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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公务员是行政管理组织得以建立和运转的必要前提。公务员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理应代表具备公共精神,确立公共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不可避免的具有理性自利的行为动机,这种应然与实然、价值与事实之间矛盾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界无法圆满解决的痼疾。现实中应通过对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融合,谋求一种公务员外在的监督制约机制与内在的道德制约机制的结合和超越。
【关键词】人性假设理论;公务员制约机制;发展
纵观西方行政管理发展史,几乎任何一种行政管理理论或行政管理实践,实际上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其基本前提的。正如美国学者孔茨所言:“管理者不管是否自觉地认识到这些,在他们心目中总有一个个体的模式和基于人的假设的组织行为模式。这些假设影响着管理者的行为。”[1]理论界往往把人性假设的研究焦点置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西方理论的园囿,忽略了东方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思想,更是始终无法冲破东西方文化的藩篱,实现两者的融合与互动。早在两千年前,我国先辈已明确了管理之中心是人,这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优于西方的一大优点。在我国古代关于人性假设思想的探讨也是相当丰富和深刻的。
一、 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及两者的对比探析
1、 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发展演变。
(1)经济人假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了 “经济人”的观点。经济人假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二是人有完全理性,总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三是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法律体制完备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能产生利他,越追求自己的利益越能给社会创造财富。(2) 社会人假设。20世纪30年代起,以梅奥为创始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的思想。这种思想将人视为社会系统中的多面体;主张削弱管理机构的僵化程度,以便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要;更多的关心人际关系和精神激励因素。(3)自我实现人假设。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行为科学关于人的需要——动机——激励理论之一,其核心要使人人都成为自我实现的人。自我实现的人是指人的才能充分展现出来,是的人的最大需求和最大满足的人。(4)复杂人假设。20世纪70年代,美国管理心理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他认为,人类的最大需求不可能都是一样的,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
2、 中国古代人性假设思想的发展演变
(1)人性善的假设。它以孟子为代表。孟子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种根本的善,乃性所固有,不是本来没有而勉强炼成的。[2]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提出国家的管理者要实施“仁政”,他认为仁政来源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2)人性恶的假设。荀子是代表人物。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为之性。”人的这种自然属性的表现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的弟子韩非师承了性恶的的观点,认为人的天性只知趋利避害,因而惟有利害可以驱使之。他跟荀子不同的是:主张用法治恶。(3)人性非善非恶论。这一思想是与孟子同一时代的告子所主张的。告子把人性看成是一张纯洁无暇的白纸,其或善或恶的分化完全取决于后天的行为。
东西方文化以其各自的历史和特色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东西方的人性假设思想各有千秋,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和现代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互动和融合。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社会人假设”与“性善论”、“复杂人假设”与“性非善非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隔着漫长的历史长河和辽远的地理空间遥相呼应、相映成辉。我们理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会为我们分析考察人性假设思想的变迁对公务员制约机制发展进程的影响提供更宽广的视野。
二、人性假设视角下的行政思想变迁
人性假设思想的转变是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根本不同之处,它不仅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教义的逻辑起点,也是新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导向理念的原始假设。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深深影响了政治制度设计。韦伯的行政官僚体制的建构因袭了基于人性恶假设的制度设计理念,强调规制导向,试图以详尽完备的规章条文来控制官僚,防止其滥用职权,保证官僚履行其应负的责任。这种思想与实践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韩非的人性恶假设以及用法治恶的思想不谋而合。韦伯论证了理性官僚制的技术最优特性,指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的官僚制可以取得最大的效率,这种以规制导向的官僚制一度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模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运用。但在现实中,以规制求效率、以规制落实责任的官僚制往往走向其反面,低效、推诿、繁文缛节、不负责任、僵化成为官僚制的痼疾。
理性经济人假设为解决上述官僚制弊病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施蒂格勒一针见血地揭开了公务员研究的黑匣子,他认为:“一个理性人必然受到对其行动有影响的刺激机制的支配。胡萝卜和大棒对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支配作用对驴子的支配作用是一样的。”[3]彼得斯认为:“从市场的观点来看,传统官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无法提供充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地做好分内工作。”[4]因此,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应由防止官僚滥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转变为如何在承认官僚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激励、引导官僚尽可能地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即设计一种制度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兼容。新公共管理主张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准市场等激励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品质,重视结果而非过程,从而克服片面强调形式合理性的传统官僚制的实质非理性。
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同样面临着批评和挑战。著名行政伦理学家张康之教授明确认为:从现实的政治运行和政府功能的发挥过程来看,道德的力量在政治家、公务员的个人利益追求面前显得非常尴尬,公共领域的现实是,政治家和公务员都是有着个人利益追求的。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能根据这一点来认定政治家和公务员就是“经济人”。
三 东西方思想融合下的公务员制约机制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西方以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他们主要的思维基础。它沿着教育的途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发公众对理性的自觉性,从而确认实验的判决性和理性的权威性,以科学的原则为社会的生活原则,并依此来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东方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伦理思维为主的灵性思维方式,一种偏重情感的思维方式。它沿着传统的途径,以伦理关系的方式、自我道德意识进行自律。它重要依靠传统的权威性、标准的模糊性和情感的主导性来调节人际关系。实践告诉我们,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应该是先合理再合情,理性是第一位的,这样才能保证了整体上的公正和合理。若先合情就很难有科学合理的是非检验的标准,事物发展缺乏逻辑性,从而导致发展的不稳定。因此,以一种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西方国家推崇法治而贬低道德与中国古代儒家的“德主而刑辅”的做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缺乏逻辑基础的。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总是表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利己与利他的矛盾统一体。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正是根据这种对人的人性的认识而做出的,即通过法治禁恶,通过德治扬善。我们应首先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公务员行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认清公务员经济人的本来属性,揭示公务员的行为,为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及运作机制提供一个有解释力的基础性视角。也只有把公务员界定在经济人范畴,才能制定出更加严密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加有效的约束公务员,避免“寻租”行为,保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制度建设只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如果要在根本上消除腐败,还需要通过一种“内心的法”即道德的建设才能实现。公务员不应当满足于遵纪守法,而且必须有着更高的道德自律。这是经济人所没有的特殊道德要求,却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必须具备的道德价值取向。公务员的道德建设恰恰可以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结语
承认公务员的经济人假设与注重公务员的道德建设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通过对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融合,谋求一种公务员外在的监督制约机制与内在的道德制约机制的结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1][美]孔茨 管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577
[2]苏东水 东方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135-136
[3]Stigler George: 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4] [美]B.盖伊 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 夏宏图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5-26
作者简介:党鸿军,河南大学校党委宣传部,高级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王利强
【关键词】人性假设理论;公务员制约机制;发展
纵观西方行政管理发展史,几乎任何一种行政管理理论或行政管理实践,实际上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其基本前提的。正如美国学者孔茨所言:“管理者不管是否自觉地认识到这些,在他们心目中总有一个个体的模式和基于人的假设的组织行为模式。这些假设影响着管理者的行为。”[1]理论界往往把人性假设的研究焦点置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西方理论的园囿,忽略了东方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思想,更是始终无法冲破东西方文化的藩篱,实现两者的融合与互动。早在两千年前,我国先辈已明确了管理之中心是人,这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优于西方的一大优点。在我国古代关于人性假设思想的探讨也是相当丰富和深刻的。
一、 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及两者的对比探析
1、 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发展演变。
(1)经济人假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了 “经济人”的观点。经济人假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二是人有完全理性,总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三是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法律体制完备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能产生利他,越追求自己的利益越能给社会创造财富。(2) 社会人假设。20世纪30年代起,以梅奥为创始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的思想。这种思想将人视为社会系统中的多面体;主张削弱管理机构的僵化程度,以便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要;更多的关心人际关系和精神激励因素。(3)自我实现人假设。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行为科学关于人的需要——动机——激励理论之一,其核心要使人人都成为自我实现的人。自我实现的人是指人的才能充分展现出来,是的人的最大需求和最大满足的人。(4)复杂人假设。20世纪70年代,美国管理心理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他认为,人类的最大需求不可能都是一样的,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
2、 中国古代人性假设思想的发展演变
(1)人性善的假设。它以孟子为代表。孟子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种根本的善,乃性所固有,不是本来没有而勉强炼成的。[2]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提出国家的管理者要实施“仁政”,他认为仁政来源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2)人性恶的假设。荀子是代表人物。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为之性。”人的这种自然属性的表现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的弟子韩非师承了性恶的的观点,认为人的天性只知趋利避害,因而惟有利害可以驱使之。他跟荀子不同的是:主张用法治恶。(3)人性非善非恶论。这一思想是与孟子同一时代的告子所主张的。告子把人性看成是一张纯洁无暇的白纸,其或善或恶的分化完全取决于后天的行为。
东西方文化以其各自的历史和特色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东西方的人性假设思想各有千秋,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和现代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互动和融合。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社会人假设”与“性善论”、“复杂人假设”与“性非善非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隔着漫长的历史长河和辽远的地理空间遥相呼应、相映成辉。我们理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会为我们分析考察人性假设思想的变迁对公务员制约机制发展进程的影响提供更宽广的视野。
二、人性假设视角下的行政思想变迁
人性假设思想的转变是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根本不同之处,它不仅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教义的逻辑起点,也是新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导向理念的原始假设。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深深影响了政治制度设计。韦伯的行政官僚体制的建构因袭了基于人性恶假设的制度设计理念,强调规制导向,试图以详尽完备的规章条文来控制官僚,防止其滥用职权,保证官僚履行其应负的责任。这种思想与实践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韩非的人性恶假设以及用法治恶的思想不谋而合。韦伯论证了理性官僚制的技术最优特性,指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的官僚制可以取得最大的效率,这种以规制导向的官僚制一度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模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运用。但在现实中,以规制求效率、以规制落实责任的官僚制往往走向其反面,低效、推诿、繁文缛节、不负责任、僵化成为官僚制的痼疾。
理性经济人假设为解决上述官僚制弊病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施蒂格勒一针见血地揭开了公务员研究的黑匣子,他认为:“一个理性人必然受到对其行动有影响的刺激机制的支配。胡萝卜和大棒对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支配作用对驴子的支配作用是一样的。”[3]彼得斯认为:“从市场的观点来看,传统官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无法提供充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地做好分内工作。”[4]因此,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应由防止官僚滥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转变为如何在承认官僚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激励、引导官僚尽可能地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即设计一种制度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兼容。新公共管理主张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准市场等激励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品质,重视结果而非过程,从而克服片面强调形式合理性的传统官僚制的实质非理性。
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同样面临着批评和挑战。著名行政伦理学家张康之教授明确认为:从现实的政治运行和政府功能的发挥过程来看,道德的力量在政治家、公务员的个人利益追求面前显得非常尴尬,公共领域的现实是,政治家和公务员都是有着个人利益追求的。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能根据这一点来认定政治家和公务员就是“经济人”。
三 东西方思想融合下的公务员制约机制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西方以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他们主要的思维基础。它沿着教育的途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发公众对理性的自觉性,从而确认实验的判决性和理性的权威性,以科学的原则为社会的生活原则,并依此来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东方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伦理思维为主的灵性思维方式,一种偏重情感的思维方式。它沿着传统的途径,以伦理关系的方式、自我道德意识进行自律。它重要依靠传统的权威性、标准的模糊性和情感的主导性来调节人际关系。实践告诉我们,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应该是先合理再合情,理性是第一位的,这样才能保证了整体上的公正和合理。若先合情就很难有科学合理的是非检验的标准,事物发展缺乏逻辑性,从而导致发展的不稳定。因此,以一种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西方国家推崇法治而贬低道德与中国古代儒家的“德主而刑辅”的做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缺乏逻辑基础的。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总是表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利己与利他的矛盾统一体。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正是根据这种对人的人性的认识而做出的,即通过法治禁恶,通过德治扬善。我们应首先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公务员行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认清公务员经济人的本来属性,揭示公务员的行为,为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及运作机制提供一个有解释力的基础性视角。也只有把公务员界定在经济人范畴,才能制定出更加严密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加有效的约束公务员,避免“寻租”行为,保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制度建设只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如果要在根本上消除腐败,还需要通过一种“内心的法”即道德的建设才能实现。公务员不应当满足于遵纪守法,而且必须有着更高的道德自律。这是经济人所没有的特殊道德要求,却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必须具备的道德价值取向。公务员的道德建设恰恰可以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结语
承认公务员的经济人假设与注重公务员的道德建设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通过对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融合,谋求一种公务员外在的监督制约机制与内在的道德制约机制的结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1][美]孔茨 管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577
[2]苏东水 东方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135-136
[3]Stigler George: 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4] [美]B.盖伊 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 夏宏图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5-26
作者简介:党鸿军,河南大学校党委宣传部,高级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王利强