释和说明。他坚持在人类文化中能动的“自我”(ego)这个绝对的精神主体的创造性。狄尔泰进一步将阐释学这一解释历史文本的学问上升为一种研究人文科学的哲学方法论。自狄尔泰之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阐释学也有重大影响，他们理解的方法是从主体参与人手，把人和现象看作是人的主体参与，经过主体投人再加以了解，这就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阐释学的意义。海德格尔从传统的阐释学思想出发，把阐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提升到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上来。现代哲学阐释学使人文科学摆脱了科学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彰显了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乔治斯坦纳是对翻译过程进行深人研究的西方著名学者，他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该书第二版出版序言中，斯坦纳提出:“一切交际活动中都形式的或语用的隐含着翻译活动。”在《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他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任、侵人、吸收、补偿，并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斯坦纳所提出的翻译四步骤无一不是在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原语与译语、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而主体性则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具体地说，主体性是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重要的特征。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认真解读;另一方面当译者进人翻译阶段后，又要把自己作为原文的阐释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分析能力，分析原文作品的思想内涵，在从原语到译人语的转换过程中，必须再现原作的风格、思想主题。最后，译者还要争取保持译作与原作的平衡。可以说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接受原作并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为了完成译人语的文化要求和读者要求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译者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
2 《红楼梦》中部分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及成因
2.1 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以其最典型的形式表现文化活动及内涵，所以，语言是文化的语言。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文学作品来源于特定文化，并反映这一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生活习惯、风土民俗、宗教信仰等。由于各地区、各民族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所以文化比较也就成为翻译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所反映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可谓丰富多彩，而中英之间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相去甚远，因此，对其中文化信息的处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目前，《红楼梦》有两部比较成功的英译本，一部为中国译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所译，另一部则为英国译者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一明福德)所译。在此，本文从这两位译者对《红楼梦》中部分文化信息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人手，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间题。
例1 世人都晓神仙好(第一回)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杨译)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霍译)
宗教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很多带有宗教色彩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汉语中普通的词汇而被人们经常使用。圣经同样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英语并丰富了英语语言。语言和宗教文化相互作用、渗透并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同时也给翻译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神仙”属道教概念，道教主张“无为”，认为“天、人”合而为一，人死后都渴望升天、成仙(immortals)。但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生来是有罪的，所以要不断地赎罪以求上帝拯救其灵魂(salvation)。从上述例句我们可以看出，杨译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思想，而霍译则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价值取向。这两位译者不同的宗教背景决定了他们对原文的不同阐释。
例2 水溶见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第十五回)
…(The prince ) turned to observe to Jia Zheng，“Your son is truly 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x?”(杨译)
…the prince observed to Jia Zheng that “the young phoenix was worthy of his sire.”(霍译)
例句中所涉及的两种动物龙和凤，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dragon”在英语中是邪恶、魔鬼的化身，而对汉语读者来说，“龙”则是吉祥的动物;“凤”在西方神话中表示重生，而在汉语I一扫，“凤”则是百鸟之首，是吉祥的象征。“龙驹凤雏”常用来指聪明有作为的年轻人。“凤”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联想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差异最大的当属“龙(dragon)”。因此，霍克斯在译文中保留了“凤”的喻意，而舍弃了易产生误解的“龙”的喻意。他对文本的阐释反映出他的翻译策略，即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可对文本进行适当的改动，不必对原文亦步亦趋。作为龙的传人，杨宪益是想通过翻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所以他把“龙驹凤雏”直译为a dragon’ s colt or young phoenix。由此可见，这两位译者在翻译中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例3 “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第四十七回)
Quite a model of wifely submission and virtue，aren’t you? Only you carry this obedience too far.(杨译)
I must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wifely virtue-though I must say，I think that in this case you are car tying wifeliness a little far.(霍译)
中英文化中的“妇德”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上述两个译文中尽管都用wifely virtue来表示“三从四德”或“贤惠”，但杨译的submissio。和obedient。则更加阐释了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价值观。
例4 (袭人)说了半截忙又掩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说。”(第三十四回)
……“Go on.”(杨译)
……“Please go on.”(霍译)
例5 “你明)七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有出息了。”(第二十七回)
You must come and work for me. I will make you my adopted daughter.(杨译)
How would you like to come and work for me and be my god-daughter?(霍译)
例4中“王夫人”和“袭人”是主仆关系，原文中没有任何礼貌用语，相反带有命令语气。杨译采用祈使句，忠实于原文;而霍译却增加了礼貌词“please”。同样，例5是王熙凤和丫鬓红儿的对话，霍克斯把原文带有命令语气的句子换成了委婉的疑问句，这是因为，英语中是很少用祈使句来征求对方意见的。很显然霍克斯遵循了西方社交中的礼貌原则，这对英语读者来说，显得更自然、更易于接受。
2. 2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从上述例句看，杨宪益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如对“神仙”、“龙风”、“三从四德”等中国文化中的专有名词多采用直译法以保留原作的特征，视忠实原作为第一要义。在翻译作品时尽量保持原作情调，其目的就是要把本土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西方，以便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而很少顾及译文预期读者的可接受性。而霍克斯在翻译这些中国文化中专有词汇时则多采用意译法，其目的就是要让译文读者轻松地理解译文内容。正如他在日后提及翻译《红楼梦》的意图时所言:“使译文读者稍稍感觉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当然，上述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策略上的彰显并非随意、偶然的，而是受到一定的外部因素，如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等的影响。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时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与当时的大文化语境相比，译者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当时的“红学”研究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分析文学作品。因此，杨宪益夫妇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及意识形态下，对于译法几乎没有任何选择，只能采用直译手法，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言行时，只能在采用异化策略的同时，通过一些选词更加突出其罪恶性，如例句中对“服侍”、“你只管说”等的翻译。相反，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文学在西方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在西方强大的文化语境下，霍克斯无需输人中国文化因素，而只需按照西方人的口味译出即可。当然，霍克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是不会受其国内意识形态影响的，总体而言，他的翻译方法是符合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审美需求的。
3 结语
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在原著面前，译者必须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主观能动性，进行堪与原著相媲美的再创作。同时还必须尽量忠实于原著，自觉用原著来约束自己。不同的译者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必然会显示出很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尽管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都着力于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汁原味”，但由于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在翻译过程中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使两本译文彰显了译者不同的主体性。不过，他们都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思想，做到了基本尊重原文与适当发挥主体性的辩证统一，准确把握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度，因此，两本译文都可称为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